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编辑：石悦欣，头图来自：《小欢喜》
家长并不是一个抽象概念，也不是模糊的一群人。我们需要认识他们：他们是谁？他们如何学习为人父母之道？他们面临什么样的教育选择？他们和他们的孩子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学校环境、教育制度、社会结构乃至国际秩序？
目前的家长多是“80后”一代，也多是第一代独生子女。“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让他们成为家里的小太阳，甚至“小皇帝”“小公主”，他们好像永远不需要长大。
可是，时间并不等待一代人的成长，独生子女一代如何为人父母呢？享受愉快学习、信奉儿童中心的父母为什么深陷教育竞争，疯狂“鸡娃”呢？
这就出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童年是漫长的，而他们的孩子的童年或者缺失，或者被压缩，他们被加速成长。这一切背后到底是什么逻辑？
刘云杉
为什么要出台教育双减？
2016年，我在《自由的限度：再认识教育的正当性》一文中指出：对应试教育最直接且切肤的批评来自温情的独生子女家长，他们尖锐地批评应试教育是“精致的暴政”，他们希望能为孩子提供更为轻松、自然且自由的童年。他们相信，想象力是第一生产力，要善待儿童，保护儿童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他们喜欢引用爱迪生的这句话：人类的大脑发展的可能性几乎是无限的，但重要的是不要让小孩子去学习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如果学习不如玩耍有兴趣，那就变成了一种伤害。如果你让一个孩子学习他不喜欢的东西，并且一直持续到14岁，那他的大脑就永远地损害了。
愉快学习进入政策话语，变成了素质教育。素质教育作为应试教育批判的武器登场，素质教育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吗？
在减负的1.0版本——学校减负了，家长们却忧虑了，校外培训机构高兴了。减负将学校的主阵地让渡，将教学的关键责任外包：一方面，在自主且愉快的校园，在多元的评价中，学生们是没有区分度地普遍好；另一方面，核心竞争已经移步于校园之外，在课余、在假期，在各种收费贵贱不等的培训班、补习班中，在奥数、英语、书法、钢琴，在各种可以测量与不可测量的技艺与特长中。
校内的“减负”与校外的“增负”意味着教育的育人与择人的两大功能有了离奇的分离：在应试教育中，学校既培育亦筛选，学得好就能考得好。可是，在校内的学业减负背后，有多少身心疲惫的孩子与负担沉重的家庭？孩子的学业负担已经转化为家庭教育负担：家长的经济负担、时间成本与情感焦虑，学业减负背后却是家庭的教育负担加重了。
家长们不心疼孩子吗？不懂拔苗助长的道理吗？“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既是培训机构蛊惑人心的广告词，也是家长们彼此绑架、推高投入的心魔。
《小欢喜》剧照
2021年，在《拔尖的陷阱》一文中，我借“杨抢跑”（化名）的案例剖析了“抢跑”的机制：
三岁时，母亲给我买了第一本字典，艰难地教会我如何查字典；三岁半学会了10以内的加减法，误打误撞做对了奥数题。上小学前，就可以轻松读报、读无插图的格林童话，计算四位数进位错位加减法，背乘法口诀，掌握了勾股定理。
可是，这究竟是超常的学习能力还是超前的学习节奏？
小学二年级开始系统学习奥数，小学三年级学习初中英语，小学五年级学习初中数学，小学六年级学习初二物理，小升初的暑假背完了中考必备古诗词。
若干年后，“杨抢跑”考上了北京大学，但她确信自己并不是超常儿童，她不过是一个早慧且听话的孩子，她习惯了超前学习的各种甜头：长期保持绝对领先的优势，在班级始终处于领导者地位，成长中与外界建立了“正反馈”。然而，这样的“超前学习”并非没有代价，教学论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学习既要尊重知识内部的逻辑，也要尊重儿童认知心理的发展。“杨抢跑”总是忙碌于新一轮的超前学习，她校内的自主学习、独立探究高度依赖校外培训。
她反思：在高中之前并没有真正学会学习，解题的套路和学习的思路都是各式辅导机构提前灌输的，既未深入理解知识的原理，也不具备举一反三的能力，甚至只熟悉辅导机构提供的例题。知识的领悟能力与独立思考能力长期停滞不前，学习并没有捷径。
“早一步，赢一路”，抢跑已经不再是个别人制胜的秘密，多数人都按下了超前学习的快进键。校外培训成了“生存”的必需——不提前学，很难一次就跟上常规的学校课程（进度），少数抢跑学生很容易主导课堂参与，这极大助长了不正常的超前学习。在奉行学生自主学习的教改学校或竞赛班级，出现了“校外系统学习”，“校内个性展示”的局面。
学业减负与校外教培兴起是什么关系？校内减负与校外学习嵌套在一起，在校内校外分工的1.0版本中，校内传授基础知识、校外补缺或者是培优；2.0版本则是校外超前，校内加速；到了3.0版本，则是校外系统输入知识，校内展示能力，体验成功。
教师少教，学生就能多学吗？学业减负、建构主义教学与学习资本化、教育产业化究竟是什么关系？
校内减负与学业外包，自主学习与校外培训、多元选择与项目超市、成长赛道之间，构成复杂的教育生态：其一，学校内部以学替代教，知识认识化，教学活动化，教师被弱化，学校的边界、教育的权威被消解；其二，家长主导制兴起，“母职经纪人”出现，精明的家长不仅规划学习内容，还选择教师，甚至选择学伴。其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自由”“选择”与“效率”，既成就了学习经济的巨大利润，也造成了学校教育的空洞化。
这是教育双减政策出台的背景。双减的一个期待是：不以外包的学习替代学校的教育，重塑家长对学校教育的信任。
自由散养为何迅速破产？
愉快学习为什么会南辕北辙？自由散养为何迅速破产？教养理念既和每一代人的生命历程紧密相连，也由其所植根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所决定。我们来参考美国社会学家帕特南的《我们的孩子：危机中的美国梦》，因为它所反映的不仅是美国梦的受挫，而是全球社会发展的一些共同特征。
二战以后，《斯波克育儿经》风靡一时，它谆谆教诲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们，采取放养式的教育，让孩子们按照自己的兴趣和节奏去自由发展，而不是压制子女，让小孩子追赶成年人生活的日程和规则。
这很像我们的独生一代，“80后”一代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大潮，整个社会各阶层都搭上了自动上升的扶梯，一代比一代更强的进步叙事既是乐观的期待，更是客观的事实。美国的婴儿潮一代同样赶上二战以后的黄金时期，整个社会快速增长，欣欣向荣。1954年，《国富民丰》出版，美国的富足造成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均等，人们乐观地相信，经济增长的大潮会让所有的船只都扬帆远航，增长的红利、发展的红利能让每一人分享。
在帕特南的故乡，1959届的毕业生，无论出身如何，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无论血脉是否相连，镇民们都把这届毕业生视为“我们的孩子”。一代人之后，59届的毕业生的孩子行将踏上这台自动上升的扶梯时，它却戛然而止；贫富不同的孩子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
“我们的孩子”被分解为一家一户的孩子。学校不再奠定社会秩序与社会团结，而是变成机会竞争的战场。
相应，1980年代以后，关于何为好父母的主流观念和社会规范发生了转向；1990年代以后，斯波克的“放任教育”已经为人所摒弃。“模范父母”不仅是需要学习的，而且是需要家长投入极大时间和金钱成本的工程。
安妮特·洛罗的研究指出当今美国社会出现两种父母教育模式，“精心栽培型”主要指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这类父母从一开始就深谋远虑地为子女做教育投资，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的认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养，最终是为了自己孩子将来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学校内有优秀的表现。
相反，自然放养的教育则放手任由孩子发展，让他们更多凭借自己的天分和运气，父母没有什么计划，也不干预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在教育孩子时，这类父母更多靠硬规矩和大棒，很少密切关注子女，缺少对孩子的鼓励。自由放养型是低社会阶层的父母育儿方式。
这一时期，科学研究关注儿童早期的经历和社会经济环境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生物神经发展，早期的生物神经发展又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未来人生的。有研究揭示出“罗马尼亚孤儿”——指被孤儿院收养的婴儿，严重缺乏关爱导致这些孩子智商、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能力，甚至大脑构造都不同于正常的儿童。
在儿童的成长中，成年人耐心与细致的关照，温暖且安全的心理环境，亲子之间的双向互动学习，尤其是“接发球式”的互动极为重要，譬如父母以呢喃小曲回应孩子的咿呀。孩子需要的是非正式的互动，而不是外包出去的正式训练，儿童的大脑并不是一台可孤立运转的计算机，而是社会性的器官和机制。
更多的研究指出，孩子在幼年如果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他们同成年人之间的亲密互动的频次会下降；如果疏于管教，任由儿童暴露在压力或恶性压力下；如果儿童长期在高度的精神压力下，或负面甚至恶性的心理环境下，由此造成的大脑发育的欠缺，身心出现病变是难以弥补的，将导致他们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面临终身困难，譬如抑郁症、肥胖症或游戏上瘾等。
80后父母身处中国社会四十余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的急速变化，家庭内细微的亲子互动、育儿实践如同晴雨表，折射着时代的潮汐。
如果我们出一道题目：每周能和孩子一起吃五顿晚餐吗？有多少家庭达不到这个指标？餐桌即课堂，父母的陪伴与耐心是最为重要的指标。
在这个指标之下，我们要格外关注留守或流动儿童，要关注父母缺席的隔代教育，他们是否既被忽略又被放纵？
我们也要关注城市中产阶级教育中高期待所形成的高压力，以及新富阶层在挣钱与花钱的忙碌中，用昂贵的教育投资或教育消费遮蔽了对子女的冷落与忽视。
认识到这些，才能理解家长焦虑内涵的多元与复杂。
《小欢喜》剧照
世袭的聪明人
几年前，我曾借助龟兔赛跑寓言，提出一个疑问：是什么样的教育制度与社会制度或结构，让乌龟只能、且必须与兔子比赛跑步，而不是自由游泳、在水里憋气，或者背石头？更进一步的疑问是，这一制度还必须让不善跑的乌龟不能明显失败，或者说让善跑的兔子不能明显地占优势，这一制度该怎么设计？或者说制度背后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接着就有听众说：开宝马的乌龟入场了，还跑不过赤脚的兔子吗？
龟兔站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这是教育机会均等，它用优绩主导制（Meritocracy）区分了赢家与输家。然而，自由主义的机会均等有其局限，一方面自由的竞争必然伴随着严酷的竞争，引起丛林法则；另一方面，形式公平的机会均等无视或否认天赋能力的差异，譬如不承认乌龟没有跑步能力，因此对于输家来说，不是智商不够，就是努力不够。竞争中不仅充满能力上的排斥，还伴随人格上的羞辱。
开宝马的乌龟入场时，学校教育既被拓展为学习经济，又重构为家庭的教育投资，父母有无经济能力，成为决定子女教育和生活机会的一项日益重要的因素。当教育被视为一种服务行业，学校被视为提供琳琅满足的课程与项目的学业超市时，基于父母“选择”基础之上的消费者权力凸显。
在家长焦虑的话语中，活跃着顺义的“爬藤母亲”，海淀黄庄的高知妈妈，当然还有西城金融街的高管母亲……她们的出场，意味着中国版的“直升机式父母”出场了。
他们盘旋在空中，既如“教练”一般时时督导、监控施压；也如“规划师”一般，灵活调整方向、提供资源保障。他们不仅是名校毕业生，也多是顶尖专业的从业者，他们不仅深谙“守门人”的标准，甚至能左右“优秀”的内涵、“杰出”的指标：“量化的美德”——在大学申请表上高光的履历、炫酷的活动。
在名校“直升机父母”背后，是全球化中的经济转型，美国冠名为“新经济”（英国称为“磁体经济”），呈现出以下五个特征：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新技术、全球生产和跨国力量以及二元劳动力市场。新自由主义主导了教育领域中的市场化改革，报酬丰厚的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和精英阶层希望能为其子女购买优质的教育，以便进入全球职业精英队伍。
优绩主导制终止于家长主导制（Parentocracy）——一个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更多取决于父母的财富和意愿，与孩子的能力、付出的努力相关减弱。从基于“成绩”的选拔转变为基于“资本”的选择，优绩制的核心是智商与努力基础上成就，家长主导制的核心是由偏好与资源所决定的选择。
社会流动的“阶梯”已经蜕变为两部并行的自动扶梯：一部向上，另一部向下，教育的选择极为严峻与残酷：或者高居自动上行的扶梯前端，头顶光环，如鱼得水；或者使出全力，跻身上行扶梯，却时刻防止下滑，或被残酷地甩出；或者在自动下行的扶梯的上端，所有的努力，不过是避免跌落得太惨；或者干脆不做任何挣扎。
正如帕特南所言：穷孩子的教育红利是一种幻想，他们努力拼搏，却只是为了赶上一道不断下行的自动扶梯。
在美国，两轨自动扶梯之后是教育的两轨制，从能力分组，课程选择，课外活动，SAT成绩，学生之间的竞争从学校内部的分层竞争，移步为家长主导的不同学校的分轨，最终完成于为特权服务的双层教育体系：一条是私立学校——常春藤学校——顶级专业——起薪6位数——特权阶层；另一条是滑入资源匮乏的城市或乡村高中-非精英学院或大学，再不得不走入辛苦的、充满不确定的临时工作。
而轨道的体制性已经从家庭的庇护变成制度性庇护，精英家庭、名牌学校、顶级公司之间环环庇护，建立了信任的契约，跳起了声誉游戏的探戈，社会闭环已经完成——具有相同资格者在群体内部展开的个体竞争。
资格的门槛再次被竖起，却不再是个体的智商与努力，而是家长的财力与见识。民主时代的大众精英重新回到世袭——聪明人的后代——不仅是财力，也靠智力，更靠对规则的熟悉。
此时，教育所选拔出来的并不是最有能力的人，或者品格最优秀的人，而是对规则最熟悉的聪明人，而且是聪明人的后代——“世袭的聪明人”。
那么，这些聪明人能更好地治理社会吗？能更好地管理自己吗？
2014年，在常春藤名校浸泡了24年，在耶鲁任教10年的威廉·德鲁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ez）出版《优秀的绵羊》：这些“聪明人”大都富有天分，而且斗志昂扬，但同时又充满焦虑，胆小怕事，对未来一片茫然，又极度缺乏好奇心和目标感——他们被包裹在一个巨大的特权泡泡里，所有人都在老实巴交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他们非常擅于解决手头的问题，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解决这些问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刘云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编辑：石悦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