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时尚先生fine（ID：finemagazine），作者：汉堡神偷，编辑：陈雨婷，图片摄影：某MouHoo（北京）、力力（上海）、魏乀（成都），新媒体编辑：Suji，编辑助理：鹿鹿，原文标题：《城市绿化带：不是所有的绿都一样好》，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前阵子和一位热衷于植物的朋友聊天，对方脱口而出一句：你看，上海的城市绿化带就是做得比北京要好。哦？是吗？听过那么多关于两座城市之间的比较，倒是第—次意识到在绿化上也存在明显差距。仔细回忆，上海有满街法国梧桐和众多宛若欧洲花园的绿地，但北京也有—排排杨树、柳树，秋天时的金黄银杏也算城中一景。各个城市不都是那样的大树、花丛和草坪吗？城市绿化的好与坏究竟区别在哪儿？
适逢这期讨论“植物”，我们决定邀请一位专业人士来答疑解惑。来自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的杨永川教授已经研究了二十余年植物，大到自然界中的珍稀濒危物种，小到校园内的野花野草，都在他的观察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我们还邀请了三位年轻的摄影师分别在北京、上海、成都三地以“城市绿化带”主题进行拍摄，记录当下国内发展最好的三座城市的绿化实景。从文字到图片，看看我们每日匆忙间都错过了些什么。
城市绿化带的“好”与“坏”
今年年初，因为在一席上做了一个演讲，来自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的杨永川[1]教授成了校园里小有名气的“网红”。 很多老师、学生讨论：哇，原来重大还有这号人呢。他的演讲主题叫“不自然的自然”，在社交网络发布后很快达到了10万+的阅读量。看的人多，证明内容有意思。其实他讲的都是大家也能看到的事：比如，你有没有见过树木穿衣——大冬天的时候光秃秃的树干被一些塑料布裹得严严实实；或者树木拄拐——一棵树被好多棍子层层架住。
几乎每个中国城市的街道都出现过类似的景象，大家早就习以为常。而杨永川教授想表达的就是: 为什么？为什么城市的绿化带是这个样子？这些“不自然的自然”，背后一定有其缘由。代入学者的眼光，才发觉在我们每天都会经过的树木、草坪、花坛之间，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2000年左右，中国开始注重绿化带的建设，城市需要大量的物种，本地植物不够用，许多城市便开始大量引进种植外来植物，其中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大树进城”。但很多树种并不能适应当地的气候环境，才有了那些“穿衣”、“拄拐”的保护措施。
时至今日，一些不合理的“大树进城”已经逐渐被替换修正 : 比如曾经上海短期内引进了许多棕榈科植物，还有许多地方热衷于奇珍异种。绿化带仅用于市政宣传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如今人们愈发在意自然的疗愈功能，在意和植物互动的体验。所以，“城市绿化带正在发生什么呢?”下次坐在公园里发呆的时候，或许可以想想这个问题。
[1] 杨永川: 重庆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副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fine：目前来看，国内有哪些城市在绿化方面做得比较好?
杨永川：说问题比较好说，说优点倒是比较难。因为城市比较复杂，各个群体利益诉求不一样。但上海啊、杭州啊还是做得比较好的。前两年我到上海去，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很小的、大概一二十平的口袋公园，在这种所谓的“城市边角料”的应用上，上海是做得很好的，会真正让人去参与。
2000年左右，在绿化迅速发展的阶段，上海引领过“大树进城”。但另一方面，它也鼓励了很多“乡土植物”进城。以前流传一个形象的比喻，说上海的绿化从最早解放的时候只有一只鞋那么大，后面发展到一张报纸那么大，慢慢又到一张床、一间屋。
就是说我们确确实实能够看见它的面积扩张以及带来的便利。出门500米可能就有一个口袋公园，到处都能看见绿道。所以说绿化有问题也有成绩，我们要思考的是怎么让它更好。
fine：那么，什么样的绿化才算得上“好的绿化”?
杨永川：我之前引用过一句话，“not all green is as good”，意思是“不是所有的绿都是一样的好”。城市是一个生态系统，要看一个地方生态系统究竟健不健康，就看这个地方高级消费者的营养级。有时候你会在新闻里看到，某个地方突然出现了老虎，那说明那个地方生态环境还不错，因为要支撑一只老虎的生存，能量金字塔的塔基要有相当的宽度才行。
绿化带总归会有点作用，降温、增湿、吸收二氧化碳，但除了这些以外，它能不能吸引更多昆虫和鸟类过来形成比较长的食物链? 食物链长，就说明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不好的绿化是什么样的，有一句话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意思是你只能看到一棵树在这里，但是看不到其他食物链里的东西。还有一种说法叫“绿色荒漠”，比如这一片看起来都是绿色的，但它的实际价值跟荒漠差不多。
fine：提到绿化好的地方，大家通常举的例子都是南方城市， 南方城市绿化普遍比北方好吗?
杨永川：首先从自然条件上，南方肯定比较有利，植物的可选择性也比较大。假设南方有1000种可以选，北方大概就只有两三百种。因为冬天的低温会限制很多树木的生长。还有就是南北方经济也存在差距，绿化其实很花钱，有钱才能办事。
fine：所以城市绿化是不是跟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非常息息相关?
杨永川：那肯定的。经济发展好的地方，经费就比较充足，而且当地的人才可能也比较多，审美也比较好。很多城市在谈规划的时候都不是说把街道变成什么样，都是要建大手笔的中央公园、郊野公园。但其实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更关注的还是刚刚提到的上海的那种社区公园、口袋公园。小的东西才能体现真正的水平素质。
城市里应该种什么样的植物
4月的某个夜晚，重庆突然刮起一场大风，紧接着又下暴雨，这是初夏里的平常天气。第二天，杨永川走在路上，不少人正唉声叹气，大家都说，唉你看那里又倒了，那里也倒了。倒的是城市里的树木，许多移栽的树还没来得及扎好根，就经历了这场风雨的摧折。见到杨永川，有人提到：“杨老师你又要忙咯！”“你不是每次都要去看看这些树怎么倒的吗?”
作为一名研究生态科学的学者，日常生活里，杨永川热衷于观察身边大大小小的植物。他的朋友圈里几乎都是花草树木：遍布重庆市区的黄葛树、房前屋后的野菜、围墙边顽强的颜类，按他的话说，多看看植物的努力，心态也会比较平和。
但倒下的树木显然并不能带来欣赏的愉悦。他有种失落感：为什么城市花了很多钱，做了很多项目，可是一到刮风下雨 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提心吊胆？一旦这些倒下的树枝砸到了人或车，又有许多纠纷和损失产生。“有些树，连根都没有，怎么能抗风？”在他看来，很多事其实需要从根源上去避免。比如是不是可以种一些抗压能力更强的树？是不是可以不把易折的树种做成行道树？
城市应该出现什么样的植物?是要好看的花海还是整齐的草坪? 是要外来物种还是乡土植物?
fine：之前还看到您说城市的绿化是由苗圃来引领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杨永川：做绿化，肯定要聊你的植物从哪里来，大部分就从苗圃里来。我们国家现在苗圃的产业基地相对比较集中，比如重庆的好多苗圃都来自成都温江，江浙一带的基地在杭州萧山，华南一带在武汉。
苗圃有两类，一类是国家保障性的苗圃，用于造林。另一类就是商业性的，商业就要逐利，追求如何快速挣到钱，所以什么东西卖得好就种什么东西。设计师要做规划的时候，就到苗圃里找。经常有一个情况就是，一个城市种这个东西很好，下一个城市立马学过去了。比如前几年华南开始黄风铃，后面成都也很快种了起来，再后来影响到重庆。日常里城市彼此之间交流非常频繁，我看你能把这个东西种好，那我为什么不种？
比如成都前两年种那个五色梅，我个人是比较反对的。五色梅在攀枝花已经成了入侵物种，管理起来非常困难，甚至要用火去烧，因为人工去除的工作量太大。但成都可能觉得不会扩散，还是小面积种了。
大家都有侥幸心理，但是如果未来气候发生变化呢？50年、100年以后它会不会扩散？一旦扩散以后，它就会影响到当地植物的生长，到时候整片都变成它的领地，再没有其他物种。就像江浙一带河道上的水葫芦，小小的河道被它挤满了，水就无法流动了。所以有些植物，不能单看它美不美，它在城市里其实是不应该出现的。
fine：道理大家都懂，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植物入侵的现象?
杨永川：因为不管学术上做了多少研究，到城市里，绿化还要看具体的服务对象。城市绿化带是一个服务性的基础措施，其实服务对象大多就是城市居民，但是各人有各人的诉求。另外建设管理上还有自己的规则，科研的人也要判断哪些物种能够适应。实际上现在城市绿化看似很热闹，其实好多也是在过程中逐渐替代。可能有的物种引进来了以后，它不太适应这个地方，就会产生试错成本。
fine：那些在角落里看到的花花草草，可能就是最适合在当地种植的植物，为什么没有成为城市里的主流呢?
杨永川：可能“得不到的才是最珍贵的”。身边经常出现的东西，就不会觉得有什么美的。现在各种比较流行的观赏性植物，—般来说它都是花朵都比较大的、色彩鲜艳的、花期也比较长的，拍起照来就更好看。我们在路边看到的野花野草都是比较小的，不太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而且往往在城市里，大家都把它当成一种杂草。
带上一个杂字，就给定性了。杂草的概念来自农作物，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就被叫作杂草。但是在城市里面，所谓的杂草会影响什么呢？在重庆，每年春天四五月份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一种植物叫蒲儿根，开着黄花儿，在校园里面特别漂亮。城市里没有多少人会去欣赏它，但你如果把同样的场景换到川西的草原上，大家就会觉得很漂亮。
我在朋友圈里经常会看到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的李迪华老师说，唉呀这个野草怎么没了，那个野花也没了。你看像北大校园都这样的话，社会上要广泛接受这种观念其实蛮难的，可能需要几代人审美的提升。
fine：究竟怎么辨别这个植物到底适不适合在这里种？
杨永川：在城市里种植物，还是要有时代感。举个例子，你看每年春天，有呼吸道疾病的人是很恼火的。比如北京，除了杨絮，还有柏树的花粉，都是很多人的过敏原。过敏的人出门都得戴口罩，城市管理部门要花大力气冲洗、做高位嫁接，甚至打针避孕，因为你会发现，树一旦种下去了，就很难有回头路，有的时候想替换也是有心无力的。因为花花草草很容易换掉，但是树木是能活很多年的，还会跟人产生情感连结。
所以其实在城市里做绿化带的规划，要考虑到很远的未来，考虑到它与人的交互，因为树是会长大的，绿化是会不断成长的，要对它5年后、10年后、50 年后的样子有一个概念。 没有这种想象力的话，就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归根究底，就是要因地制宜，不是说审核规范要求这么做就这么做，还是要看你的服务对象到底需不需要，能不能实现。
是谁决定了绿化带的模样
相对于在城市里看植物，实际上，更多时候杨永川教授都在做各类生态有关的研究项目，比如这种：孑遗植物银杉种群更新限制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孑遗植物银杉的种群结构、更新特征及保育对策；亚热带喀斯特山地金佛山植被格局及孑遗植物保护生态学研究 ……总之，和他本人深入浅出、平易近人的演讲风格形成鲜明对比。
他也做科普讲座，在城市绿化带上，他常常是一个建议者的角色。一些设计单位在规划过程里也会邀请他参与。
比如前段时间，有个小区请杨永川过去看自己的绿地规划，他发现那里居然种了许多木棉树。木棉树有刺，住宅区里又有很多儿童，容易产生安全问题。另外，很多活动区域都种了一米高不到就分枝的树木，“刚好是小孩会上去爬的高度，摔下来以后谁负责呢?”
还有一次，一个月子中心也问到他这里来，他建议不要种植那些会产生飞絮的植物，因为很多产妇或婴儿或许会对此过敏。而除了他这样代表科研方面的学者，城市绿化还会有设计师、行政部门、房地产商等诸多不同背景的人的参与。
fine：那么，城市绿化带上种什么样的植物、设计怎样的景观，是谁在决定我们的城市的绿化带到底长什么样子？
杨永川：城市里管理公共绿地的，原来有园林局，现在一般叫城管局，做所有的城市绿化建设规划。但是与此同时，城市里也有很多房地产项目，房地产开发商就会负责自己的绿地甚至负责邻近的公园绿地。有关部门其实也很关心绿化好不好，因为这是居民每天都能看得见的，是最有获得感的。把绿化做好了，大家就会觉得这个领导还不错，远比改善其他环境质量来得快。
fine：城市绿化带的造价是不是都非常高?
杨永川：像一般的绿化带的话，基本上要一平米三百左右吧。当然不同地方不一样，南方城市跟北方城市也有差异。就像你吃饭一样，有的人吃十几万有的吃几块钱。我之前查到的数据，大概 2015 年左右，国家一年在绿化上的投放大概是在两三千亿，这还是以前的经费。当然经费不只是政府在出，还包括房地产开发商等的投入。
fine：为什么草坪上总是写着不许践踏?
杨永川：我们现在很多草坪是不让人进去的。因为种植草坪的人觉得它们很娇嫩，但问题就在于，既然这个东西很娇嫩，为什么要大面积地出现在这里呢?为什么不去种不柔弱的草呢?
有时候大家会抱怨，网红过去拍照又把草坪弄乱了——你明知道大家会去拍照，为什么不开辟一些便于拍摄的地点？如果只是一个摆设，大家就不能真正去享受。我个人认为，在城市里面，绿化带其实是一种有生命的基础设施，首先应该服务于人。
另一方面，草坪的养护成本确实很高。草坪文化从欧洲开始， 因为欧洲很多地方都是温带气候，本来就长草。但在我们国家南方一些城市，如果你五年不管，草坪可能就长成森林了。
fine：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做什么去保护身边的植物?
杨永川：我非常强调“身边的自然保护”这个概念，很多身边的自然要素就值得改变，并不是说一定要到高山里去。
比如在校园里我觉得有些花花草草就不应该被铲掉，虽然你的反对也是有限的，但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是在不断地发声的，也影响周边的人。所以慢慢地，学校里有的野草就不拔除了，改割草了。当然人家做管理，你说这个东西不能动那个东西也不能动，那不得起冲突，而且一次不动也没什么用处。所以还是要影响审美、影响决策，改变才是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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