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方格格（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华伊然（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学生），头图来自：《花束般的恋爱》
人们鉴赏音乐的方式经历了漫长而丰富的变化，移动音乐设备的发明作为重要的分界点，使音乐消费成为日常生活的伴随性活动。随着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崛起，功用原则加入了人们对音乐消费的考量中。
文章采用半结构式访谈与漫游法，以网易云音乐的使用人群作为调查对象，探究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品味建构与社会区隔是如何产生的。
在数字平台与用户互构的音乐消费中，一方面音乐品味成为一种虚拟社交资本，有助于构建理想的个人网络形象；另一方面，音乐品味的建构权逐步向平台算法迁移，出于随机性、功用性和从众性目的的音乐消费行为日益显著，纯粹以音乐鉴赏为目的的听歌行为则被压缩。随着音乐的功用化和资本化，本文认为以音乐品味来区分阶层的传统文化研究路径正在被新媒体颠覆。
一、问题提出
布尔迪厄在研究法国文化实践的著作《区分》（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中写道：“没有什么能够比音乐，更准确的分类品味了”[1]。2012年，南方都市报推出一份名为“互联网鄙视链”的专题报道，用谷歌浏览器的看不上用百度的，看美剧的瞧不起追国产剧的，听英伦摇滚的鄙视爱网络歌曲的[2]。随着移动数字媒体对音乐聆听实践的中介化，音乐品味的鄙视链也由听什么音乐延伸到用什么软件、如何听音乐上来。
研究者于北京时间2022年5月6日9时，分别用百度与谷歌搜索“音乐播放器鄙视链”，分别得到相关条目总量38.1万与25.1万。更有趣的是网友在这个问题上的默契，“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QQ音乐>酷狗音乐”的品味链条似乎成为共识。而这背后所隐藏的，是个体在音乐流媒体平台开展品味表达的同时，也区隔了不同品味的他者，强化了社会分层。
音乐流媒体平台不仅仅是音乐艺术或市场资本的象征性投射，它们作为一种动态的社会技术系统，积极地介入到用户的日常音乐体验中。也就是说，在进行社交媒体品味展演的研究时，不能脱离平台本身的技术框架去讨论它的文化意义。本文致力于将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与布尔迪厄的社会分层理论相连接，从可供性（affordance）的视角出发，选取网易云音乐进行个案分析，探索音乐流媒体平台与使用者如何进行品味展演的互动，同时思考平台中介下的音乐品味又如何与用户的阶层想象相关联。
二、社交媒体中的“品味”
1. 品味与社会区隔
作为一个古老的概念，品味（taste）这一术语可上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共通感”，并在17、18世纪被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逐步改造为一个美学概念[3]。康德（1996）将品味视为一种审美的共通感，即“以普遍有效的方式判断和选择的能力”[4]，认为人们作出的鉴赏判断建立在个人情感之上，而这种情感同时也具有共通性与普遍的可传达性。布鲁默则在对时尚作为一种集体选择的论证中进一步指出，生活在共同的社会交往中、拥有相似经历的人会形成共同的趣味[5]。、
换言之，品味实际上塑造了一种安德森（2006）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6]。在品味建构起共通的审美取向与标准时，也形成了群体区隔（distinction）。西美尔（2001）指出，时尚的存在根植于阶级社会对于统合与分化的需要[7]。福塞尔（1992）同样认为“外貌、消费、休闲、精神生活以及措辞”为社会不同阶层身份的区分提供了“可视和可见的符号”[8]。
在品味与社会区隔问题上走得更远，也更具批判性的是布尔迪厄。通过对法国各阶层认识的实证调查，布尔迪厄（1984）提出“惯习”（habitus）的概念，认为阶级惯习与社会结构息息相关[9]。
来自不同阶级的成员受各自阶级惯习的影响，带着特定的阶级秉性进入不同品味的场域，在审美、饮食、消费方式等多方面通过选择和展露自己的生活方式来显示自己的阶级身份，表明自己同其他阶级间的关系与距离，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阶级意识。在此基础上，布尔迪厄论证了品味是由阶级塑造的，“品味是意图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社会竞争所造成的结果”[10]。品味被布氏概念化为一种社会资本，一种可用作社会定位与阶级区隔的手段与结果。
在布尔迪厄写作的20世纪60年代，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泾渭分明，这成为理解文化品味如何作用于社会分化的重要背景，如古典音乐或剧场歌剧往往被视为统治阶层或精英阶层的品味[11]。随着音乐消费模式的发展以及阶级冲突的弱化，布尔迪厄的理论受到后人修正。
Peterson和Kern（1996）在关于音乐消费的定量研究中发现，处于较高阶层的个人或团体同时也在消费流行音乐，因而引入文化“杂食”（omnivorousness）的概念来理解这一新转向[12]。近年来的一些相关研究也同样注意到，尽管处于社会支配阶层的年老一代仍热衷于追求高雅文化，但年轻一代不论阶层如何，都更加喜欢流行文化[13]。
当下，对于音乐消费方式而非内容差别的实证分析更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品味的展演与社会阶层的再生产[14]。尤其在数字化、平台化、移动化的背景下，音乐消费工具本身的作用日益凸显。日常生活中品味与区隔在线下延续的同时也随之拓展到数字平台之上，参与新媒体形式——如社交媒体、数字电台和音乐流媒体等服务，被认为是实现阶级群体内部和阶级群体之间社会差异的新领域。
2. 从自我呈现到品味策展
自我呈现（self-presentation）概念源起于戈夫曼（1978）的拟剧理论（dramaturgy）。他将符号互动论纳入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微观分析中，认为人际交往是人们在“前台”进行自我表演的过程[15]。当下国内针对社交媒体上的自我呈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交媒体平台[16]，短视频平台[17]，以及知识问答类网络社区[18]。国外的研究范围则相对更为宽泛，约会网站与个人主页亦是研究重点[19][20]。研究发现，人们往往使用不同的策略来进行线上自我呈现，他们通过控制信息的给予和流露，在“真实自我”和“理想自我”之间反复博弈；通过构建数字自我、投射数字相似度、数字关联以及重组叙事结构进行网络身份塑造[21]。
人们在网络中的“表演”不仅仅是为了形象塑造与身份构建，同时期待实现品味凸显和群体区隔。对于品味展演的研究得以实现戈夫曼的拟剧论与布尔迪厄社会区隔论的理论连接，使“微观的日常分析与阶层分析相连接，为传统的自我呈现研究赋予了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社会批判色彩”[22]。社交媒体技术框架带来了用户主体从表演者（performer）到策展人（curator）的转变，品味策展随之产生。
Liu（2007）发现人们在社交网站个人资料中列出自己喜欢的书籍、音乐、电影和电视节目，以构建复杂的品味表演，主要是为了传达威望、独特性或审美偏好[23]。张恒宇和冯强（2019）通过对快手平台中乡镇青年内容生产的民族志考察，指出不同群体在网络空间中展演和再生产各自所属阶层的品味和文化，因而创造了新的社会区隔形式[24]。朱丽丽和李慕琰（2017）则关注到青年群体在社交网络中通过多种书写策略来维护自我的独特性以及向上流动的“品味”[25]。
然而，就布尔迪厄所说的最能区分品味的音乐而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关于音乐流媒体平台如何塑造品味与区隔的探索仍较为少见。另外，在现有的关于社交媒体品味展演的研究中，数字平台成了一种研究背景。已有研究更关注品味展演的主体（人）和品味展演的内容，而缺少真正对于技术（平台）互动的动态过程分析。事实上平台在品味实践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导致了不同时代品味构建、表达与社会效应的差异。音乐流媒体平台作为商业公司和动态社会技术系统的组合体，积极寻求塑造人们与音乐产生互动的内容和方式，从而满足用户的诸种策略性目标[26]。
3. 平台可供性与品味构建
随着潘忠党等（2017）学者的引入，“可供性”在近年来成为国内传播学界研究的热门议题[27]。可供性概念最早见于吉布森（1966）对于味觉系统的分析中，用来指代物理环境中潜在的各种行为可能性[28]。后在《视知觉的生态学进路》（1979年）一书中，吉布森将可供性构造成一种主客体间的关系属性，其“指向两个方面，既有环境也有观察者”[29]。吉布森可供性的理论特点在于其对于刺激—反应模式的拒绝，既“维护主体之能动性（agency）使之摆脱控制，却又严格拒绝知觉中的任何建构性”[30]。
进入21世纪，传播学者也逐渐看到“可供性”所能带来的巨大想象力与可能性，将其引入传播学研究中以讨论技术、媒介与主体之间的关系。Hutchby认为，可供性提供了一个中间术语，一方面考虑了技术的社会构建和定位方式，另一方面又考虑了物质上的约束和启用。他将可供性定义为“能给行动提供可能性的技术物（artefact）”[31]。可供性的概念体现了媒介物质性与人的能动性之间的互动结构，是当下理解和分析社交媒体界面以及技术与其用户之间关系的关键性术语。在这种新的主客体的关系框架中，主体不再“使用”而是“迎接”客体[32]，客体不再是“决定”主体的使用而是等待被主体所“发觉”。
在此意义上，可供性的研究视角也有助于突破数字媒体研究中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的二元论分野，以较为中和的第三条路径思考和讨论数字媒体时代下的音乐消费与社会分层。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可供性”的概念化存在两种不同的维度。
一种是较为抽象的高层次维度，讨论设备、平台和媒体所能提供的各种抽象条件，如可编辑性、可审阅性、可复制性等。在此，可供性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按钮”，而是它们所支持或约束的各种交流实践和习惯。
另一种则是面向技术特性与情境性的低层次维度，更强调媒介的物质性，特定的技术特征、按钮、屏幕和平台。要探索和分析特定的音乐流媒体平台如何作用于用户的品味展演与阶层的想象，研究者有必要回到微观层面，在具体的物质性互动中考察用户的音乐聆听实践，只有通过这一维度才能为情景化研究提供有别于一般功能分析的实质信息。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 研究对象与研究问题
网易云音乐由网易公司于2013年推出，是国内最早将音乐与社交相结合的音乐流媒体平台。在其上线之初，国内在线音乐市场已是一片不折不扣的红海，QQ、百度、酷狗、酷我等各大平台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网易云音乐通过歌单、评论、分享、原创内容等多种互动方式吸引、沉淀用户，并围绕音乐逐渐发展为集社区、直播、交友、短视频等样态于一体的复合型平台。
选择网易云音乐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三方面原因：其一，作为国内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后起之秀，网易云音乐将重心放在对音乐的展现与分享上，这一发展策略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与广泛的影响力。一方面网易云音乐得以实现自身的快速崛起，另一方面则带动音乐流媒体平台整体由单纯的听歌工具发展为更加注重社交属性与情感共鸣的音乐社区。其二，网易云音乐将“品味”视为公司发展的核心价值[33]，围绕着小众音乐、界面风格与评论区典型话语，试图建构一种品味的隐喻，将自己与其他音乐软件相区隔。网易云音乐被用户打上“文艺青年”“亚文化阵地”“精致生活”等标签，用户则自豪地自称“云村人”。其三，网易云音乐的使用黏性与品牌建构离不开以三种推荐维度（朋友推荐、人工推荐与智能推荐）与歌单机制构成的平台机制，这也成为用户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所关注的，正是这些物质性的技术系统如何在平台用户的品味展演与阶层想象中发挥作用。从这一基本逻辑出发，研究试图通过对网易云音乐的实证分析来回答：音乐流媒体平台如何通过技术系统来塑造音乐品味？用户如何感知平台的可供性以进行品味展演？音乐流媒体上的品味展演与自我阶层认同又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式访谈，辅以“走查/漫游法”（app walk through method）进行调查。“走查/漫游法”是指研究者直接进入到一个APP的界面中，去检验它的技术机制，以及嵌入其中的文化指征，并以此理解它是如何指导用户、形塑用户经验的。
这一方法包含了一个APP界面、功能、行动流的观察与记录。它将一个普通的APP中包含的平凡行为与交往放缓，以此来凸显它们的意义，从而进行批判性分析。本研究主要选取18~40岁间、使用网易云至少1年以上的用户作为研究对象。参与者包括11名男性，9名女性，网易云音乐平均使用时间4.45年，包含高中、本科、研究生学历样本，地域、职业、年龄等多项指标具有多样性。访谈时间自2021年1月至2022年3月，由于受访者地域不一，所以采用线上与线下混合的方式开展。
访谈问题主要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关于参与者基于网易云音乐的日常聆听实践；二是参与者对平台可供性的感知与品味展演；三是音乐品味与主观阶层想象的互动关系。所有访谈在参与者知晓并同意的前提下进行录音，并通过讯飞听见转为逐字稿。
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借鉴扎根理论的一般原则对访谈逐字稿进行三级编码。在主范畴维度，依据持续时间长度将音乐品味划分为阶段性与持续性两种，阶段性听歌指基于特定情绪、场景对歌曲的挑选与匹配，排行榜推荐则是依靠平台榜单了解大众品味、追逐潮流音乐。持续性的音乐品味以个体兴趣偏好为基础，衍生出大数据分析算法推荐、追随好友歌单与特定歌手的作品的听歌方式，以此诞生了可判断的两种稳定的品味区隔，一种以年代—圈层为划分界限，另一种则以经济—社会地位作为划分标准，其基本的区隔要素是职业与文化分层。
同时，本研究关注到作为集合体的音乐流媒体平台品味，在复媒体（poly media）的环境中，用户面临多样性的选择，利用哪种可供性的协商“往往本身就是一种信息”[34]，对于用户来说，使用网易云音乐本身也即象征着一种风格与品味，在此基础上用户继续开展各类自我披露行为，例如分享歌单与听歌报告到微信、微博等社交圈，多维度进行个人品味展演。经过两位研究者的三级编码，逐步构建了本研究的主范畴（见表1）。
四、音乐流媒体平台的品味再造和阶层想象
1. 实用功能主义下音乐文化意涵的消解
网络音乐流媒体平台成为现实物质空间与虚拟精神空间的中介，音乐作为一种勾连，将两个空间进行对应与关联。在情绪性听歌中，用户由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引发情绪，进而产生听某一种特定类别歌曲的需求。
“心情好的时候，我会听Nu-disco，funk；我有一个歌单叫‘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属于比较郁闷的时候听的......”（访谈对象S17）
情绪性听歌模式中的音乐偏好是短暂的、不连续的，随着现实生活境遇的变化而改变，通常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目的。情景性听歌展现的是音乐流媒体作为中介化/媒介化的移动性（mediated/mediatized mobility），音乐消费嵌入用户的线下场景，作为一种特定情境的适配。这种需求创造了一种新的专辑分类方式，比如“刷作业时听的歌”“跑步时听的歌”“打游戏时听的歌”等专属场景歌单。
在国外视频平台YouTube也存在类似的分区，比如“工作与学习时使用的专注背景音”（focus music for work and studying）、安眠曲（sleep music）等。事实上，在移动音乐设备兴起初期已有学者关注到其拓展用户所处场景的能力，“随身听让人可以随时关注个人的欲望和审美：使用者虽然与身边的其他人是分离的，他们却与音乐家、歌手以及此时正在聆听同一音乐的人连接在一起”[35]。个人音响设备的发明和使用产生了声音和地方的脱离[36]，音乐流媒体使用者同时活动于两种空间—通过视觉感知的外部环境和通过听觉感知的音乐“声景”。
而在网易云音乐的具体使用实践中，使用者结合现实环境的需求，调整线上音乐空间的氛围与品味，音乐的功用性导向进一步凸显，更倾向于辅助用户完成特定的现实任务，并提升此过程中的仪式感、愉悦感与效率。
通常情况下，上述音乐消费被寄予特定的效果期待。音乐不是作为品味的象征被选择，而是作为工具、载体来使用或表达，音乐功用性的提升衍生了新的音乐流派分类方式。音乐流派通常被意指为“一个行业、表演者、评论家和歌迷在制作他们所认定的一种独特的音乐时，共同捆绑在一起的取向、期望和约定的系统”[37]。然而风格的文化分类并非僵化和静止的，而是历史的、语境的和流动的[38]。随着网络消费者在音乐分类与评估中话语权的增加，网络平台已经大幅重组了音乐的传播、发现和消费方式[39]。
除了心情与情境，网易云音乐的平台榜单也会影响用户的音乐选择，多名受访者表示会参考平台中的各类排行榜（访谈对象S02、S07、S11、S16），也经常能从中发掘自己感兴趣的歌曲：
“我找歌一般先去看排行榜，它能够让我很方便地知道大家的品味是什么水平，不至于让自己听的歌和大家很脱离，另一方面也能找到很难发现的好歌。”（访谈对象S07）
正如Blumer对于品味观念三重特征的思考，“品味作为一种艺术敏感的选择器（a sensitive selector），是集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永久性的‘社会筛选’”[40]。音乐流媒体平台中的榜单推荐是公认的流行趋势和大众选择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用户的音乐品味。用户有意识地探索推荐榜单歌曲，也是向主流身份认同靠拢的尝试。
我们将以上情况统称为“音乐品味的阶段性体现”，由于它受到外界客观环境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用户收听的歌单与个人在长期生活中积累的艺术品味并不具有强相关性，而是以实用性和从众性为主导。可以认为，音乐流媒体平台所提供的便捷音乐消费服务消解了传统观念中纯粹的、作为精神享受的音乐鉴赏行为。
2. 算法推荐下音乐品味建构权的转移
与当下众多内容生产媒介平台一样，网易云音乐采用人工智能算法进行内容的精准推送与分发，主页设置“每日推荐”和“私人频道”两个区域，为用户定制化更新推荐歌曲。一些受访者表示自己习惯直接收听平台推荐的歌曲：
“因为它推荐的歌曲一般挺符合我的口味，而且我比较懒，不想自己再去搜索。”（访谈对象S02）
算法的应用痕迹不仅体现在这两个特定的栏目，在研究者应用“走查/漫游法”时，访谈对象S01在网易云音乐主页面中自上而下滑动，“推荐歌单”“精选音乐视频”“雷达歌单”“音乐日历”等栏目皆呈现出因人而异的内容。当算法作为社会行动者的一部分在建构个人品味方面深度渗透，“品味自动化”（the automation of taste）的理论框架开始显现。音乐推荐系统作为一种自动化的认知环境，以“服务”形象渗透在音乐流媒体使用中每一个环节，悄然掌握了构建用户音乐品味的权力。
然而，在网易云的智能算法的个性推荐下，并未形成千人千面的音乐风格。多位受访者谈及网易云音乐时，有着类似的指向性。“文艺青年”（访谈对象S06、S12、S16、S19）；“丧文化”（访谈对象S05、S07、S13、S16）；“都市青年”（访谈对象S02、S11、S12）成为高频词。被算法音乐服务殖民的世界却声称“允许用户成为自己的DJ”[41]，音乐服务提供商和“用户DJ”间的博弈是音乐品味建构权不断推让、掣肘的现实语境。
“当我想了解某一陌生品类的音乐流派时，我会尝试在平台上搜索相关曲目，这样可以在之后的推荐歌单里看到类似风格的曲目，以此来充裕我的音乐知识。”（访谈对象S12）
“反向驯化”成为用户对平台推荐系统品味铸造的一种能动的“抵抗”，品味建构的主动权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转移。品味仍然不会逃脱社会建构的维度，但这种社会概念隐藏着将平台个性与用户偏好结合在一起的自动化原则。与QQ音乐、酷狗音乐与虾米音乐（现关停）相比，网易云音乐的页面设计、功能分区和社群氛围更加“成熟化”，在定位上更具有普适性。
在网易云音乐的评论区“充斥着千篇一律的伤春悲秋”。（访谈对象S10）曾靠“丧文化”出圈走红的网易云音乐，面临着因风格固化而产生的审美疲乏困境，粉丝与“段子手”在评论区的有计划的展演，使普通用户参与音乐交流的意愿下降。
在网易云音乐的用户UGC专辑区，平台推荐算法决定用户原创内容的可见度。不同被访者进行漫游展示时，其主页歌单具有统一化风格，与网易云“文艺青年”语境保持一致性的抒情流行歌曲占据主流，专辑的封面多采用唯美漫画、偶像剧截图等青年人物头像，标题通常为情绪性短句，指向模糊但能激起情感共鸣，比如“你有多久没有对一个人心动过了”。
由此可见，算法通过非制度权力构建了音乐流媒体平台内关于“主流”音乐的共识，这一“主流”概念与大众化并不完全对等，平台为了树立独特的风格更倾向于推荐某些小众、原创性音乐，适用于都市青年群体“伤感”“精致”与“怀旧”的审美取向。平台推荐系统可以毫不费力地培养用户成长为与平台旨趣强相关的一类“新”社会阶层或亚文化群体的一部分，替代以往通常通过“教育”这一漫长社会化过程来实现社会中介。这种培育渗透到了我们社会身份的最深层[42]，并被视为当代自我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43]，以此在特定社交场合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区隔。
3. 技术可供性下精修的音乐社交展演
算法技术作为一种新的再中介（re-intermediation），如同一种数字技术的过滤器参与用户在线音乐消费中的品味构建，在网易云音乐平台，推荐算法使得个人品味与“云友”品味能够进行观摩和比较（网易云音乐平台特别设置了“云圈”“云村”版块），以某种方式转化为用户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异性，说明了这种再中介过程。“技术体系从一种硬性的、功利的观念发展到内含情感价值的软性的理想”[44]。
在算法技术“再中介”的作用力之外，本研究发现了两种固定化的音乐品味：一是以年代-圈层区隔的音乐品味，时间为音乐增添光环，作为曾经流行歌曲的“老歌”与当下流行歌曲拉开差距：
“我有时候也会听一些老歌，不同年代的经典歌曲能反映一些独特的心情，这是很酷的事情。”（访谈对象S11）
虽然大部分受访者表示以年代或圈层划分的音乐品味并未存在高低之分，但“小众歌曲”似乎成为品味标签，喜爱收听小众歌曲的受访者给自己的音乐品味打了较高的评分，其具体类别包括摇滚、纯音乐、民谣等。而“深度”“内涵”也是这一类访谈者提及的高频词。
二是以社会阶层或群体为区隔的音乐品味。有受访者提及音乐品味和社会阶层具有对应关系：
“精英人士更喜欢听古典乐，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人则更喜欢听旋律很强但是歌词无内涵的口水歌。”（访谈对象S14）
网络音乐消费的低门槛，使得社会阶层和艺术欣赏行为之间的必然联系被切断，不同于高票价的话剧、歌剧通过经济门槛来筛选人群，网络音乐消费中的阶层划分需要依靠“综合的网络媒体品味”来实现。小说《高保真》（High Fidelity）提到，独创性支配着个人的获取、组合和再组织，这也是唱片收藏能够提供心情安慰的原因[45]。在线音乐流媒体将这一具有创造性的策展行为迁移到了线上，在线策展（Exhibitions Online）通过收集和展示特定的歌单，彰显个人的品味。
在网易云音乐的社交互动中，以新的方式采样、收集音乐，并相互交换歌单、专辑，这些体验比拥有一张实体的唱片更具有愉悦感，有助于构建云端亲密关系[46]。用户的播放列表也会回应音乐世界之外的主题或者事务，例如受访者提及“最近电视剧《人世间》非常火，我看到朋友圈很多人分享了它的主题曲，而且大家会配上自己的感悟，非常有仪式感”。（访谈对象S13）用户在分享影视作品主题曲时，所表露的意涵会更加丰富，通常还包含着对歌曲背后语境的回应，这里所展现的品味，也不局限于音乐领域，而是整合意义上的生活品味。
恰恰由于音乐品味与社会阶层之间依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用户的跨平台音乐品味展演具有了个人形象建构的意义。本研究发现了三种取向的音乐分享：增加社交互动、进行自我披露以及个人形象构建。将个人歌单转发至朋友圈，开启社交话题是最直白的诉求，而借用歌曲委婉地进行自我披露也成为许多用户的社交技巧：
“深夜觉得很累很孤单的时候分享过‘吃遍全世界’的歌单，配文是‘我也想有人带我吃遍全世界’。当时有暧昧对象，也比较想谈恋爱，这个行为就像一种试探吧。”（访谈对象S09）
在个人形象构建方面，致力于阶级分析的学者把音乐品味作为透视镜来考察阶级身份的文化维度[47]。用户通过对音乐的运用创造、调整和增强个人身份的叙述，勾连起阶层假想和身份归属。大部分受访者表示自己致力于构建一个理想的音乐鉴赏者形象：
“希望大家用‘高级’来形容我的网易云音乐账号。”（访谈对象S17）
五、结论与讨论
音乐流媒体从私人的移动音乐设备逐步过渡到具有经济职能的社交平台，由此带来音乐品味—这一历史上作为身份形成和同伴认同的稳固特质[48]，逐渐从固态走向液态。
本研究发现：作为数字时代新兴的文化资本，音乐流媒体用户品味的展演正被智能算法推荐技术的“自动化”逻辑所架构。“品味自动化”作为技术可供性背景下的发展趋势，也渗透到其他的消费领域中。算法技术适应用户的审美选择，而这种选择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算法引导拓展用户的自我认知，以微妙的方式进行双向操纵。审美/品味的自主性是一种基于不同程度外部化控制的复杂辩证法[49]。算法作为一种“文化机器”[50]，构成的一种技术无意识中已然渗透到我们的偏好、消费和审美体验中[51]。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品味的进化：推荐算法重新定义社会创造力和消费模式。而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算法主导下的用户的品味和偏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同质化进程，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风格、分类与审美多元化（碎片化）将成为探讨品味在数字流媒体时代变迁的关键议题。
同时，本文也捕捉到音乐品味与稳定的经济—职业阶层关联度降低，在线音乐鉴赏行为与阶层消费的标志界定日渐模糊。音乐流媒体平台的社交化转型必然带来大众化，音乐消费很难再纯粹地承担身份标识和印象管理的职能，在线音乐服务使用户随时可调取巨大的音乐资源库，这无疑扩大了个人在音乐消费中的回旋空间，也带来了一种随意的失落。
最后本文关注到，从实体音乐消费到数字音乐消费的转变，音乐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体验，而非产品[52]。基于用户需求而产生的“功能性”（functional）音乐消费行为越来越显著，传统意义上，诸如舞蹈、娱乐和教堂音乐等类型音乐被音乐学家认为是“不重要的”（trivial）或虚假的，它们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事件局部”[53]。但在网易云音乐的用户听歌实践中，以功能、情景或社交目的进行的音乐消费和音乐分享行为呈现普遍化趋势，考虑到音乐在历史上的次文化意义，当前数字音乐市场中这一新兴趋势便显出更加重要的探索价值。
参考文献：
[1][9][10]Bourdieu P. Distinction：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M]. 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4.
[2]鄙视链—生活中那些微妙的优越感之社会心理分析[N]. 南方都市报深圳版城市周刊，2012-04-07：1+2-5.
[3]陈龙 . 网络亚文化的“趣味”及其价值意义分析[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6）：1-8.
[4][德]康德 . 判断力批判[M]. 宗白华，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5]Blumer H. Fashion：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J].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1969，10（3）：275-291.
[6]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New York：Verso，2006.
[7]齐奥尔格·西美尔 . 时尚的哲学[M]. 费勇，译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8]Fussell P. Class：A Guide through the American Status System[M]. 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92.
[11]Benjamin W. Illuminations[M]. London：Fontana，1973.
[12]Peterson R A，Kern R M. Changing Highbrow Taste：From Snob to Omnivore[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61（5）：900-907.
[13]Savage M，Devine F，Cunningham N，et al. A New Model of Social Class ？Findings from the BBC’s Great British Class Survey Experiment[J]. Sociology，2013，47（2）：219-250.
[14]Webster J. Taste in the Platform Age：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and New Forms of Class Distinctio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ociety，2020，23（13）：1909-1924.
[15]Goffman 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Self in Everyday Life[M]. New Ed edition 1990. originally published 1959， Harmondsworth：Penguin.
[16]李耘耕，朱焕雅 . 朋友圈缘何而发：社会心理视阈下大学生微信自我呈现策略及影响因素研究[J]. 新闻记者，2019（5）：25-35.
[17]冯智明 . 身体消费及其多元呈现—以抖音、快手短视频中的个体展演实践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 科学版），2020，41（11）：156-161.
[18]陈杰，何瑞青，戴正清 . 知乎用户的自我呈现及群体特点—基于大数据的研究[J]. 青年记者，2019（18）：50-51.
[19]Ellison N，Heino R，Gibbs J. Managing Impressions Online：Self-presentation Processes in the Online Dating Environment[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6，11（2）：415-441.
[20]Hong S，Jahng M R，Lee N，et al. Do you Filter Who You are ？Excessive Self-presentation，Social Cues，and User Evaluations of Instagram Selfies[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2020，（104）：106159.
[21]Jensen Schau H，Gilly M C. We are What We Post ？Self-presentation in Personal Web Space[J].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2003，30（3）：385-404.
[22]董晨宇，丁依然 . 当戈夫曼遇到互联网—社交媒体中的自我呈现与表演[J]. 新闻与写作，2018（1）：56-62.
[23]Liu H. Social Network Profiles as Taste Performances[J].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2007，13（1）：252-275.
[24]张恒宇，冯强 . 品位分化与空间区隔：下层青年网络表演的社会意涵—对快手用户群体的研究[J]. 中国研究，2019（2）：113-132+229.
[25]朱丽丽，李慕琰 . 自我小众化：社交网络的书写与品位[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39（12）：138-142.
[26]Webster，J. Ta ste in the Platform Age：Music Streaming Services and New Forms of Class Distinction[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2020，23（13）：1909-1924.
[27]潘忠党，刘于思 . 以何为“新”？“新媒体”话语中的权力陷阱与研究者的理论自省—潘忠党教授访谈录[J]. 新闻与传播评论，2017（1）：2-19.
[28]Gibson J J，Carmichael L.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M]. Boston：Houghton Mifflin，1966.
[29]Gibson J J. The Ecological Approach to the Visual Perception of Pictures[J]. Leonardo，1978，11（3）：227-235.
[30][32]孙凝翔，韩松 .“可供性”：译名之辩与范式 / 概念之变[J]. 国际新闻界，2020，42（9）.
[31]Hutchby I. Technologies，Texts and Affordances[J]. Sociology，2001，35（2）：441-456.
[33]李好 . 丁磊：是品味成就了今天的网易[J]. 公关世界，2017（17）：108-113.
[34]Miller D，Madianou M. Should You Accept a Friends Request From Your Mother ？And Other Filipino Dilemmas[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Research，2012，2（1）.
[35]Callon M，Law J. Int roduction：Absence-pre sence，Ci rculation，and Encountering in Complex Space[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Society and Space，2004，22（1）：3-11.
[36][美]保罗·亚当斯 . 媒介与传播地理学[M]. 袁艳，译 . 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
[37][38]Lena J C，Peterson R A. Classification as Culture：Types and Trajectories of Music Genr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8，73（5）：697-718. [39]Prior N. The Plural iPod：A Study of Technology in Action[J]. Poetics，2014，（42）：22-39.
[40]Blumer H. Fashion：From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Collective Selection[M]//Fashion Theory. Routledge，2017：232- 246. [41]Razlogova E. The Past and Future of Music Listening：Between Freeform DJs and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J]. Radio’s New Wave：Global Sound in the Digital Era，2013：67.
[42]Keen A. Digital Vertigo：How Today’s Online Social Revolution is Dividing，Diminishing，and Disorienting us[M]. Macmillan，2012.
[43]Barile N. The Age of Personal Web TVs. A Cultural Analysis of the Convergence between Web 2.0，Branding and Everyday Life[J]. The New Television Ecosystem. Berlin：Peter Lang，2012：41-60.
[44]Barile N. From the Posthuman consumer to the Ontobranding dimension：Geolocalization，Augmented Reality and Emotional Ontology as a Radical Redefinition of What is Real[J]. Intervalla Platf Intellect Exch，2013，（1）：101-115.
[45]Hornby N. High fidelity[M]. New York：Penguin group，1996.
[46]McCourt T. Collecting Music in the Digital Realm[J]. Popular Music and Society，2005，28（2）：250.
[47]Bennett T，Savage M，Silva E B，et al. Culture，Class，Distinction[M]. Routledge，2009.
[48]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M]. Psychology Press，1993.
[49]Arielli E. Taste and the algorithm[J]. Studi di estetica，2018（12）.
[50]Finn E. What Algorithms Want：Imagination in the Age of Computing[M]. Mit Press，2017.
[51]Thrift N. Knowing capitalism[M]. Sage，2005.
[52]Kibby M. Collect Yourself：Negotiating Personal Music Archives[J].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09，12（3）：428-443.
[53]Dahlhaus C. Trivial Music and Aesthetic Judgment[J]. Bad Music：the Music We Love to Hate，2004：262-277.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方格格（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华伊然（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教育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