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小东南亚”不完全田野调查-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乔尔事务所（ID：Joesoffice），作者：乔尔事务所，原文标题：《城市 | 福州华塑小区不完全田野调查》，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拍摄、制作，头图来自：作者供图

‍这几年福州华塑小区因为东南亚美食在社交网络上出圈，但小区位于低洼地带雨季内涝严重，且部分处于危房状态，于2022年初开始地块征迁。今年春节回家得知华塑小区的消息，才了解在一街之隔的老社区原来有传奇的历史。

虽然在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产业研究，但却从来没有系统性地观察自己的家乡，而华塑小区就提供了一个观察福州如何从生产空间向消费空间转变的微观视角。最近，出于对华侨塑料厂和华塑小区历史的好奇进行了一些案头研究，结合之前对华塑的认知、春节前后的几次闲逛以及联系到了几位华塑小区的店主，制作了一张信息图。

华塑小区

沿革

在福州，以“华侨”或是“侨”命名的道路与建筑数不胜数，伴随归侨产生的政策和资本深远地影响了福州的城市空间生产，华侨塑料厂也是其中之一。

华塑小区位于福州市华林路，起初是安置归难侨的“政策性社区”，被用作华侨塑料厂的员工宿舍区，小区占地面积约1.5公顷，目前住户大约400户。

华侨

在建国初期，福州经历从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轨，同时，因为长期战备，城市中就业困难的现象普遍。在政府动员下，当时曾发生过几次大规模跨区域人口流动。第一次发生在1950年代～1960年代，由于印尼排华运动，大批归侨难侨返回祖国。为了安置归难侨，国务院在1957年颁布《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的优待办法》，旨在扶植国营华侨投资公司，并成立全国性华侨投资总公司，投资国营企业成为华侨在国内投资的唯一形式。

1958年时值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局阶段，各地方着手大力发展城市工业。在归侨安置与鼓励工业的背景下，华侨塑料厂在1958年正式建厂，吸纳了第一批归侨。1970年代，其后的第二批归侨从越南、缅甸等国来到华塑，来自东南亚的归侨与侨眷共同构成了华塑小区的社区文化标签。

产业变迁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福建省华侨投资公司兴办了近50个工厂企业。除了华侨塑料厂外，同时期在福州安置归难侨的生产空间还包括福清东阁农场、福清江镜农场、福州味精厂、福州客车厂、福州第二化工厂、福建机器厂等等。华侨塑料厂生产的“白鸽牌”泡沫塑料拖鞋在60年代开始批量出口，成为福州塑料产业的名片。

“白鸽牌”拖鞋广告

1990年代，在企业改制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当时的华侨塑料厂逐渐失去市场竞争力。2000年左右华侨塑料厂正式停工收厂，居民为了贴补家用开始制作贩售东南亚小吃，从临时性空间到破墙开店，小区自发地形成了几条商业内街，华塑小区开始向消费空间转向。

形态

规模和分布

华塑小区采取兵营式布局，用地呈狭长型。由于华塑小区整体围合，商业空间的流动性较低，主要由半固定和固定的空间构成。这也影响了小区内的业态分布。沿着主入口轴线，一栋老旧的“赫鲁晓夫楼”起到过滤食客与游客动线的作用，并将小区分割成两个主要区域。

餐饮零售业态主要分布在“赫鲁晓夫楼”前，集中在靠近主入口的道路两侧，可达性和曝光度较高；美容理发、五金修理和老年人活动中心等服务社区的便民业态分布在“赫鲁晓夫楼”后，整体氛围更静谧，私密性较高。这栋“赫鲁晓夫楼”在某种程度上缓冲了消费空间对社区生活的入侵，楼前的大榕树也成为重要的停留节点。

越式粉店/老年活动中心

店铺营业范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相互渗透程度高。相反，各家商铺组织起了相互渗透且默契的空间秩序。

“赫鲁晓夫楼”和大榕树

分类

华塑小区的商业空间是社区日常性的集中体现，自发、非正式的营造方式主导着社区空间形态的演变。华塑小区的商业空间形态主要包括体块式加建、窗口商铺、灰空间加建、墙面附着设施等。

通过改造、加建和临时占用等手段，不同商业形态的经营规模、可达性和灵活度略有不同。在单纯用于经营的商业空间以外，居民还通过种植花卉绿植、室外晾晒等行为，创造新的半公共空间，为社会交往活动提供灵活场所。

表皮

小区内的商业空间并没有出现迎合媒介传播而生产的“网红表皮”。比起有“设计感”的门头，商家们更愿意直接将菜品图片和价格置于店外吸引顾客。

在色彩和材质方面，小店的经营者们也没有施以过多的人为改造。在加建空间中，门面大多就地取材，材质纹理包括废弃的塑钢窗、防盗门、瓷砖、铁皮与金属围挡、玻璃以及混凝土等等。不过由于加建空间内主要用作厨房备餐和仓库储存区域，整体的透明性较低。

创造性的空间改造策略塑造了华塑小区的“第二次轮廓线”，附着在表皮外的废弃家具、雨棚、围挡、临时通风口等元素构成了小区的重要展示界面。

功能与效益

经济效益

早期华塑小区的店主们贩售东南亚美食用于贴补家用，主要通过改造或扩建自己的居住空间用于经营，因此大多不需要租金成本，食品定价也较低。店主们的经营模式也在不断调整，例如整桌预定、限量供应等等。经营烤肉摊档的“印尼大叔”曾经在文章中提到：

从1991年开始做整桌印尼风味菜，到现在已经26年了，如果以一年做360天，一桌10人计算，这些年就有9万人吃过我做过的菜。[1]

店主之间还形成了松散的商业合作网络。商铺形成了互补的供应链，避免同质化竞争，也为邻里街坊带来更高的曝光量。

社会效益

随着时代的变化，华塑小区表现出不同面向的社会效益。在建厂初期，华塑小区作为归侨的生活空间，塑造了居民们的身份认同和归属感；1990年代末，对于正在向消费空间转型的华塑小区来说，非正式商业为职工和居民们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缓冲；在空间媒介化的阶段，华塑小区的东南亚美食已经成为城市文化的载体之一。

另外，小区的非正式商业网络创造了安全社会环境。不仅限于经营活动，公共交往与私人使用往往处于同一空间界面，各种行为活动混合使用并交替发生，组成守望相助的“街道眼”。

非正式空间的未来

更新后的本地商业能否回归

由于总体上经营体量较小，小店们的抗风险能力普遍不太乐观。即便小店们已经尝试开设预定渠道、增加外卖业务，在最近一次疫情的影响下，一些店铺还是不得不选择暂停营业，或是提前开始考虑选择新址。关于小店们未来是否还有可能在一起经营，我请教了“锋咖啡”的越侨阿姨：

如果更新后的商业租金水平低，店主们还是更倾向回到原址继续以社区店的形式经营，继续制作贩售物美价廉的东南亚食品。

但如果选择在商场或商业街区经营，租金水平太高，将不得不放弃现有的制作与经营方式，街坊们继续在一起开店显得不太现实。

重新思考“正式”与“非正式”

老旧小区中的非正式商业空间是一种“战术都市主义（tactical urbanism）”。在《日常生活的时间（practice of everydaylife）》中，De Certeau解释了城市策略和城市战术的区别，其中的要义在于“战术”难以被空间模型与设计导则所计算。这类空间零散地嵌入城市，既不占领、也不刻意保持距离。

当前，部分城市正在进入存量更新的阶段，如何留住日常生活，并存续非正式空间的经济和文化价值是城市更新项目绕不开的问题。

2022年2月，华塑小区的拆迁赔偿协议已经敲定，即将开始地块征收，预计此次涉迁面积约25.47亩，涉迁户数约392户，涉迁建筑面积约3.12万方。[2]

尽管目前已经基本确定华塑小区可以原拆原迁，但现有的“非正式商业生态”能否留存还犹未可知，希望拆迁后华塑小区的烟火气还能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