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热潮，映射出我们时代的转型问题-虎嗅网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信睿FM（ID：thethinkerFM），本期嘉宾：安孟竹（结绳志”编辑，香港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整理：树野，审校：周发发，原文标题：《“心理热”在中国：技术学习、文化翻译与心灵自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01年，“心理咨询师”刚刚被中国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认定为一个正式的职业类别。二十年后，这个在当年听来还有些陌生的头衔已为普通人熟知，私人执业的咨询/治疗机构随处可见，面向从业者与爱好者的各种心理培训也发展成为一门蒸蒸日上的产业。这场自21世纪初以来在中国城市迅速蔓延的“心理热”（psycho boom），已成为学界持续关注的现象。

所谓 “心理热”，并不是指心理学在知识界的强势地位，而是指近20年来心理治疗产业在中国城市的蓬勃发展，心理知识、话语与实践向普罗大众日常生活的渗透，以及围绕它们建立起的对于痛苦规范化的表达及应对方式。在信睿电台第19期节目“‘心理热’20年：痛苦的标准化与治疗的全球化”中，人类学者安孟竹与我们分享了中国心理治疗文化的兴起过程，以及对于心理治疗的医学人类学观察。

心理治疗的职业化、商品化与日常化

周发发：我们就从安老师研究兴趣的变化开始聊起。您的博士论文专注于自闭症儿童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特殊的群体，后来您为什么对更广义的心理治疗，或者说心理治疗的社会文化发生了兴趣？

安孟竹：其实这不算是一个研究兴趣上的转向，关注心理治疗这个领域，其实是我博士论文的副产品。田野的过程里，我会去参加很多面向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心理治疗公益讲座，也发现市面上出现了很多面向自闭症家庭的“养育指南”，我的一些报道人家长也会主动去学习家庭治疗的知识，甚至有人还会专门去考一些执照，例如婚姻家庭咨询师执照。ta们不但会用学来的这些所谓的专业知识、观点去处理自己的亲密关系问题，而且会去帮助其他处境相同的自闭症家庭。

我当时对这个现象比较感兴趣，就去读了一些相关的文献，读的过程中就会发现，原来我田野里观察到的这些自闭症孩子的妈妈对于心理治疗的兴趣，其实是一个更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个特殊领域里的体现。

最近十几年，很多人类学家都会发现中国城市里开始掀起一股“心理热”。所谓“心理热”就是很多普通人成为了心理治疗的爱好者，热衷于参与一些心理治疗的培训活动、兴趣小组等等。像我遇到的那些心智障碍孩子的妈妈们，很多人起初是因为自己遭遇了一些精神健康和亲密关系里的问题，但后来通过自学变成了心理治疗领域的实践者，从自助走向了助人。

另一个跟心理治疗领域结缘的原因在于，2019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进了张鹂老师的Anxious China：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我承担了这本书的翻译工作，也在翻译过程中了解到许多关于心理治疗的人类学研究。

Anxious China：Inner Revolution and Politics of Psychotherapy， Li Zha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20

周发发：心理治疗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是一种“舶来品”，它是首先在西方世界被发明、发展和标准化的。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心理治疗被引入中国和逐渐被大众接受的过程？

安孟竹：关于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咨询的制度化、大众化历史，其实黄宣颖老师有一篇非常出名的文章——The Emergence of Psycho Boom in Contemporary Urban China——其中做过非常详细的历史源流梳理。我们今天所说的心理治疗，简单来说其实是基于一些分支心理学研究建立的一个治疗系统。虽然心理学在中国的传播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但心理治疗对于大部分普通的中国人来说，其实还是一个相当近期的事物。

如果说心理学的话，其实是20世纪初开始，有一批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像蔡元培等，他们翻译了很多心理学相关的著作。那个时候，心理学就开始作为一种西方舶来的知识门类在中国的一些高等院校里传播，北京、南京的一些大学开始建立心理学系，但主要还是在大学的知识精英群体内部传播。到了文革期间，心理学被扣上了“资产阶级伪科学”的帽子，很多大学的心理学系就停办了。当时是说“没有心理问题，只有思想问题”。

改革开放后，随着高校工作的恢复，心理学也在大学里重新恢复了合法性。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心理学始终是一个以研究为导向的学科。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有一批海外的心理治疗师借助国门开放的社会背景来中国做一些交流和培训活动，其中就包括了心理治疗界赫赫有名的“中德班”。直到那时，心理治疗作为一个实践领域才开始在中国获得一些传播。

而中国的普罗大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所谓的专业心理治疗都还是比较陌生的。但在社会生活、大众文化领域，几十年前就出现过许多具有心理治疗或者咨询色彩的内容。比如市面上很早就出现了一些大众心理学读物，报纸、电台也开辟了一些建议型专栏，例如“知心姐姐”、求助热线，这其实都是为了帮助人们面对个人心理上的困扰和苦恼。

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是2000年的“春晚”，宋丹丹和赵本山有一个小品叫做《钟点工》。宋丹丹扮演了一个角色叫“陪聊”——她做钟点工不是到别人家里去打扫卫生、帮忙做饭、照顾孩子的，而是去陪独居老人赵本山唠嗑，帮他排解一些生活上的困扰。陪聊这个角色其实很有意思，它代表了心理咨询这个职业在正式制度化和职业化之前的一种非正式的文化表现形态。

杨洁老师有一本书叫做Unknotting the Heart：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是关于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她发现，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培训里会加入很多关于心理治疗的知识和方法。就是这样的再就业培训造就了一些类似于“陪聊”的非正式的咨询师或者治疗师，ta们大部分都是女性。这些人重返就业市场，去帮助同样处境的下岗工人，去陪ta们聊天、排解ta们的苦闷、帮ta们重新走向市场等等。

所以，这其实就是心理治疗“前职业化”时代的一种情感、关怀层面的劳动类型，其实跟今天一对一的、受过专业训练的心理治疗师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Unknotting the Heart：Unemployment and Therapeutic Governance in China， Jie Yang， ILR Press，2015

心理治疗真正实现职业化其实是在21世纪初。当时，在城市居民，尤其是中产阶级中掀起了一股参与心理治疗培训的热潮。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

首先是2001年。当时有一个部门叫做“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今天已经改组了，好像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01年时，这个部门将心理咨询师认定为一个服务类职业，随后，国家开始建立相关的职业认证制度和资格考试体系。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一级、二级、三级心理咨询师，其实都是通过国家考试体系认证的。随着职业资格执照的设立，市面上也出现了一大批考证培训的短期课程。

另一个时间节点是2008年。在汶川地震之后，国家把“心理援助”认定为灾后干预计划的一部分。当时有一大批港台和欧美的治疗师借助政治上的推力涌入中国市场。在那之后，北、上、广、深这些城市建立了许多心理咨询机构。它们也会办很多的培训班、工作坊。在这个时期，心理治疗开始走向市场化，变成了一种普通人可以购买的商品。

现在其实是一个心理治疗开始走向日常的时代，就是我们会觉得心理治疗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都市文化。尽管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过一对一治疗的经历，但很多心理治疗或者心理学术语会频繁地出现在普通人的日常交流里，比如说“焦虑”“抑郁”“情绪管理”等；心理治疗这个职业也借助大众传媒进入到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像很多婚恋、调解节目里也会出现心理咨询专家这样的角色，像近期比较火的一个电视剧就是《女心理师》。

电视剧《女心理师》，2021

再回到学院层面，其实很多其他专业也开始参照西方的学术训练体系，把心理治疗作为一个附属的训练内容，像是精神医学、社工，都需要学习一些心理治疗相关的知识。因此，一些不同的力量造就了大批的心理治疗从业者和爱好者。今天我就发现，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做过心理治疗，但生活中好像到处都是心理治疗。

周发发：我很好奇心理治疗现在在中国的普及化程度，比如说现在中国有多少持证的心理医师或咨询师？经营一家心理咨询诊所需要哪些制度上的认证？

安孟竹：不管是业内，还是人类学的研究观察，都会发现在从业者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我刚才说心理咨询这个职业是国家从2001年起设置的，在那之后，每年的5月和11月都会启动两次职业资格考试。

但相比于西方的心理治疗师需要要求一定的学历背景、实务经验和个案督导经历，用张鹂老师的话来说，中国的考证就是一个比较速成的培训过程。其实市面上很早就有一大批针对心理咨询师资格考试的短期培训班，培训的内容主要就是一些考点，更多是一些文本上的死记硬背，跟考其他的证也差不多。之前的考证也会要求一些相关的实习经历，培训班就会安排学员一起去医院精神科或者某咨询中心参访，就算完成实习经历了。

所以，速成式的培训造就了一大批持证的咨询师。因为国家没有发布过关于发证总数的统计，但我读到的民族志材料显示，行业内会有一个相关的估计，比如说30万，或者是20万到60万，总之，我们可能在这些年里造就了几十万持证的心理咨询师。

尽管持证的人很多，但你会发现，很多人参与相关培训，甚至去考一个证，并不是一定抱有要去做治疗师的目的，而是ta可能本身就在经历一些痛苦，ta想要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这种痛苦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我田野里遇到的那些自闭症儿童的母亲一样，ta们是想要自助或者帮助身边的人。

有一些人考到了咨询师的证也会开始执业，但因为这些人是半路出家，经历的培训又比较短期和不正式，所以ta们并不具备过硬的专业能力去扮演一个合格治疗师。这些人被张鹂老师称为“社会派”。长期以来，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学院派”的人就会觉得心理治疗领域是一个鱼龙混杂的“江湖”。“江湖”可能是一个跟国家监管比较相对的说法，这也映衬出国家监管的不足。

近几年其实发生了一些转折，在北、上、广、深这些大城市，心理治疗这个行业的专业化趋势非常明显。其中一个背景可能是，有一批在海外接受过训练的“学院派”回国执业了。另一个转折点是2017年，国家取消了心理咨询师职业认证，暂停了资格考试，但市面上的治疗技术和方法也越来越多，因为不同的治疗流派内部也在建立各自的行业认证和注册体系。

“中产化”的心理治疗与被遗忘的弱势群体

周发发：您刚才提到，我国大概有几十万这个量级的持证心理医师。但我们又常常会发现身边有心理障碍的人找不到合适或正规的诊疗途径。前几天我看过一个报道说，中老年妇女是抑郁症高发群体，但她们好像既没有主动寻求心理救治的意识，甚至在主观上也抗拒这种治疗。我很好奇，对于一些缺少社会途径、医疗资源、经济实力来解决心理问题的弱势群体，ta们如何找到解决心理问题的资源？

安孟竹：这个问题挺重要的，因为社会存在的精神健康问题总是有它的政治经济学面向。尽管心理咨询、治疗机构和相关的治疗资源大多集中在城市，而且它的受众主要是年轻人，以及中产阶级群体等等，但存在精神健康问题的，实际上很多都是老年人，都是女性，还有像我的报道人那样的身心障碍群体的家庭照顾者，甚至是农村的贫困者。

所有的公共卫生统计数据都会告诉你说，社会经济层面的弱势在很大程度上跟精神健康问题是重叠的。这些群体的精神健康问题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被遮蔽起来的，最近几年才慢慢地浮现出来。

我们回来看心理治疗，一对一的心理治疗一般会要求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每一个session的价格是比较高的。据我所知，除广东省以外，大部分省份的心理治疗都是不被纳入保险范围的，也就是说不能报销。在城市里，心理治疗正在经历一个市场化的过程。一线城市的治疗收费明显要高于二、三线城市；同一间治疗机构里，实务经验比较丰富的治疗师的收费也高于年轻的、刚入行的人。一对一的心理治疗正在变成一种特定收入群体才能够消费得起的商品。

所以，对于心理治疗这个行业来说，怎么样让心理治疗的知识从市场化走向公益化，变成一种普通人可及的资源，怎么样让心理治疗的属性从商品和某种服务变成一种助人的支持性资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命题。

目前比较令人欣慰的一个现象是，在这种普遍的对心理治疗资源需求下，近几年开始出现很多公益性质的关注精神健康或者心理治疗知识的传播和自助平台。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些我认为比较不错的平台：一个是基于上海精神医学中心的“心声Mind”，它在推动一些心理健康资源的共享，也长期致力于精神障碍者的权利倡导，之前也组织过精神健康照顾者的线上聊天室这样一些非常有益的活动。

另外一个平台是“刺鸟栖息地”，它长期致力于精神健康公共教育，也进行过很多针对公共心理健康问题的多元化尝试，例如戏剧治疗、艺术表达等等。这两个平台都不会拘泥于特定治疗方法的实务性交流，而是以心理健康的公益传播为核心。

心理治疗在中国的本土化改造

周发发：让我们回到心理治疗自身的发展上来。我国目前的心理治疗，一方面面临同构性的压力，可能要学习西方已经建立起来的规范、已经发展起来的范式；另一方面又要适应本土化的需求，比如面对一些特属于中国社会的心理问题，或者需要去适应中国人的规范、价值以及期待。在这个张力之下，心理治疗本身有哪些发展的趋势？

安孟竹：张鹂老师Anxious China这本书里其实有一章专门在讨论心理治疗本土化的问题。从异文化舶来的知识或技术要移植到某一片新的文化土壤，可能都需要经过一个恰当的文化翻译过程，甚至对它的内容本身进行一个改造和革新。心理治疗其实也不例外。

心理治疗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首先就关系到中国来访者、治疗师对于特定治疗方法的选择性接纳。张鹂老师的田野调查地点在昆明，她在那里就会发现说很多治疗师更愿意采用CBT（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也就是“认知行为治疗”这样一种方法。

这种方法好像跟我们从革命年代沿袭至今的、今天单位里面还普遍存在的“思想工作”有相似性。尽管一个是谈话治疗，另一个本质上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导的人格塑造，但两者都在强调通过观念的调整来动员个体的行为变化。她也发现，很多倾向于采用CBT的治疗师，可能原本就是在大学里做德育工作的辅导员、在单位里做思想工作的组织部的工作人员。

其实心理治疗在中国也会遭遇很多文化上的冲突。今天很多的心理治疗流派以弗洛伊德的思想为基础，它会把你个人的童年、幼年成长经历，以及家庭里的亲密关系看成某种程度上的创伤来源，心理治疗的过程就是治疗师带着来访者去探索个体生命历程。

但中国文化并不倾向于用一种创伤性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家庭或是我们童年经历的一些苦难，它反而会把这些经历当成一种培养个人积极品格的必要过程。比如我们会说孩子是“不打不成器”的，但在心理治疗师看来，这可能就是一种童年所经历的暴力创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心理治疗的引入，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如何看待自我，如何看待关系，如何看待家庭和社会的视角的改造。它进入的过程必然会遭遇一些社会、文化层面的摩擦和阵痛。

还有一个层面的变化或协商改造是关于操作的。比如谈话治疗，它是有一定的操作要求规范的，例如要在一个怎样的空间里面进行。这个治疗也一般是长期的，治疗师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来跟来访者培养一种互信的、陪伴的关系。针对亲密关系和家庭关系的治疗，不但需要来访者的参与，最好还要有一些核心家庭成员的共同参与和介入。

但报道人告诉张鹂老师，这些要求在中国是很难实现的。一方面是因为来访者的收入水平可能一般，ta们很难支付得起这种三四百、上千一个session的治疗费，所以ta们来见治疗师时，往往希望寻求一些实用性的、指导性的建议，就是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样做，而不是想和治疗师一起去进行一场漫长的、深入的自我探索。

这时，治疗师很难扮演起西方标准化的治疗场景所设想的那种理想的对话者、倾听者、合作者的角色，ta反而会变成一种我们中国人所期望的道德权威、知识权威的角色。所以在很多时候，治疗师都要根据来访者的要求做一些操作层面的协商、调整或者妥协。

对痛苦的表达和应对是一个古典问题

周发发：其实生活在所谓的古代社会的人也会有面对和处理痛苦的需求，包括很多宗教的出现，可能就是为了系统性地解释痛苦。前现代的思想资源在处理现代人的心灵问题上，是不是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在把它们一概地贬斥为“迷信的”或者“落伍的”之外，是不是也能从中发现一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适应当下生活的灵感？

安孟竹：医学人类学一直比较关注human suffering这个问题，也一直在追问人类痛苦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所认为的这种疗愈或者治疗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就像发发说的那样，自古以来，人类一直承受着身心层面的痛苦，但我们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述痛苦，我们在什么样的经验层面体验痛苦，我们寻找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技术来应对痛苦，其实都跟社会背景有深刻的关联。

中国社会近三四十年的社会转型其实伴随着一个我们对痛苦的应对或表达从身体层面转向心灵层面的过程。比如人类学家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到访过湘雅医院，他发现，中国人的精神痛苦似乎很多时候都是通过一种躯体化的方式来体现或表达的，以至于说当时有一些他认为有明显抑郁症症状的人，医生会给出一些神经衰弱之类的诊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经历了三四十年的急剧转型，必然会产生一些有冲击感的道德价值、关系模式等，这就给身处其中的中国人带来了许多精神层面的焦虑或者迷惘。所以到了21世纪，重新进入城市做研究的人类学家就会发现说好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尤其是城市中产，会将自己的痛苦诉诸于内在的感受层面，好像很多通俗意义上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观点、知识也在深刻影响着普罗大众对自身问题的理解。

所以人类学家从这样的转变里看到了一种新型的、所谓“治疗型自我”的浮现。这种对个体内在的自我感受和情绪的关切，对于一贯强调集体的中国社会而言，确实是一个比较崭新的现象。

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哈佛医学院精神病学与医学人类学教授，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人类学讲席教授，国际医学人类和精神卫生研究领域代表人物

而且你会发现说，有这么多的普通人在一个心理知识全球流动的场域里，通过自主学习的方式，来寻求应对这些痛苦、困扰和焦虑的方法。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天我们看到的“心理热”，其实就是中国的一个现代性问题、一个现代转型问题。

但是您刚才说是不是一些传统的方法，像是宗教、求签问卦这样的方式，也在发挥疗愈心灵的功能，我从人类学的视角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其实人类学家有一个反线性历史观的看法：我们通常会认为传统的东西其实没有那么传统，现代的东西可能也没有那么现代。像我刚才说的，医学人类学其实一直在问到底什么是人的痛苦，什么是我们理解的治疗，这些各种各样的疗法、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技术是怎么样对人产生效果的。

扯远一点说，就像发发刚才说的，传统时代的人遇到一些生活中的困扰或者精神上的苦恼，也会去寻求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会去求签问卦、找巫师等，ta们也希望得到一个更高层面的声音来指引自己看见一些日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

比如一个人老做噩梦，会盗汗、发病、恶心、呕吐等等，老是不好，ta就可能会去问当地的一些灵媒。灵媒可能就告诉ta，ta哪天上山采药时，被山上的某个小鬼跟到了家里，受到了骚扰，所以要在家里做一个驱鬼仪式，做完之后病才有可能好转。其实一个人去求签问卦、去找灵媒，不是说ta自己就什么也不做，而是希望知道自己可以在什么层面，通过什么样的技术，做出哪些努力来干预眼前的问题。

反过来，我们去看今天的心理治疗对于来访者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其实跟这种仪式也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我的导师关宜馨在研究家庭治疗，她发现，治疗师在帮助来访者回溯过往经历时，其实也是在引导ta从特定的角度去体验亲密关系里的互动过程，去指引ta看到一些自己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孩子有心理方面的问题，家长可能很着急，但治疗师经过一通分析，可能会告诉家长说，孩子的心理问题可能是一个父母关系问题的征候。

所以很多疗法其实也是一个帮助人打开视野的过程，它会调动来访者在某个层面进行自我觉察，去做出一些干预的努力。人类应对痛苦的技术、语言或者方法，其实一直在演变，但好像在深层层面，它是依赖于一个持续不变的既定结构的。

您提到的思想资源，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举个例子，当代心理治疗其实是一个比较杂糅的文化图景，这个光谱上不只有主流的谈话治疗，可能也有泛身心灵的技术，比如正念、冥想等等，甚至这些东西会自成一派，成为一个新的疗法，而这些技术可能就衍生自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佛教思想。

再举一个例子，心理治疗中的很多方法其实受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影响很深，比如沙盘治疗、艺术治疗或者催眠，但去看荣格的传记就会发现，他本人其实对《易经》、道教非常地痴迷。在中国，有很多受荣格思想影响的治疗师，例如申荷永等，ta们也会希望在自己的治疗过程中融合东西方的文化，把荣格对于潜意识的解读和中国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意向表达法结合起来，寻求一些谈话治疗、语言之外的表达方式，去帮助那些不善沟通的来访群体——比如说儿童、青少年——进行治疗。

另外，我这几年读杨洁老师的研究就会发现，她观察到中国的一些城市里开始兴起了一种心理治疗和本土哲学思想相结合的做法，有些人会称这是“本土心理学”。她参加的一些相关工作坊的讲师也会结合儒家思想去提炼一些特定的心法，比如鼓励学员去培养一些内在的“德性”力量，从而实现心灵的平和，抵御外界的干扰等等。这可能是当代的心理治疗行业借着复兴传统文化的东风，寻求一种自我的传播和扩张，也是一种传统思想在当代心理治疗场景下的再发明或者再创造。

所以目前的话，所谓传统的和现代的心理治疗是以重新发明、重新创造的方式去进行一种杂糅，并在相互纠缠和互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演进。

心理治疗的保守性与进步性

周发发：您刚才提到，有一些心理治疗甚至可以和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正好可以引到关于心理治疗的保守倾向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它之所以能跟儒家合流，其中应该是有一些共通点的，比如它们都教个体怎么更好地安于自身的位置。心理治疗会鼓励个体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来更好地适应现在所处的环境。

但这就会引来一些批判——如果每个人都努力通过一些方法来消解自己的痛苦，让自己更好地适应微观的环境，会不会带来对结构性或公共性问题的忽视？因为人们适应了自己的微观环境，反而消解了追求公共性变革的动力。不知道心理治疗有没有一些对这类批判的回应？

安孟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研究者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存在自己的纠结和矛盾，包括关注“心理热”现象的人类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微妙的差别。我们会说心理治疗最终面对的是人的痛苦，而人的痛苦其实很少是完全私人化的，我们的痛苦或多或少都会有社会性的一面。但心理治疗主要是从个体的层面去介入和干预，在自我、认知、情感层面做一些调整，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的。

面对这样的现象，一些持批判性观点的学者就会比较担心说，这种处理痛苦的方式是不是太过私人化了，是不是一种注意力的转移，它会遮蔽一些造成痛苦的社会经济原因。但我们更加需要警惕的是，这种转向内在感受的心理技术有可能跟什么东西结合起来，比如说权力控制，那这就比较危险。

举个例子，今天的大学里都会有心理健康测试，这个测试其实起到的是一个筛选、排斥的作用，不通过的学生有可能会被劝退。在这里，心理学反而变成了一种制造污名和排斥的机制，甚至是一种风险治理的技术，而不是一种助人和支持的资源。

再比如，心理技术有可能和资本结合。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就是，今天在公司里做人力资源管理的人，可能很多都会持一个心理咨询师的执照。然后心理技术也会和管理学有一定的结合，就是促进员工在工作场域里进行一些自我情绪的管理，那这种导向有可能是转移劳资矛盾的。

再比如说要警惕一种比较粗暴的病理化倾向，比如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经常会看到大学生自杀的新闻，很多人就会说ta就是心理问题、就是抑郁症啊，但真正的问题是自杀的人到底是为什么有了心理问题，ta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校园环境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在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和干预的同时，我们其实不应该放弃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层面的追问。

从一个研究者自我反思的角度而言，我会认为说其实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心理治疗参与者对自身结构性处境的觉察。比如很多的心理治疗爱好者或自学者，ta们其实并不是看不到社会造就的暴力，而是知道这个社会的结构很难改变后，没有沉溺在很难改变给自己带来的无力感里。

ta们之所以积极地学习心理学，参与各种各样的培训、工作坊，其实就是希望在这个充斥着暴力、不公、不确定性的社会里，寻求一些对于自己生活的掌控感。那作为研究者，我们如何看待这种个体的能动性，在这个过程里存不存在其他的潜能，这也是一个需要好好回答的问题。

其实很多研究者的提问方式是不太一样的，有人会问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心理知识、心理学技术和方法对ta们是有帮助的，心理治疗到底帮ta们打开了什么样的话语空间和存在体验呢？有人也会发现说心理培训常常可能会提供一些赋能的资源，比如有一位学者的研究发现说心理治疗培训、活动、工作坊、读书会的参与者很多都是女性，尽管在这里收获的东西并不能帮她们改变自身在性别上的结构性处境，但参与这些活动也帮她们搭建了一个情感上相互支持、相互关怀的社群。

除此之外，我们也会看到心理治疗行业内部的一些从业者已经开始介入到一些对这种结构性的、不公的问题的应对里，比如说性别、残障，等等。今年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心理治疗师会标注自己是多元性别友好型的治疗师，行业内部也有很多关于如何面对残障来访者的讨论，也有一些针对家暴受害者的心理治疗公益项目出现。这些现象就告诉我们说心理治疗其实在很多方向上都是有潜能的，它既有可能被权力所征用、被资本所征用，但也有可能变成一种提供支持、撬动甚至改造社会的积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