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李慧琪，编辑：谌彦辉，原文标题：《“恐婚恐育”的年代，中国第一批不要孩子的人后悔了吗？》，题图来自受访者
时钟晃过五点半，安澜强睁着朦胧的睡眼去洗漱。自从当了妈妈之后，她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上的监控。
监控视频显示的是一张小婴儿让人沉醉的睡颜。他稍有扭动，安澜就像谍战片里的情报人员得到了信号一样，她会一个箭步冲到宝宝面前。因为带孩子入睡的是育儿嫂，她想保证每天早上宝宝睁开眼第一个见到的人是自己。
安澜融化在宝宝笑容绽开的眉眼里，那是她早起的全部动力。小婴儿特有的奶香让她很迷恋，睡觉的时候，她都会拿一件宝宝的小衣服放在枕头边。
一人，一车，安澜环游了35个国家，图为肯尼亚。（受访者供图）
她似乎忘了自己还是一位旅行博主，环游过35个国家。疫情前，安澜曾开着直升机在新西兰南岛的上空俯瞰碧水海湾，在旧金山的森林树屋里看松鼠窜过，也曾坐上巴黎的双层巴士餐车享用“流动的盛宴”……早上睁眼，安澜都要想一会儿，现在是睡在哪片大陆上，过着哪个时区的生活。
那时，安澜选择了丁克的生活方式。但当孩子呱呱坠地，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面对琐碎又焦虑的育儿日常，以及产后大幅回落的身体激素，她有时会在饭桌上突然哭起来。但她依然很坚决地说，“我会觉得以前的那种自由真的挺好的，但是我不会怀念，我想跟宝宝在一起。”
安澜大概也没想到，这种身份切换来得如此之快。如今，越来越多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年轻女孩，打破了对婚姻和母职的玫瑰色光环。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和“内卷”的社会压力，让“恐婚恐育”成为90后、00后中弥漫的一种时代情绪。一些到了育龄期的年轻人处在“生育摇摆期”，他们不禁好奇，那些蹚过丁克这条泥泞小路又放弃的探路者们，经历过怎样的挣扎心路。
上个月，安澜发了一条朋友圈，“现在都还有点回不过神，我居然生了个人。”
成为丁克
1971年出生的方宁在某省社科院上班，她学的是社会学，25岁结婚后和丈夫一起丁克了14年。
安澜在维也纳的车站。（受访者供图）
“丁克”一词源于“double income no kid”（缩写为DINK），是指夫妻双方都有收入且能生育，但主动选择不生育的无孩家庭。上世纪80年代，丁克的概念传入我国，受到不少知识分子的喜爱。90年代后，国内选择丁克的人数逐渐上升。
方宁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批丁克。她不用坐班，只需要每周去单位开一两次例会，年底出蓝皮书的时候会忙一点。只要假期时间够，她就会和丈夫一起四处旅行，比如一时兴起去鼓浪屿，租个船屋民宿，无拘无束地玩五六天。
“当时并不是说要标榜一种生活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而是基于现实的情况。”方宁对自己的选择如此解释。
她有两个哥哥，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长大。父母两人观念不同，几十年来总是争吵不断。可能因为要养育三个孩子，父母的脾气很暴躁，她没有在家里感受过温暖。后来，方宁好不容易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然后结婚，逃离了她的原生家庭。
在方宁的潜意识里，生孩子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她觉得孩子一般会复制父母的生活。有时候，她感觉自己和爱人的生活就是父母生活的投射，她不希望这种投射延续到下一代，勉强过好自己这一生就行了。
“社会上有很多不公，这是普通人无法跨越和改变的。”方宁说，那段时间，她把社会的阴暗面放得很大，整个人的情绪比较悲观。如果一个生命交到她手上，自己又不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未来，“那为什么还要带孩子来这个世界上呢？”
方宁的丈夫也这样觉得，“咱们可以轻松几年，30岁以前可以缓一缓，但必须要孩子。”后来，方宁的公公得了尿毒症，做手术花了很多钱，他们当时的经济条件也没法要孩子。等他们攒了一点积蓄，方宁快33岁了，她丈夫也逐渐接受了丁克的生活。
和方宁不一样，1985年出生的安澜家庭和睦。她是典型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父母是双职工，但他们工作繁忙，缺乏陪伴式教育，只是把孩子“塞给学校”，并告诉她，考试一定要考好。
安澜从小就笃定要做一名建筑师，但父母的考虑是现实的。“你要不去学医，要不去学法律。”安澜和父亲闹得很大，但最后拗不过，还是屈从学了法律。在西南政法大学的那四年，她很不开心，毕业后也没有从事法律相关的工作。
安澜先在体制内干过两份工作，都只做了一年多，她不能忍受循规蹈矩。有一天，安澜在办公室写文件，她突然觉得自己不能这样一直过到退休，站起身来就去辞职了。她拿着手里仅剩的一点积蓄，去美国自驾游了一个月。
回国后，安澜在穷游网上写了一篇非常详细的游记，并附上摄影作品。她没想到，那篇帖子很快就爆火，包括马蜂窝、携程等各大OTA平台都转载，点击量加起来上百万。
安澜一个人在加拿大的森林公园野营。（受访者供图）
那篇标题为“大龄单身文艺女青年自驾美国”的文章，安澜觉得当时是随手写就，但无意间贴合了很多噱头。在2013年前后，国人开始把目光投向世界。境外游、自驾游、沙发客、背包客兴起，穷游达人猫力Molly成为了现象级的博主。那些和安澜同期发帖的人也都火起来了，她才发觉这一领域大有可为。
之后，她以“Desperado安澜”的名字行走江湖，过上了签约旅行家“在路上”的生活。当时说走就走的状态，让她非常坚定选择丁克，她觉得没有孩子自己会过得更好。
告别“橱窗里的生活”
小时候，安澜的父亲想盖一栋自己的房子。当时还没有室内设计的概念，父亲去镇上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买回来了所有关于装潢的书籍。安澜记得，那些硬壳图册上全都是国外的漂亮房子，有赖特设计的流水别墅，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这让她萌生了去看一看的想法。
十几年后，她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前往撒哈拉的旅途中，安澜乘车穿越烈日炎炎的荒漠腹地，沙漠里突然下起漫天大雪；在2019年生日那一天，安澜在北极圈内的特罗姆瑟小镇酒店里醒来，外面风雪极大，路边的一只狗被吹了起来；在世界尽头的冷酷仙境，她从浓密云层的缝隙里看到了淡绿色极光……
安澜将那段时间形容为“橱窗里的生活”。朋友们很羡慕，她能旅行又能挣钱。但对她自己来说，爱好变成工作让她感觉很疲惫，每次要完成安排好的任务、活动或项目，无法享受旅行的过程，而且频繁倒时差，身体也吃不消。
博主的身份也没有给她带来成就感。“只要年轻姑娘拍到好看的照片就会有人买单，都不需要再提供一些历史文化的输出。”安澜说，旅行前她会看书、看电影，仔细阅读很多和景点相关的手册和资料。
有一次，她为某汽车品牌去巴黎拍一个视频，对方不需要她写任何文字，人家让她怎么走位她就怎么做，好像只是一个模特一样。“那个时候，我就感觉更奇怪了，完全没有任何享受，我就一心只想赶快回家。”安澜说。
她时常觉得自己被一种“冒名顶替综合征”（成功成年人中，有33%的人感觉自己的成功不是理所应得的）折磨。安澜曾写过《一个人的盛宴》，这本书是关于自己在法国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从书面市的第一天起，她就开始紧张，每次配合出版社去宣传，她会觉得羞愧，“害怕别人买了书，觉得我写得糟糕，然后就说，你看，这个人果然只是个花瓶，只想割粉丝韭菜。”
后来，安澜决定转型成生活方式博主，“我已经到了那种坐飞机就很恐惧的程度，别人出去旅行很开心，而我整个人是乌云笼罩。”当时，安澜还在朋友圈表示，“今年的愿望就是再也不要出国旅行”。
随着年岁渐长，厌倦旅行的安澜开始有了放弃丁克的想法，她丈夫身边的朋友个个都有了孩子，他也想要一个。眼看着父母年纪越来越大，安澜也不忍心看到家人失望，生个孩子让他们开心。
另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安澜外公的去世。当时外公病危，她赶回老家没能见他最后一面。看着母亲悲痛的神情，安澜心想，父亲离开之后，母亲就会孤零零的。她也想到了自己，如果有一天父母都离开了，自己又没有孩子，她好像和这个世界没有一点牵绊了。
安澜在新西兰南岛上空体验开直升飞机。（受访者供图）
生还是不生呢？美国作家梅根多姆曾邀请16位作家将自己选择不生育的心路历程写成文章，他们的经历都是反复挣扎的。美国作家凯特·克里斯滕森曾在书里谈到母性召唤，“突如其来地，我有了母性的冲动——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令人震惊的渴望，深切而又原始。我渴盼一种重大而完整的感悟，将热切的关注投射在我自己之外的某个人、某件事上。”
2009年，方宁也感受到了这种“按也按不住”的母性泛滥。她当时已经临近40岁，总会不停地拷问自己，“这一生真的决定不要孩子了吗？”有时候，方宁在街上看到小女孩和妈妈手挽手逛街，去公园散步，看到女孩撒娇的那种神态，她会心生向往。
方宁曾有三位女同事表示不想要孩子，她们年纪相仿。但在2009年前后，她们都相继怀孕了，“人可能还是群居动物，有她们在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是安全的。她们有了孩子之后，对我有些冲击，觉得自己很孤单。”方宁说。
不过，因为年纪大了，方宁的丈夫一直劝她不生，但方宁一再坚持要生。最后，她丈夫也妥协了，尊重了她的选择。
迎接孩子的到来
在怀孕这件事上，方宁和安澜不约而同地提到了自己的幸运。方宁只吃了三个月的叶酸，安澜孕前检查后第一次尝试就中了。
方宁怀孕时已经40岁，她没有经历孕吐和恶心，整个孕程看上去很顺利，她也常让自己放松心态。因为之前曾终止过妊娠，方宁担心孩子发生畸形；又因为年龄大了，她担心产力不够，肌肉弹性也不如年轻孕妇。
为安全起见，方宁的产科医生，也是她的同学建议剖腹产。“做了腰麻，切了一刀，孩子就出生了。”方宁说，可能因为身体机能的下降，她没有母乳喂养。宝宝从小有些便秘，她觉得可能是配方奶粉不如母乳的问题。
怀孕之后，安澜找来了所有市面上有口碑的育儿书，她母亲还开玩笑说，“你是纸上谈兵的儿科专家。”
在孕期，安澜停止了手头的工作，但她觉得自己不能只是平躺，她很反感“一孕傻三年”的说法。为了强迫自己学习，她报名参加了中科院的心理咨询师考试，她觉得发展心理学对了解孩子的成长会有帮助。考试那一天，安澜有点尿频，她提前给自己买了一个成人尿不湿，以防万一。
安澜回忆孕初期，她自己没有任何感觉，只是成天下意识地保护肚子里的孩子。直到第一次做B超，看到宝宝挥动了一下小手，她哭了，就像电视剧里的情节一 样。
安澜做妈妈的第四个月。（受访者供图）
在等待宝宝到来的日子里，安澜的身体出现各种不适。早期是恶心、干呕、食欲不振，中期是疲乏、嗜睡、尿频、牙龈出血、眼睛干涩、骶髂骨痛，偶尔也有偏头痛、腹痛、呼吸困难和眩晕，但一切在她可承受的范围 内。
之后，安澜和宝宝的感情与日俱增，尤其是宝宝隔着肚皮和她互动的时候。她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如此强烈的责任感，宝宝实在是太小、太脆弱了，对这个世界毫无抵抗之力。每天，安澜会花很多时间跟宝宝聊天，“很难想象吧，这个找不到手机也要问肚子里宝宝的人，过去竟然是个丁克。”
安澜说，整个孕期最煎熬的是她得了一种罕见的病，叫做浆细胞性乳腺炎。她当时发现胸部长了一个肿块，有些红肿发热。去看病的时候，医生有一些怀疑，但又觉得不典型，先让她观察。有人和她说，这个病叫做“不死的癌症”，病不致死，但人会吃很多苦，肿块要被切开，反复吸取脓液。当时，安澜整个人都崩溃了。
因为想保护肚子里的宝宝，她没有选择吃药，只是敷了一种中药。医生让她去做穿刺确诊，她觉得确诊意义不大，还要挨一刀，最后没有去。等孩子生完，那个肿块却奇迹般地消失了。但也因为这个病，安澜只能放弃母乳喂养。
对安澜来说，生产的过程无疑是最难忘的。她选择了顺产，在持续12个小时的阵痛中，她度过了2021年的跨年夜。打了无痛针之后，她要等到开十指才可以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她甚至还回复了工作上的信息。
在生产的时候，安澜每次一用力宝宝胎心就会下降，几次尝试后，医生果断选择了侧切，然后使用了助产手段——胎吸。“胎吸就是马桶搋子的原理，对吧？”安澜当时问了一句，整个产房都笑了。后来出院，她看病历单才知道，这是难产。
被孩子改变的生活
怀孕期间，安澜曾和两个朋友在咖啡馆聊天。她说，自己准备用配方奶给孩子喂奶，阿姨负责带睡，这样能保障自己的睡眠，两个朋友却异口同声地说，“不可能！”安澜云淡风轻地端起咖啡，抿了一口，“你们放心吧，我绝对不是那种妈 妈。”
但孩子一出生，一切发生了变化。“我太是那种妈妈了。”安澜说，虽然宝宝没和她睡，但她会一整晚看监控，一有不对劲就冲过去。晚上阿姨会喂三次奶，每一次她都会起来守着宝宝，甚至盯着阿姨拿奶瓶的姿势和角度，生怕宝宝会呛奶。
只要宝宝哭、吐奶、打嗝，她都觉得天塌了，跟着一起哭，陷入内疚和焦虑。比如，孩子一哭，她就内疚自己没有照顾好；出门两小时，她又内疚没有时间全部奉献给他；宝宝抬头不好，又担心他发育迟缓。有段时间，她甚至焦虑到产生幻听，睡梦中听到宝宝哭泣就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
孩子出生之后，方宁也感到失去了所有的自由。那时，方宁的父母快70岁了，帮他们带孩子已不可能。她和丈夫两人照顾孩子的吃喝拉撒，任何一点小事都会让她焦虑。
安澜和宝宝一起玩耍。（受访者供图）
比如，别人家的孩子白天可能要睡十几个小时，但方宁的孩子觉少，上午、下午各睡半小时，中间还要喂奶、做辅食，方宁只能日复一日地连轴转。等到晚上孩子入睡，她躺在床上有一种被人暴打的感觉，起身上厕所都要做思想斗争。
方宁说，每当情绪糟糕的时候，爱和恨总纠缠在一起。那段日子，她甚至有过离开人世的冲动，有两三次想让孩子去死，“那个时候，孩子不听话，一直哭闹，如果正好她撞到我犯病的时候，真的，我就把她推到窗前，我们一起死。”方宁说，爱孩子的时候她是真心爱，但孩子不听话，她又手足无措，“就是真的恨，更恨我自己”。
现在，方宁的孩子已经12岁，这种抑郁情绪一直没有得到缓解，“那种冲击是波浪式的。”她说，孩子成长的每个时期都会冒出新的问题。
方宁曾怀疑自己有双相情感障碍，但害怕去医院确诊，她也担心吃药会有副作用和依赖性。这么多年，她一直依靠自我调节，偶尔也听一下朋友的劝导。她有时候觉得，可能之前做丁克过得太轻松，现在是对她的惩罚。
和她同龄的朋友，孩子都长大了，每次遇到问题，方宁都不知道该去问谁。她去学了一门心理学，在课堂上，方宁认识了很多妈妈，孩子都一般大，她发现自己的问题都是新手妈妈的焦虑和烦恼，这让她感到释怀。
方宁认为，以前把孩子生下来，只是出于责任，她在被动爱孩子。等她和孩子建立了特别紧密的关系之后，她发觉自己在主动发自内心地爱孩子。这十多年来，方宁觉得自己获得了真正的成长，是一种人格上的完善，而这都是养育女儿带来 的。
在养育女儿的那些日子，方宁也逐渐学会了换位思考，更理解了自己母亲当时的处境，慢慢放下了过去的一些执念。
今年2月15日，安澜回顾难产的经历写了一篇博文，有读者留言“没当过母亲的女性是不完整的”，安澜回复“小心你的发言”。
类似的评论充斥在社交平台上，安澜很反感这样的“生育完整论”，“没有孩子的女性也是完整的。”她又回复道，“我认为女性乃至所有人，根本没有必要追求所谓的完整，或者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完 整。”
她还看到一条留言，“有了孩子的人生依然不完整，所有人都以不同形式残缺着。”安澜非常认同，自己通过生育获得了难以言喻的幸福，但也承担了无法避免的痛苦。“这两者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无法相互抵消。”
也有网友对她说，“反正你都要生，还不如早几年。”安澜坦诚回复，自己并不后悔晚育，只是想到以后陪孩子的时间少了，她会有一点惋惜。“虽然医学上确实有最佳生育年龄的说法，但现在我的三观、性情、工作状态、经济条件等，都比过去更适合生育。”
最后，安澜在博文中写道，“生或不生，可能都会在漫长人生中有过后悔的某一刻。重要的是，人生还有没有其他让我们感到幸福的事。”
*文中方宁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看天下实验室 （ID：vistaedulab），作者：李慧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