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内容摘编自：《如坐针毡：我与通用电气的风雨16年》，作者：杰夫·伊梅尔特、埃米·华莱士，译者：闾佳，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接手伟大领导者留下的烂摊子，是什么体验？刚上任就碰上震惊全球的恐怖袭击，该怎么办？
提起通用电气，大家总是会想到杰克·韦尔奇，这位让企业资本增长30多倍的传奇人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他离开通用电气后，这家美国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已经耗光创意，开始故步自封，在外人看不见的地方有了无数漏洞。
当时了解通用电气的人都说，接替韦尔奇的人是个小可怜。杰夫·伊梅尔特就是这个小可怜。他的父亲在通用电气工作了38年，他本人毕业后就进入通用电气，把这家公司视作信仰，甚至在左臀上纹了通用电气的标志。
2001年9月10日是伊梅尔特接任通用电气CEO的第一个周一，第二天就发生了9·11事件，从此他开始16年不停歇的“救火队长”生涯，直至2017年10月卸任。他的名气不显，却推动通用电气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这个巨头平稳驶过2008年金融危机和2011年福岛核电站事故（该电站的核反应堆是通用电气设计修建的）。他说，“如果你既不是天才，也不怎么幸运，那么我的故事就是为你准备的。”
获机械工业出版社授权，今天我们分享一段伊梅尔特与中国的故事，从中能清楚看到一家外企如何适应中国市场的规则，也能侧面看出经济实力之于一个国家究竟有多么重要。
本文节选自《如坐针毡：我与通用电气的风雨16年》
作者：杰夫·伊梅尔特、埃米·华莱士
译者：闾佳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分社
中国最重要
在通用电气投资并销售产品的所有地方，中国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它有着最大的增长潜力，市场很快就将变得庞大无比，并超过美国市场。
通用电气的许多同行都想依靠当地廉价劳动力为公司建设世界工厂。但我并不这么看，我重视我们的中国客户和巨大的市场机遇。我们在中国兴建工厂是为了服务整个亚洲市场，而非为了满足美国市场。
我相信，在中国获胜，会让通用电气变得更具全球竞争力。我不希望自己的团队害怕中国，于是，我开始把中国称为“通用电气的第二个本土市场”。
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87年，当时我还在通用电气塑料公司工作。我先飞到中国香港，接着搭乘支线飞机前往位于广东省南部的深圳市。时任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提倡对外开放，扩大对外贸易和引进外资，并将深圳划为“经济特区”，鼓励其进行市场经济实验。但从机场开车出来的一路上，我被这地方的简陋所震撼。人们住在小窝棚里，洗手间都是露天的。
我要去的是南沙区，那里准备兴建我们在中国的第一家工厂。短短几年间，这家工厂将能够年产2万吨高性能热塑性塑料（就是我之前讲过的那些小颗粒），用于汽车、电脑、电话和其他产品。
参观完建厂选址后，我去做了销售拜访。我记得当时见了富士康的创始人郭台铭，这家来自中国台湾的电子制造商，最终将会为英特尔生产主板。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第一家工厂很快将在不远的地方开始运行，它需要通用电气的塑料颗粒作为主要原料。（2000年，富士康将成为通用电气塑料公司全球最大的客户。）
接下来的30年里，我每年都会去中国两三次。较之其他任何一位西方国家的首席执行官，我有更多机会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发展。虽然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但我看到的是它的人民不知疲倦地努力改善自己。我目睹数百万中国人从农村地区迁徙到城市，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庞大中产阶级。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精英阶层也正在积累私人财富。每次我走出酒店，越来越多的宝马和奔驰汽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
中国正从世界工厂转变为超级经济大国。
1997年夏天，当时我还在通用电气医疗公司担任首席执行官，我决定利用通用电气传统的8月假期访问中国的20个二线城市。我已经去过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几个一线城市（那时甚至已经去过许多次），但我对天津、成都、厦门、武汉这样的地方（它们当时的人口规模在400万〜600万）很感兴趣。我访问了数百家医院，会见了当地领导人和客户。这次旅行的所见所闻让我意识到，通用电气必须更大范围地进入中国。
“不管发生什么，”我对自己（后来，也对所有愿意听的人）说，“我们必须到这里投资，中国等于增长。”
事实一目了然：这里有庞大的人口需要医疗保健，而且，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政府承诺要为人民提供医疗保健。我和成都市市长见面时，他这样总结道：“我们当然要做医疗保健，这是释放人民生产力的唯一途径。”很明显，对于通用电气的核磁共振机器和CT扫描仪来说，中国是个巨大的市场。
在那趟旅行中，我记得通用电气（中国）医疗公司总裁陈治告诉我：“如果我们能在本地生产CT扫描仪，找到合适的价位，我们的销量将达到美国的5倍。”1999年，我们在北京建了一家CT工厂，陈治的预言很快变成了现实。就算我当时还不曾理解中国市场对通用电气有多么重要，这一事实也足够说服我了。
广泛接触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
担任通用电气首席执行官之后，我到过中国30次，但我永远不会忘记就任后的第一次访问。
那是在“9·11”事件之后，就在同一个9月，在北京，我和在该地区工作的20名领导者坐到了一起。我们在房间里四处走动，互做介绍，我惊讶地发现，其中只有两个人真正住在中国大陆，而且他们仅仅是中层员工。（通用电气的185名高管，当时没有一个人常驻中国。）我记得我们驻中国香港的高管孙礼达（Steve Schneider）对我说，中国正在兴建300座新机场。我领悟到：随着中国的发展，通用电气必须更好地定位自己，满足自身的需求。
例如，2005年时，美国每4.5万人拥有一架商用飞机，而中国为每160万人拥有一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知道他们对喷气发动机将出现巨大需求。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他们需要扩大发电能力、改善交通走廊，这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机车；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会需要金融服务。所有这些东西，中国必须得从某个地方购买。我希望，通用电气能成为中国采购的地方。
那么，我们是如何打入中国市场的呢？
在1999年的一次访问中，我的前任杰克·韦尔奇，和中国政府一起创建了“中国首席执行官项目”。它的设想很简单：每年通用电气将在美国克劳顿维尔接待20〜25名来自中国的首席执行官，集训时间为期3周，参加者由中共中央组织部挑选。
来访的首席执行官们抵达纽约后，我们会送他们去参加领导力课程，学习通用电气的管理之道。通用电气所有的顶级业务领导者都会前来与他们交谈，包括杰克·韦尔奇本人。中国人渴望向内部人士了解这家标志性的美国企业集团，但我们同样也有所收获：广泛接触了中国的下一代领导者。
可以说，“中国首席执行官项目”是通用电气进入中国市场的灵丹妙药。等到我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时候，参加过克劳顿维尔沉浸式培训的人已经在中国各地走上管理岗位，每次我到访中国，都能碰到不少这类的人，他们一次次地为我们引来业务。
早些时候，我看到中国正在发展技术实力、培养人才。所以，我力推在上海开设一个新的研究中心。很快，我们的团队就能够处理复杂的项目。这家离岸全球研发中心同样帮我们赢得了业务，因为我们在那里接待中国企业领导者，近距离了解他们还欠缺什么。例如，我们意识到，中国企业在海外销售方面还不擅长，在这个领域，我相信，通用电气也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
21世纪初，通用电气获得了为中国航空公司“中国商飞”生产的一款支线飞机制造发动机的合同。ARJ21型飞机是中国迈向商业航空领域的第一步，这是一架性能很好的飞机，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但中国商飞没有销售或服务能力，也没有机制推广这架飞机，扩大其全球足迹。此后的10年，中国商飞只卖出了为数不太多的ARJ21型飞机。
为了售出更多的通用电气喷气发动机，我得出结论，通用电气航空公司需要帮助中国提升其对国内制造的飞机的需求。我们与中国的伙伴建立了几家合资企业，以帮助我们打入本地市场。
技术被“借鉴”的风险始终存在（这不啻为全球竞争对手提供弹药），但我觉得，即便如此，这也比完全不参与中国市场竞争所带来的风险要小。
最终，通用电气在中国占据了75%的航空市场份额，比在美国还高。中国大部分飞机发动机都是从美国或法国购买的。2012年，我们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成立合资企业昂际航电。创办它的时候，通用电气是全球第三大航空电子设备制造商，落后于霍尼韦尔和罗克韦尔柯林斯这两家公司，但我们从中国扩大中国商飞的计划中看到了契机。我们希望中国商飞的飞机，除了使用我们的发动机之外，还配备通用电气的航空电子设备。所以，我们把现有的航空电子业务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该业务合并，形成对半持股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愿望实现了：中国商飞在为下一代飞机C919选择航空电子系统时，我们赢下了合同。
把辛辛那提的工程师队伍和上海的工程师队伍合并起来，是件很复杂的事情。双方文化不同，需要相互适应。这需要领导精神，以及不断重复（至少在通用电气内部）一句：“我们进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榨取他们的最后一滴血。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获得成功。”
在中国，多听取中方意见很重要，我逐渐把它视为一种商业策略。
有一次，在一桩捆绑能源交易中，中国政府给通用电气和我们的竞争对手指定了当地合作伙伴。西门子和我们相中的上海电气搭档，而我们是和哈尔滨电气。我向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人抱怨，他却说，我的着眼点完全不对。“杰夫，那是对你的赞美，”这位先生告诉我，“你应该感觉很好才对。我们对通用电气非常看重，这才把最需要你的伙伴分配给你！”
在中国，你不可能总是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而且远非如此。但我学会了不太计较每一次的得失成败，在那里做生意，要有长远眼光。
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市场的力量，以及中国政府的影响力。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在一些市场上，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地位，已经取代了美国。在中东、非洲及拉丁美洲，中国建筑公司利用通用电气的产品和来自中国的融资兴建电力项目，这就是全球化的本质。如果你“在中国为中国服务”（一如我在任时的通用电气），你就能成功，并且绕开贸易争端开展工作。
到我退休时，通用电气在中国有21000名员工，其中99%是本地员工，其中包括7名通用电气的高层管理者。我们开发了在当地市场获胜所需的所有产能：我们已安装了一万多台喷气发动机；我们的医疗保健业务收入接近40亿美元，而且利润很高；我们与中美合作伙伴携手建设生命科学园区；我们立足于占领不断增长的燃气轮机市场；我们增加了从美国到中国的出口。我们受到中国政府的尊重。而这，就是你扎根当地、尊重他人所带来的结果。
如果不在中国做生意，你兴许无法生存下去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再加上日益增长的贸易压力，很容易想象将出现一段以反华情绪为特征的地缘政治动荡时期。
我理解这种存在于美国的情绪。商界领袖本可以鼓励开展更富建设性的对话，他们的声音却消失了。但真的有人认为，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展开贸易战会是个好主意吗？除此之外，我担心，下一代美国商界领袖会害怕中国，或者不相信自己有责任学习怎样在中国竞争。这是个错误。在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一些问题时，中国和美国是最重要的两个国家。
中国已经从单纯的制造业大国转变为重要的知识枢纽，并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今天，“中国制造”不再意味着廉价产品。相反，在一个又一个行业中，它意味着：中国已经决定要采取某种立场，而世界很可能会跟随。
例如，太阳能产业之所以存在，就是中国决定这么做，并着手制造太阳能电池板。我怀疑，他们在电动汽车方面的部署，也将快过美国。
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我们不可能永远回避中国。此前的25年里，中国每年的理工科毕业生人数，超过欧洲和美国的总和。此外，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中国成了“决策者”。比方说，如果你关注气候变化，那就看看中国吧：他们不仅在太阳能领域领先，在下一代电池、核电站和电动汽车领域，也都排在靠前的位置。在下一代人工智能和数字工具方面，中国将与美国并驾齐驱。最近，波音公司接连发生事故，中国成了第一个停飞波音737MAX窄体客机的国家。
中国走向何方，世界也越来越多地转到相应的方向。
生活自有办法让事情圆满。在杰克·韦尔奇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10年里，通用电气塑料公司曾有机会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合作，建设一座10亿美元的树脂工厂。和我们在广州南沙建造的颗粒工厂不同，它需要通用电气把化学聚合物的配方带入中国。杰克决定不这么做。“他们会把我们所有的技术偷走！”他说。但没过多久，这项技术取消了专利，中国不依靠我们自行修建了工厂生产树脂。这后来也是我们卖掉通用电气塑料公司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丧失了这一巨大的市场。
中国再一次给我上了一课，而且它到今天仍然适用：如果你不在世界最大的终端市场做生意，你兴许无法生存下去。
本文内容摘编自：《如坐针毡：我与通用电气的风雨16年》，作者：杰夫·伊梅尔特、埃米·华莱士，译者：闾佳，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