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于瑞典时间10月6日公布评选结果，出生于1940年的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获奖。
比起去年的诺奖得主古尔纳，埃尔诺并不算是“冷门作家”，或许她在中国并没有昆德拉等作家那样的知名度，但是她在国内出版过《悠悠岁月》《一个女人》等著作，很多文学爱好者对她并不陌生，许多文学研究者对她获奖也并不意外。
她是第十七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同时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法国女作家。
学院给予的颁奖词是，埃尔诺“以勇气和临床诊断般的敏锐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隔阂和集体的约束”（for the courage and clinical acuity with which she uncovers the roots， estrangements and collective restraints of personal memory），在埃尔诺的写作生涯中，“她始终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性别、语言、阶级所带来的悬殊差异，她的写作历程漫长而艰辛”（Ernaux consistently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examines a life marked by strong disparities regarding gender， language and class. Her path to authorship was long and arduous）。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程迟，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为什么是安妮·埃尔诺？
因为她是女性，迎合了近些年的“政治正确”风潮？因为她是法国人，诺贝尔文学奖从来是“西方中心主义”？还是最主要因为她的文本足够好到让人们放下“女性”“法国人”“大牌作家”这样的标签？
事实上，如果了解诺贝尔文学奖和阅读过埃尔诺的作品，就会发现，以上常见的设问，几乎不能成立。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前主席、作家谢尔·埃斯普马克（Kjell Espmark）及其夫人莫妮卡·劳里岑（Monica Lauritzen）曾到访中国，在他们与学者宁一中的对谈里，埃斯普马克曾详细地解释了近些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则：根据诺贝尔遗嘱，针对文学奖，他希望是“它应该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诺贝尔奖的不同阶段，人们对这条遗嘱都有不同的解释。
比如20世纪30年代，委员会认为文学为了全人类的福祉，那么作品便应该是容易被大众接受的，所以那一段时期，晦涩的作品基本都会落选。但是后来，瑞典学院开始了“反抗”，认为打破文学传统，有开拓性的先驱者可以代表“理想的发展方向”，于是有了黑塞、纪德、艾略特、福克纳等人的获奖。
此后诺贝尔文学奖青睐“先驱者”的原则似乎一直没有变。
安妮·埃尔诺 / Wiki
法国文学研究者、华东师范大学教师田嘉伟认为埃尔诺 “正如她的访谈集题目《写作如一把刀》所示，她用冷静勇敢像尖刀一样的眼光去切入自我和法国社会。她写作的语言是很克制浅白的，但那种几十年积淀下来的个体感性经验是充沛的，社会集体记忆是共鸣的，当中能被他人分享到的部分，是她的叙述能得到学院和大众双重认可的原因之一”。
埃尔诺极为私密的书写，以及“无人称自传”的模式，已经将她置于先锋写作者之列。
但阅读她的最好方式，是忘掉奖项、忘掉标签、忘掉专业名词。
一、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的勇气
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颁给了电影《正发生》，这部电影改编自安妮·埃尔诺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
故事讲述了上世纪60年代，高中生安娜意外怀孕之后面临的艰难历程，她需要面对来自社会、法律和身体的危机。在追逐自己的作家梦和做一个主妇之间做出艰难抉择。
《正发生》海报。
导演奥黛丽·迪万在接受采访时说，埃尔诺的原作让她感受到一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暴力和孤独”。
安妮·埃尔诺的小说在1974年最初出版时，收到了许多评论家的恶评，他们认为埃尔诺的作品“淫秽”。当时的评论家，或许很难想到，就是这样一部“不入流”作品的改编电影会拿到金狮奖，而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女作家可以在后面的岁月将许多重要的奖项（比如诺奖）收入囊中。
也难怪在她获得诺奖之后，她的好友，作家朱迪斯·巴特勒给她发邮件祝贺，说：“这个世界上正义那么少，但是突然！正义来了！”
为什么埃尔诺所写的20世纪60年代的故事会在今天发出回响，并且令人振奋？
《正发生》剧照。
艾尔诺1940年出生于法国滨海小镇利勒博讷，随后便一直跟随父母在北诺曼底的依沃托长大。父母在贫穷的街区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活拮据、艰辛，她在没有任何私人空间的拥挤房屋里成长，也一直生活在人们的注视之下。
在Michelle Porte为她拍摄的纪录片里，她坦言自己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是“断裂”的。她觉得自己是来自小城的姑娘，而巴黎则是另外一个世界。
她去巴黎的六区、七区的地方，也总是会有“撬锁而入”的感觉。她观察着巴黎人的言行举止，觉得自己像是一个人类学家在观察一个部落。
“害怕出门和陌生人，从未离开自己家的人，无论哪个城市都是世界的尽头。”她在《悠悠岁月》里这样写她的少年岁月。
《悠悠岁月》
[法] 安妮·埃尔诺 著，吴岳添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6
她热爱的书籍、智识生活，在她生活的环境里是次要的，也正因此，她承受着无法分享的痛苦——这种痛苦绵延到她24岁真正离开故乡之后。
对自己过往的审视本来就需要巨大的勇气，而像埃尔诺那样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还原、反思自己的过去，这种情感上的消耗或许只有她自己才知道有多巨大。而来自外部更加严苛的审视目光，也重新塑造了她的写作之路。
二、敏锐的观察，能戳中中国的80后、90后
诺奖颁奖词里称赞她的作品有“临床医生般的敏锐”，她对现实的捕捉能力是惊人的，她的感官似乎是完全展开的，并且能将抽象化作具体的能力，比如她对语言的观察：
“语言，一种混杂着方言的不规范法语，与洪亮有力的声音、罩衫和蓝色工作服里的结实身躯、带小园子的低矮房屋、下午的狗肺和吵架之前的沉默是分不开的。同样语法规则和正确的法语、中性的语调和女教师白皙的双肘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没有恭维和奉承的语言，饱含着刺骨的雨水、陡峭的悬崖下灰色的鹅卵石海滩、在体力劳动者的分辨和葡萄酒上倒空的便桶，在传播着信仰和规定……”
在丰沛的细节和精确的感知当中，埃尔诺诚实地还原了她成长起来的年代。
战后物资不再匮乏，即便生活在底层的埃尔诺也感受到了物质丰富之后，消费主义对人的侵蚀。
“我们过早地渴望各种东西，塑料文具盒、橡胶底鞋、金表。拥有它们不会令人失望。我们让别人欣赏它们。它们包含着一种在他们注视和摆弄时不会消失的秘密和魔力。我们把它们反过来掉过去，在有了它们之后仍然期待着从它们那里得到不知什么的东西。
……
人们更加坚信有了东西就能过更好的生活。……他们报名参加函授课程学习绘画、英语或柔道、秘书工作。他们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比以前知道得更多。
……
人们更加坚信有了东西就能过更好的生活。……它们报名参加函授课程学习绘画、英语活柔道、秘书工作。他们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比以前知道得更多。”
20世纪60年代是二战后各国重振初见成效，经济起飞的时代。即便是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末的震荡，但是经济还是处于强势上行阶段，也因此，经济的振兴带来的物质主义给埃尔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这种经济起飞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受益于改革开放，对匮乏有印象，但每一天都在飞速发展中生活的80后、90后都不会陌生。
上世纪60年代至今GDP增长（上图为法国，下图为中国）/世界银行
比如原本破旧的街区，被迅速改造成整饬的街区；电视上的广告丰富了起来，每一件商品都足够诱惑；比如人们开始对“知识”渴望，因为越多的知识，就代表着去往更丰富世界的可能；比如年轻人对“匮乏”感到羞愧，这种羞愧感作用于代际之间，两代人之间似乎再也无法互相理解……
尽管埃尔诺是一个个体，但是她将自身的经验无限扩大为集体记忆，这种唤起集体记忆的文字，既是私密的，也是公共的。这种游走在私密性与公共性之间写作，是褪去怀旧滤镜的对过往的诚实映照。
在当下，它无疑难能可贵。
三、“弱者”的记忆之场
埃尔诺的《悠悠岁月》里，她用不同时期的照片以及数量庞大的各类能够唤起集体记忆的物件作为分割，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凝结在这些图像、物件之中，再重新用他者的目光重述，建造起独属于自己的“记忆之场”。
在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的《记忆之场》里说：“对于记忆所赖以凝结和藏匿的场所的兴趣，是与我们历史的这一独特时刻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刻是个交汇点，与过去断裂的意识，与对被撕裂的记忆的感知融合在一起，不过，当撕裂还能唤起足够多的记忆时，便可提出记忆的具体化身为题。”
当然，如果觉得“记忆之场”这个词过于学术，那我们可以暂时把它当成伏地魔的“魂器”。
过去的一部分暂存于此，在撕裂的当下被重新审视，埃尔诺是永恒自觉、敏感的审视者。
埃尔诺的“弱者的自觉”，也让我们看到一种久违的良善。她在《一个男人的位置》和《一个女人的故事》里回忆自己的父亲母亲。
《一个男人的位置》
[法] 安妮·埃尔诺 著，郭玉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0
她和文化程度不高的父亲时常发生争执。比如父亲的语法不对，说话很“土”。她能感知到父亲的痛苦，并认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切和语言有关系的不愉快都是因为我怨恨他们讲法语不规范引起的，这比因为钱引起的争吵更多”。她对父亲的爱是矛盾的，但是她在写作时很清楚地知道父亲虽然不能够像中产阶级那样优雅、为她提供好的条件，但父亲是善良的。
仅仅一句话，就能知道她是怎样理解她父亲的了：
“不知是什么时候他的这个‘希望我生活得比他好’的理想取代了他自己的理想。”
《一个女人的故事》
[法] 安妮·埃尔诺 著，郭玉梅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10
她也同样理解自己出身低微却拼尽全力的母亲：
“她对人付出的比得到的多，把她写出来是否也是一种补偿呢？……我的母亲出生在下层社会，她一直想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我按照母亲的愿望进入了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世界里，我必须将她的故事写出来，为的是让我在这个掌握语言与思想的环境里不觉得太孤独和虚假。”
她为和她家庭出身类似的人们找到了一种“不虚假”的语言，这种介于自传、社会学研究、散文的语言事实上是近些年法国甚至欧洲的一股潮流。
和她一样受到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影响的迪迪埃·埃里蓬的《回归故里》有着类似的观感，尽管它可以算作一本社会学著作，但是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它也是自传。
《回归故里》讲述出身下层的埃里蓬作为少数群体，如何一步步进入上层学术圈。在他向上的跋涉过程里折射出的矛盾、愧疚，面对的偏见和欺侮和埃尔诺是类似的。
还有近年来势头正兴的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斯，他的《艾迪的告别》也有着类似的自传性质——底层少年被霸凌、被孤立，而后寻求出逃的故事。
《艾迪的告别》
[法]爱德华·路易斯 著，赵玥 译
2019-9-1
不仅在法国，爱尔兰最红的青年作家萨利·鲁尼也说曾表示她很喜欢埃尔诺的作品，这也和鲁尼作品里对阶层的强烈敏感相契合。
我们可以说埃尔诺的作品极为当下，她作品里的议题有女性权益、阶层、童年创伤、社会观察等等，但是就像在之前所提到的，阅读她之前，应该先忘掉这些标签——最好，也忘掉她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样或许才能理解她的愤怒、沮丧、不甘、和解以及对世界之“善”的追求。
就像她自己在纪录片中所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是一个女性作家。我不是一个女性作家，我是一个写作者，只是我有些女人的故事，与男人的故事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女人而言，困难的是，（即使这种困难我并没有感觉到），将她写的女性经历不带有性别意识地去审阅。”
参考资料：
1. 诺贝尔文学奖以及文学的价值，《世界文学》，2021.2
2. 2021年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得主奥黛丽·迪万（Audrey Diwan）访谈，《电影艺术》
3. 安妮艾诺 采访译，公众号《大蜘蛛看世界》https://mp.weixin.qq.com/s/gouXnTA615JTDgJStTX9Lw
*感谢黄可先生、田嘉伟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硬核读书会 （ID：hardcorereadingclub），作者：程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