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黑金世界》，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企业家杂志 （ID：iceo-com-cn），整理：周春林，原文标题：《暗访三年，他揭秘破解贩毒集团最有力的方法是运用经济学｜中企荐读》，头图来自：《毒枭》剧照
所有的生意，哪怕是毒品，其实都会遵循客观的经济学规律。这大概是汤姆·温莱特在历时三年对贩毒集团的隐秘调查之后最深切的感受。
作为全球顶级经济杂志《经济学人》的记者、编辑，他被派往墨西哥报道这个世界上最奇异、最残暴的毒品产业的故事。入境之后，他就发现安全顾问给他准备的应急追踪器失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路。
三年里，他采访了种植毒品的农民、形形色色的线人、毒品生产国的官员、在监狱服刑的贩毒黑帮头目，甚至在任的墨西哥总统。书里的内幕，都是他小心翼翼获得的一手材料。
但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调查记者孤身犯险的猎奇故事。正因为温莱特独特的身份，他在观察贩毒集团运营的时候有了不一样的视角。大众的刻板印象里，毒贩们的日常就是刀口舔血、富贵险中求，只要能躲开警察的抓捕，就可以香车美人挥金如土。但温莱特发现，那些冷酷无情的大毒枭们跟普通公司的CEO一样，会被人事管理、政府监管、可靠的供货商以及处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等难题搞得焦头烂额。而贩毒集团也会像大企业一样思考，不断借鉴跨国公司的商业运营手段。
温莱特在这本书里用商业逻辑分析了毒品产业和贩毒集团。他认为，全世界政府在打击毒品时因为违背经济学规律犯下了错误，而破解贩毒集团最有力的方法就是运用经济学。本书的基本观点如下：
1. 从毒品的原料开始解决毒品问题实际上是效率最低的着力点，且根本不会对贩毒集团的生意根基产生任何冲击和动摇。可卡因真正变得非常贵的时候是在整个供应链的末端，这也是贩毒集团之间为了竞争不惜一战的地方；
2. 贩毒集团的经营模式，其实和普通公司之间有太多相似之处：通过控制供应链来保证其利润，通过特许经营来扩大规模，不共戴天的仇人也能因为利益而选择合作，尝试离岸外包、多元业务甚至网上交易；
3. 各国政府错误地把控制毒品和完全禁止毒品画等号。彻底禁止毒品表面上看起来可行，但实际上会让那些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贩毒组织获得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毒品市场的垄断地位。
一、供应链的重要性
过去几十年里，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秘鲁摧毁了数千平方英里的非法古柯种植园，每年铲除的古柯树数量呈递增趋势。按理说，每年减少近50%的产出，对绝大多数产业都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但可卡因市场却一直在反弹，价格也一直维持稳定。贩毒集团是如何对抗基本的经济规律的呢？
温莱特发现，当地毒贩已经将沃尔玛的智慧运用到了供应链的控制当中。他们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买方垄断的大超市：从农民那里买来古柯叶，然后加工和包装，最后再卖给顾客。政府铲除古柯树的行动丝毫影响不到他们，因为他们是唯一的买家，拥有绝对的定价权。无论古柯叶是被铲除还是疾病而减产，承担利益损失的都是那些农民。
我们再来看看毒品的利润是如何实现的：花385美元，可以在哥伦比亚买到350公斤的古柯叶；将其制成1公斤的可卡因，可以在当地卖到800美元；而当这1公斤的可卡因从哥伦比亚出口来到美国，价格就涨到了14500美元；再经过一系列中游经销商的转手，最终当街头的毒贩把这1公斤可卡因稀释后卖给他们的客户，则可以获得12万美元。
可卡因之所以这么贵的原因就在于要保证秘密运输，这必定会带来各种各样的费用，从除掉对手到贿赂官员都需要花钱。但即便如此，从农场门口的古柯叶价格到最终可卡因的零售价格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温莱特认为，只要禁毒机构还是把注意力放在可卡因供应链早期价值最低的那几个阶段，贩毒集团就完全不会在意。
二、合作胜于谋杀
长期以来，萨尔瓦多是世界上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远超过墨西哥。那些从头到脚布满文身的黑帮成员每天都在贫民窟里互相厮杀，但到了2012年，两大主要帮派“萨尔瓦多人”和“18街”之间居然达成了停火协议，并且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双方承诺不会再互相杀戮了。该国的谋杀率一下子下降了三分之二，每年只有2000人左右。
如果拿它和贩毒集团变得更加暴力的墨西哥相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显然一个是符合共谋模型（指达成秘密协议或进行合作，目的在于规避竞争、联合压制市场中的消费者），另一个则是高度竞争的市场。
在监狱里采访“18街”的头目卡洛斯·莫哈卡·莱赫加时，温莱特注意到，萨尔瓦多在国际毒品走私市场中只是个小角色，这种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更容易划分出垄断寡头。在相互竞争的情况下，双方不得不通过打价格战来提供更低价格的毒品，以及越来越合理的保护费。因此，通过把整个国家划分成相安无事的片区，更有利于降低相互争斗带来的成本。
显然墨西哥的情况不大一样。温莱特前往的华雷斯城，对于贩毒集团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通向一个更大市场——美国的大门。从墨西哥走私到美国的可卡因，70%都是从这里入境。
20世纪90年代，华雷斯城的毒品贸易一直被华雷斯集团的组织把控，其首领名叫亚马多·卡里约·富恩斯特，但他于1997年死于一场整容手术。几个月后，三个搞砸了这次手术的医生的尸体被塞在油桶里，缝隙被水泥填满。该团伙遭受的另一个重创是，他们隐藏在政府里的一个重要内线暴露了，对方是一位曾被任命为国家毒品打击协会会长的将军，一直被该集团收买。
敌对的黑帮锡那罗亚集团趁机和华雷斯集团发生冲突，双方互相暗杀了对方毒枭的兄弟、儿子、前女友等。本地的黑帮甚至把警察作为打击目标，要么贿赂要么恐吓。温莱特认为，黑帮之间之所以会如此激烈地竞争，根子上还是华雷斯这样的入境关口太少。打开更多的入境关口，每一个关口就不会变得那么宝贵。
毫无疑问，毒品生意是残酷的，因为犯罪组织不能诉诸法律来解决纠纷，暴力是他们唯一用来保证合同执行的手段。对比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的例子可以发现，通过改变市场环境能够有效降低暴力的水平。整个国家的黑帮只要握手言和，超过4000条萨尔瓦多人的性命就得以挽救；墨西哥贩毒集团的竞争一旦激化，则约有6万人会因此丧生。正因为有这样的风险存在，政府才更应该想方设法引导这些市场，而不是简单地不惜一切代价冲进打击黑帮的战斗中。
三、人才比黄金珍贵
一个携带30万英镑现金的司机，受雇送钱到比利时去买回毒品。但他忍不住想和17岁的女友炫耀这笔巨款，于是在床上铺满了钞票并拍下了私密照片。没想到出发前司机和老婆在街头邂逅了醉酒的小女友，争吵中对方把照片给司机的老婆看了，暴怒的老婆则打电话给了英国的边防警察举报即将发生的毒品走私，结果司机在海关被精准扣下。
人们对毒品生意的一般印象是：每个人都无情又专业，无论是冷酷的杀手、狡猾的走私犯，还是物流专家，都要比警察还更机智。有时候确实是这样，但是极度无能的人也普遍存在。仔细想想，即使是毒品交易最底层的人也能有很高的收入，然而这样的工作往往是一些蠢货在做，这种能力不匹配是频繁有毒贩落网的重要原因。
贩毒集团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力资源问题。第一，他们是在一个严格保密的行业里招募人才，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发布招聘广告，整个环节需要双方绝对的信任。而成员的高死亡率和被捕率带来了持续的人员招募需求；第二，贩毒集团在处理好和供应商、客户关系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他们和手下员工的关系。普通公司里可以按法律来要求员工或供应商，但犯罪组织只能依靠暴力来强制执行合同。
令人意外的是，尽管有时候詹姆斯·邦德式的周密计划最终被憨豆先生一样的执行者给毁了，由于招聘新成员和建立进出口毒品的交易网络都不容易，毒贩们比合法经营的企业更愿意原谅下属所犯的错误。
为了解决人事招聘的难题，贩毒集团构建了严密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架构。他们将整个黑帮分成四个等级。最上层是“将军”，指挥最多十名“上尉”。每个“上尉”分别管理一个“中尉”，由“中尉”管理最低级别的成员“士兵”。如果低级别的成员发现他们被剥削了，可以检举他们的上司。“将军”有权力解雇“上尉”，却不能任命他们：这是普通“士兵”的权力。而且尽管“将军”享有最高权力，在全体“上尉”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也会被弹劾。
四、毒贩也要公关
2014年2月，锡那罗亚集团的头目、世界顶级通缉犯华金·古兹曼落网。这个绰号叫“矮子”的关键人物长期组织领导恐怖活动，主导了共计几千人的谋杀案。在他的家乡，这一消息引起了民众的热烈反应，几天之内多人上街游行声援他，打出的条幅是“矮子比许多政客更受人爱戴和尊敬”“矮子万岁”等。民调显示，居然有28%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拘捕“矮子”。
“矮子”并不是唯一一个如此受欢迎的毒枭。从事贩毒生意的人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特点，那就是顶级的大毒枭能够享受比大多数罪犯更高的人气，他们甚至能够引领时尚潮流。这些亡命之徒之所以变成“绿林好汉”，这种公众形象的巨大转变堪称商业世界里维护公共关系的成功案例。
一般人会以为，毒贩们不会也不需要市场营销。实际上，他们非常看重并且认真执行公关和广告。在公众中保持某种程度的支持度，是像古兹曼这样的逃亡者能够一直不暴露行踪的唯一办法。贩毒集团用美化自身形象的更长期策略是在企业社会责任上面下功夫，比如古兹曼给餐馆服务生的小费经常能到几千美元，埃斯科瓦会给麦德林的小孩送圣诞礼物、修建滑冰场，甚至为穷人提供免费的住房，“我们的家族”给商人提供低息贷款和非正式的“争议解决”服务，甚至许多毒枭都花钱修建教堂。
贩毒集团的宣传则着重两类受众人群。一类是普通民众，如果他们能够相信锡那罗亚集团是一个更加值得尊敬的帮派，不会勒索普通人或屠杀儿童，那么就不会把集团的情报告诉警察，而是揭发对手。黑帮的宣传中往往会谴责当地的警察或检察官的腐败行为，目的也是为了让普通人对他们失去信任。
另一类受众是政府。哪里有关于暴力事件的报道，政府就会派出更多装备精良的警察或士兵进驻，因此他们会严格控制媒体记者不能报道任何有关毒品战争的新闻，比较传统的做法是一手金钱，一手子弹。诡异的现象就是：某天窗外的枪声、警笛声、直升机的轰鸣声都能听见，但第二天的报纸上不会出现任何相关报道，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一样。
显然，贩毒集团通过塑造自身的温和形象、提供国家没有的公共服务来争取民众支持，通过广告宣传、控制媒体来确保只展现光鲜的一面。要想破解这套公关机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府自身提供基础的公共服务。如果警察和法官能够忠于职守，70多岁的保洁员罗莎也不会想着找一个杀手来帮她报仇。
五、向大公司学习
这座隐于暗处的黑金世界，为什么能在打击下自如运转？操控着产业链的大毒枭们，是如何运营整个毒品帝国的？除了残暴、邪恶、心狠手辣，他们如何按照经济学规律做出决策？
你也许很难想象：为了实现快速和低成本地扩张，贩毒集团会向麦当劳学习，使用特许经营的方式——挑选当地最有潜力的罪犯，允许他们使用贩毒集团的名号，总部给他们提供训练和武器，并从他们的贩毒收入里抽取一定比例的“授权费”。
为了应对互联网的浪潮，毒贩们纷纷做起了网购的电商生意，客服培训比亚马逊还要周到。
为了降低成本，贩毒集团必须四处寻找最宽松的监管环境、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应，因此那些政府比较弱、经济贫困的国家是开展业务最理想的地方。这与当下的企业非常看重营商环境并无二致。
为了规避法律的制裁，贩毒集团加速了对新型毒品的研制与开发，就像许多公司通过加大投入提高自己的技术壁垒一样。
站在商业角度去看就会发现：虽然毒贩们的冷酷残暴与常人不同，但贩毒集团各种举动背后的动机，跟普通企业没有太大区别，都是为了追逐利润。温莱特认为，贩毒集团的本质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企业，这是理解毒品产业如何运作的关键。
如果给经济学家一个当警察的机会，情况会怎么样呢？他认为，那些在正常的商业世界中因为无效已经被抛弃的监管方法，却被允许在毒品打击领域持续存在多年，政府在许多方面犯下了错误：
第一，过度执着于供给端而不是需求端；第二，多花钱在执法上而不是预防犯罪上；第三，用区域手段去解决全球问题；第四，混淆了杜绝和控制的关系。
在温莱特看来，只有政府掌握了毒品产业的运营逻辑和毒贩种种举动背后的真正动机，不管是预测贩毒集团的下一步行动，还是减少禁毒行动的牺牲和花销，才会变得更准确、容易。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禁毒战线早年的艰险与辉煌，推荐去看央视播出的纪录片《中华之剑》；如果你对拉丁美洲的毒贩传奇感兴趣，推荐去看奈飞出品的《毒枭》系列网剧；如果你想从经济学的视角洞察贩毒集团的运营秘笈，那么温莱特撰写的这本《黑金世界：破解贩毒集团的运营术》，一定会给你眼前一亮的感觉。
而企业家们则不妨从这个特别的商业体身上，反思自己在经营上存在的纰漏——还有什么比贩毒更凶险、更难做的生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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