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李义平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院教授，原文标题：《凯恩斯主义的前世今生（下）》，头图来自：视觉中国，前文链接：上篇、中篇
一、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序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主要是为我同行经济学家写的，我希望别人也看得懂。本书主旨，乃在讨论若干理论上的困难问题，至于如何应用此理论于实践，尚在其次。”凯恩斯在这里告诉我们，经济理论研究是第一位的，经济政策（经济对策）设计是第二位的。
经济理论研究是从鲜活的经济现象中，经过分析、归纳、总结、抽象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马克思指出，“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那么，什么是抽象力呢？抽象力就是人的智慧，是归纳、总结的能力。
美国学者罗伯特·L·海尔布罗纳在其所著的《几位著名经济思想家的生平、时代和思想》一书中指出，“凯恩斯的资质是不同寻常的，所凭的不单是上一代的遗传，好像是集中了许多人的智慧，才形成这样一个天才人物。”
通过累积性的研究，特别是天才人物突破性的研究，形成在给定条件下的新的经济思想。发现和推出经济思想，还得战胜自我。因为发现新思想，组成新理论的经济学家几乎都是圈子内的，接受的都是传统教育。当人们普遍接受一种经济理论时，这种经济理论就会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
例如，接受了资本主义危机是因为有效需求不足，在具体政策制定上就是罗斯福新政的一系列内容。接受了货币主义对经济危机的阐释，就可以采取减税、健全市场机制、稳定货币供应量、更多的让市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我们的经济理论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很多研究一上来就脱离中国实际的模型，看不见闪烁着思想光辉的理论前提。罗斯托在《经济发展理论史》中指出，这完全是一个技术工人的活。写作了《21世纪资本论》的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同样看不起这种缺少历史根基的研究。由于缺少高质量的研究，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很难达到高质量的共识。共识也并非经济理论研究所追求的，即使各自阐述各自的看法，也期望能有独树一帜的理论享受，如凯恩斯的理论、哈耶克的理论。他们完全是各说各的，但说的质量却相当之高。
经济理论的研究不仅要有意识、有志向，而且要有科学的方法论。首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告诉我们，一切真知灼见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对实践材料的研究，即对实践的归纳、总结、抽象。是所谓从感性认识出发，上升到理论认识，再到新的实践，是一个形成新的理论并永不完结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问题，带着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发现问题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智慧。
其次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有自己的发展规律。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即历来的繁茂芜杂所掩盖着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适得其反。”由于路径依赖，各国情况各不相同，要强调特殊性，而不是东施效颦。
最后，在新征程上探讨新事物要有新视角、新思维。矛盾的普遍性原理告诉我们，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其中主要矛盾也是不断变化的。主要矛盾就是主要方向。敏锐者激发了灵感，无比兴奋。以前从来没有的发生了，就应当有新探讨、新说明，而不是在“过去”里寻找根据。已经过去的种种见解毕竟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见解。如果非要在“过去”里寻找根据，阅精发微，牵强附会，那就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是在拒绝理论创新。一个政党的理论创新，就是在关键时刻，关键背景下，回答和解释了关键问题。当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了取得了一定进步之后，我们的经济政策设计就有了扎实的理论依托，就更为科学、更符合经济规律，就更游刃有余了。
凯恩斯充满自信，认为“经济学家及政治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只是思想而已。”
但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经济学家却是不容易的。凯恩斯在评论马歇尔时指出，“学习经济学，似乎不需要有什么高度的特有的天资。从智力上来看，跟哲学或纯科学的一些学科比起来，不是很容易吗？这门学科看起来容易，但是能学得出人头地的却很少，这一难以理解的现象似乎在于，作为一个杰出经济学家必须具有种种才能的结合，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他必须精通的是把他要说的话写下来；他必须善用思考力，从一般原则推出个别现象，在思想奔放中，即要触及抽象的方面，又要触及具体的方面。他必须根据过去，研究现在，推测未来。对人类性格及其风俗习惯的任何方面，他都不应当完全置之度外。他同时必须既不是无所为而为之，又不是无偏无倚的态度，像个艺术家那样的头脑冷静和孤芳自赏。然而，有时也必须像个政治家那样地接近尘世环境。”看来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经济学家真不容易。
二、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经济思想史上充满了争论。经济学在争论中前进和发展。经济学争论的核心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放任。这个问题的争论从重商主义开始。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干预，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主张自由放任。是国家干预还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争论，凯恩斯和哈耶克将其推向了历史最高峰。其弟子约翰·肯尼迪·加布雷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继往开来，继续着国家干预还是自由市场里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永恒话题。
讨论哈耶克大战凯恩斯是很有现代意义的。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政府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特别喜欢凯恩斯的经济政策主张。即使明知凯恩斯政策的负面效应，而打算回调政策，让市场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关键时刻，一场经济危机就可以使政府调转马头，使凯恩斯主义大获全胜。
凯恩斯比哈耶克大16岁，出身名门望族。当哈耶克挑战凯恩斯的时候，凯恩斯已经是名扬经济理论界的大家了。
美国高级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中记录了两位经济学大家的争论，我们按照他的介绍再现二位经济学家截然不同的思想，以及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何以能够共存，何以能够形成充满智慧的争论。
诚如我们在介绍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时所言，凯恩斯颇具个人魅力。《凯恩斯大战哈耶克》写道：“凯恩斯长得不帅，也自认没有魅力，但他有一副存在感很强的好身板。他身高差不多1.97米，略微驼背——他小学时就是这样了。他最吸引人的地方是那双深遂、温暖，流露出关注之意的栗色眼睛，男男女女都为他倾倒。他醇厚的噪音，连那些抵挡他魅力的人都不禁入迷。”正如哈耶克所说：“我们这些人运气好，有幸亲眼见到了他。他才化横溢又健谈，兴趣广泛兼有一副好嗓子，很快就折服了我们。”
凯恩斯在写给《国家》杂志的文章中，在考虑如何刺激国内投资时写道：“请允许我呈上自己的异端邪说——哪怕它真的是异端邪说。我主张依靠国家，我抛弃自由放任……私营企业不受限制，又得不到扶持，这是注定要让公众受苦的。私营企业早已不再处于不受限制的状态；在许多不同的方面，它都受到限制，受到威胁……，既然私营企业并非全然不受限制，那么我们就不能让它们完全得不到扶持，而是应当坚决地予以扶持。”凯恩斯希望国家给各类企业以扶持。
通常认为财政部的功能是把公共开支压缩到最小。但凯恩斯坚定地认为，公共开支必不可少，浪费一点是“小恶”，推动经济发展是大善。
凯恩斯主张，在经济周期的底部，需求长期短缺会导致经济活动放缓，从而带来不必要的失业。他认为，在私有企业不能保证足够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应当通过公共项目的方式创造需求。在《通向繁荣之路》里，凯恩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认为只要坚守传统补救措施，世界经济就能复原的人。“仍然有人坚信，唯一的出现就是苦干、忍耐、节俭、改善业务方法，信贷更加谨慎，以及避免政府干预。”他认为政府的干预可以发挥乘数效应。
罗斯福的新政对美国经济走出危机起了积极作用。罗斯福对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应用还只是浅尝则止，不成则换。罗斯福欢迎凯恩斯到访白宫，凯恩斯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希望扩大公共工程的规模。罗年斯福虽然按凯恩斯的意见办了，但心里还是很紧张。到了1937年，生产、利润和工资都恢复到了美国1929年的水平，标志着复苏走上了正轨。于是罗斯福发出了政策转向的信号。1937年6月，罗斯福重新回归正统路线，他削减开支、紧缩信贷、提高税收，联邦创造就业岗位的机构运作放缓。不久之后，美国又一次陷入衰退。“罗斯福衰退”持续到了整个1938年。
关键时刻，凯恩斯主义挽救了罗斯福。在1937年4月14日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采纳了凯恩斯的思想。他说：“我们的问题，主要来自消费需求不振。让经济转好的关键在我们”。他宣布将3亿美元用于清理贫民窟，1亿美元用于修建公路，其余数百万美元用于修建铁路，这样可以使美国经济走出低谷。美国经济确实再一次走出了低谷，靠的是政府直接管理、直接投资、直接上项目的凯恩斯主义的基本措施。
三、来自哈耶克的批判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是奥地利人。他的父亲是名医生，也是个郁郁不得志的大学讲师，因为没能成为全职学者，总有一种失败感。哈耶克为了安慰自己，在维也纳大学兼职教授植物学。哈耶克酷爱大学教授的职位。一旦有机会就到大学当讲师。“我小时候一直怀着这样的念头——人生中没有哪一种职业比大学教授更崇高。”
与学业出众的凯恩斯不同，哈耶克是个差生，两次被学校除名。哈耶克当过兵，他的超群的智力在军官训练班上脱颖而出，他借助于打仗的空隙读了一些书，在读完借来的经济学著作之后，终于感觉到了自己的激情所在。战争结束后，哈耶克回到了维也纳大学法律系，开始熟悉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奥地利学派当时特别关注价格，尤其是机会成本。也就是说，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可选择替代品。如有人买了啤酒，而放弃了买红酒；如有人钱进行投资，而放弃了存款所得的利息——后者就是他们选有前者而付出的机会成本。
对于战后欧洲出现的通货膨胀如何治理，凯恩斯主义和哈耶克的经济主张截然不同。凯恩斯主张加强政府管理，避免价格波动。哈耶克则极力主张通过市场去解决问题。他相信，市场走向均衡的“自然力量”能够让波动的经济恢复秩序，但这需要长期。凯恩斯对长期的回答是：“长期而言，我们都会死的。”一个主张政府干预，一个主张依靠市场，这是二人辩论的问题的核心。各说各的问题，只是随着辩论的深入，说得更为完美。
对于凯恩斯的主张降低存款利息，制造更多资本，为储蓄不足以维持的投资提供资金，人为延长了“生产周期”。事实上，由于生产周期的延长，逼得人们不得不放弃大量资本货物、尤其是机器等资本物。
哈耶克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央银行降低利率干预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即使政府不加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市场，都会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制造商的商品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哈耶克认为，价格机制可以走向均衡，任何人为改变价格的尝试都会带来可怕的后果。哈耶克相信，只要能维持真正的自然利率，经济体中货币就能变为“中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商业周期的波动就来自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新产品的发展或新发明的发现。
尼古拉斯·韦普肖特在《凯恩斯大战哈耶克》一书中总结到，采取行动改善生活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哈耶克认为，由于自然力量不可抗衡，政府的强力干预徒劳无功。凯恩斯拒绝坚守自由市场，认为把达尔文主义空运至经济生活中并不适当。哈耶克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很难发现，甚至根本不可能发现有关机器如何运作的知识。制定经济政策的尝试，就像是理发员作外科手术，很可能弊大于利。
《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美】尼古拉斯·韦普肖特/著 闾佳/译
华章经管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3年4月
凯恩斯认为，人要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而哈耶克则有些不情不愿地认为，人只能服从自然规律，命中注定只能接受经济规律的支配。基于此，两人对政府和生活提出了一系列不同的主张。凯恩斯持乐观主义态度：如果掌权者做出正确决策，生活不必那么艰难；哈耶克则认同一种悲观主义的态度：人类生活守着严格的限制，不管用心多么良苦，试图改变自然规律的做法，都必然会招来意想不到的后果。
1936年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其内容已经广为人知。哈耶克1944年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通往奴役之路》最初名为《计划经济社会的报应》，根据哈耶克在1938年和1939年的两篇文章中探讨的观点展开。他认为，主张用计划经济取代现代自由市场的人，不管多么用心良苦，都等于踏上了一条有可能导致暴政的道路。他宣称，一旦市场的自由运作受苦超过了某个程度，规划者就被迫要扩大控制范围，甚至一切都接受其掌控。《通往奴役之路》使哈耶克成为著名的经济学家。
长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结果肯定是滞胀，因为扩张性政策的主要用途是打阻击战，阻碍经济下滑，是解决总量的问题。而经济下行大多数时间是经济结构问题。马克思说，固定资本的更新，是资本主义走出危机的契机。周期性的结构性问题靠拔苗助长是解决不了的。实践多少次证明凯恩斯主义是通向繁荣和迈向滞胀的一把双刃剑。
我们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寻找一个适合点。我们还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生产第一的观点，用供给侧和经济周期解决经济结构问题。简单地多发货币，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会使老百姓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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