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ID：feihuayuchangshi），作者：叶克飞，编辑：二蛋，头图来自：《突如其来的假期》
美剧《小谢尔顿》里有一段台词，讲述了“打工人”的心声：
“我早上起床，去做一份根本不喜欢的工作。我工作只是为了钱，可钱还少得可怜。我每天都付出更多努力，情况完全没有改变。我不只是累，我是筋疲力尽。”
这种心态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许多人认为这是人生难免的无奈，也有人将之视为负面情绪，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永安看来，“一个年轻人觉得工作没价值，是正能量，因为他心有不甘。”
现代社会以城市化带动，城市化意味着生活的宽广乃至无限可能，但工作时间越长，生活时间就越短，这是人类无法避免的冲突。一个人在这样的冲突中，仍然保留着对生活的憧憬与“不甘”，是很值得赞美的一件事。
我们身边的许多人，从小就在一种既定的轨道里生活，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再到工作，完全是无缝衔接的状态。而这种“无缝衔接”也被视为最理想的模式，中间如果出现空白，反而时常被视为走了歪路。同时，因为始终没有离开既定轨道，也习惯了轨道内的奖惩，所以许多人并没有自我生活意识，反而在高压状态下一步步走向透支。
梁永安曾经说过一段引发争议的话，他说“啃老”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经常跟家长说，其实你孩子毕业以后，不要忙着让他去找一个所谓的理想工作，要给他一个探索的机会。”
这段话之所以引发争议，是因为有些人觉得梁教授不食人间烟火，站着说话不腰疼，根本不知道许多年轻人“无老可啃”。其实无需如此绝对化去看待一种观点，梁永安自己也说过，是否“啃老”因人而异，比如“一个学生来自乡村，为他上学，甚至整个家族都在为之努力，这个时候就不太提倡‘啃老’了，因为他要去挣钱，这是一种伦理性的选择。”
其实梁永安这两年常常为年轻人发声，也相当敢言。他曾说90后和00后是历史上最不适合结婚的代际，因为结婚代价太大，单身反而活得轻松，社会应该对一部分年轻人的不婚不育持包容态度。他还认为年轻人社恐不是坏事，毕竟很多社交都是无效的，是在浪费人生，社恐可以有更多时间关注自己的内心。
至于将梁永安提出的“啃老”与“躺平”划等号，也是误解。他定义的“啃老”是“gap year（间隔年）”概念，是希望家庭条件允许的年轻人不要着急找所谓的理想工作，并非不劳而获。而且，即使“间隔年”对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显得奢侈，人们也完全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获取同样的心灵自由。
“gap year（间隔年）”概念源于英国，最初是贵族子弟的“壮游”（ The Grand Tour ）。16~18世纪，文艺复兴在欧洲大陆兴起，去欧洲大陆游学成为英国贵族青年的风潮。后来，这个概念逐渐引申为升学或毕业之后工作之前的长期旅行，让年轻人在毕业后，不急于踏入社会，而是用一段时间来体验与自己原有生活环境不同的生活方式。
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经历巨大震荡，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等运动风起云涌，各种新思潮冲击着年轻人，“嬉皮士”们以流浪生活反对主流社会的虚伪不堪，对抗中产阶级价值观。而他们在印度等地的“流浪”，就是一种对自身存在的追寻。
1967年，尼古拉斯·麦克莱恩-布里斯托成立了一个教育信托基金，开发间隔年志愿者的就业市场，使得间隔年拥有了独立旅行和志愿者就业这两个基本体系要素。
之后的间隔年，并不仅仅是游历和工作，还催生了许多人类社会的“经典”。比如英国人托尼·惠勒在长途跋涉来到亚洲后，写下《穷游亚洲》一书，也是“孤独星球”系列的第一本书，独立旅行市场也因此形成。
1978年，威尔士王子和约翰·巴拉什弗-斯内尔上校开启“德雷克行动”，沿着弗兰西斯·德雷克爵士当年的足迹游历全球，为雷励国际打下基础。1984年，雷励国际成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当年“婴儿潮一代”的下一代也即将成年，英国经济也走出萧条。间隔年成为旅行市场的重要部分，也变成人生的一场仪式。
进入2000年后，间隔年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而成为一种全球化风潮，甚至一度成为旅游市场增长最快的版块。
从历史脉络来看，“间隔年”被社会所鼓励，最终称为西方国家常态，主要是在二战后发端。因为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年轻人通过“间隔年”实现的旅行和文化交流，有助于年轻人的包容心态，实现人类层面的共识，以避免世界大战的再次发生。
也就是说，“间隔年”的本质是多元化，它从来都不是一个固定轨道：你可以将间隔年定为一年，也可以是半年或两三年；你可以在间隔年里选择纯粹的自由旅行，可以漫游城市，也可以背包探险；你可以选择一边旅行一边打散工，还可以选择去其他国家找一份不太一样的工作，或者成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志愿者；你可以选择呆在家里，潜心于自己的某样兴趣爱好，当然，你也可以放弃间隔年，选择直接去工作。
这才是“间隔年”的最大意义所在，它提示着每一个年轻人：人是应该有选择的，而且这种选择应该出自内心。正常的人生，从来都不是“被规定”的模式，也不是“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的状态，而应该是多元化状态下的自我选择与自我认同。
“间隔年”当然有存在的意义：一个年轻人离开自己熟悉的生活环境，体验完全不一样的社会形态，培养自己的国际视野，继而更加懂得包容和开放，在旅途中面对各种突发事件，这一切都有助于未来的人生。
但如果将“间隔年”完全视作“提高自己”的尝试，甚至是申请学校或找工作时的筹码，那就显得过分功利，反而消解了“间隔年”的本意。它不是为了让人找更好的工作，而是让年轻人寻找自身的存在价值。
2019年，我曾在捷克的火车上偶遇一个当地年轻人，他原本就读于捷克最古老的查理大学，但他却选择从这所欧洲一流大学休学，在捷克寻找乡间的巴洛克风格老建筑。这种选择如果放在中国家庭，可以说是无法想象的，起码父母这一关就过不了。但那位年轻人显得很轻松，还告诉我家人如何如何支持他的选择。
这是一种非典型的间隔年，不是什么毕业后的仪式，但却体现了间隔年的真意。一个中国年轻人就很难选择这样的方式，因为长时间的大学休学，是一种社会普遍认知里的“异类”行为，不但得不到多少认同，甚至会让家人痛心疾首。
近年来，也曾有一些中国年轻人选择间隔年，寻求生活方式的接轨，他们多半是留学生，或是利用留学前的间隙。对于大多数同龄人来说，间隔年仍然是奢侈的人生选项，甚至是不可能操作的选项。因为间隔年会让人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影响许多工作选择和考试选择，甚至因为比别人“慢一拍”而影响日后的晋升渠道。
这也恰恰印证了梁永安所说的，中国年轻人往往只能选择一种既定的人生轨道。社会的容错率很低，低到哪怕是晚了一年就业，也会被贴上一些标签（比如“不成熟不懂事”）的程度。这样的“传统”，才是间隔年的最大阻碍。相比之下，经济压力反而不是最大的因素，就像很多人之前认为生育率的下滑主要是经济问题，却无法解释同处东亚的日本和韩国同样陷入生育低谷一样——它实际上是文化问题。
当然，这两年更多人遭遇的是被迫的“假间隔年”——因为找不到工作，只能呆在家里。还有一种更让人哭笑不得的间隔年，那就是呆在家里复习一年然后考公。
但是，中国年轻人真的不能拥有间隔年吗？如果间隔年的本意是让人寻找自己的存在价值，那么，形式或许就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内心才是关键。
即使是家庭生计所迫而选择就业的年轻人，也可以在有限的闲暇里为自己寻找一些开阔视野的方式，比如每天抽一个小时来阅读，同样是一种“间隔”。
许多年前，九个子女悉数成才的梁启超就非常前卫地提出过间隔年的概念。他曾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写道：
“大多数家庭条件一般的青年，完成学业之后立刻就得挣钱养家：赡养父母或者抚育资助弟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往往就没有太多选择，不管什么职业、什么岗位，有的做就得做，这是没办法的事。但好在你们不需要面对这种压力，即使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那就索性跟着我‘再当一两年学生’也不是坏事。如果为了一味追求经济独立，而勉强就业，去做不合适、不喜欢、不愿意做的职业，以致‘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的痛苦，那就得不偿失了。”
不管是否为稻粱谋，一个人都应该对梁启超的这段话有所体会，在自己的人生中腾出一些空暇，去寻觅一些光亮，这就是最好的“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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