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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尔街，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向来是悲观主义者。而在上周末的一篇最新专栏文章中，鲁比尼警告，经过多年超宽松的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重大的负面供应冲击的出现，滞胀的压力现在正对庞大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债务大山造成挤压。
鲁比尼表示，近几十年来，随着赤字、借贷和杠杆率的激增，世界经济正在跌跌撞撞地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金融和债务危机交汇点。
在私营部门，堆积如山的债务包括家庭（如抵押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个人贷款）、企业（银行贷款、债券债务和私人债务）以及金融部门（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债务。
在公共部门，则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官方债券，以及那些隐性债务——如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健系统等无资金准备的负债，所有这些债务都将随着社会老龄化而继续膨胀。
仅看显性债务，数字就已经足以令人感到震惊。在全球范围内，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200%攀升到了2021年的350%。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为420%，远高于大萧条时期和二战后的水平。
一、债务大雷早已埋下
当然，如果借款人投资于新资本（机器、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其收益高于借款成本，那么债务是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
但如今的许多借贷仅仅是只是为了资助高于收入的消费支出，而这是导致最终势必破产的重要原因。此外，资本投资也显然是有风险的，无论借款人是一个以人为抬高的价格购买住房的家庭，还是一家不顾收益寻求过快扩张的公司，还是一个把钱花在“白象”（形容奢侈但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政府。
鲁比尼表示，由于各种原因，这种过度借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金融的民主化使得收入不足的家庭能够通过债务来为消费提供资金。中右翼政府在不削减开支的情况下一直在减税，而中左翼政府则在社会项目上慷慨支出，但这些项目并没有通过足够的高税收收入获得充分的资金。在央行超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推动下，有利于债务而非股权的税收政策助长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借贷激增。
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和信贷宽松政策使借贷成本接近于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负（就像直到近期的欧洲和日本）。在2020年，以美元计价的负收益率公共债务曾达到17万亿美元，在一些北欧国家，甚至连抵押贷款的名义利率都是负的。
不可持续的负债率激增意味着，许多借款人——家庭、企业、银行、影子银行、政府，甚至整个国家——都成为了无力偿债的“僵尸”，靠低利率支撑（这使他们的偿债成本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二、丧钟开始敲响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危机期间，许多本应破产的资不抵债机构都得到了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量化宽松和直接财政救助的拯救。
但现在，由同样的超宽松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引发的通胀，已经敲响了它们的丧钟。
鲁比尼表示，随着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以恢复价格稳定，僵尸公司的偿债成本急剧上升。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三重打击，因为通货膨胀还在侵蚀家庭的实际收入，降低家庭资产的价值，如房屋和股票。脆弱和过度杠杆化的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同时面临着急剧上升的借贷成本、不断下降的收入以及不断贬值的资产价值。
更糟糕的是，这些发展与滞胀的回归不约而同。发达经济体上一次经历这种状况是在上世纪70年代。但至少在当时，债务比率非常低。而今天，我们面临着上世纪70年代最糟糕的一面（滞胀冲击），同时也面临着全球金融危机最糟糕的一面（债务冲击）。这一次，我们不能再简单地通过降息来刺激需求。
毕竟，全球经济正受到持续的短期和中期负面供应冲击的打击，这些冲击正在抑制增长、推高物价和生产成本。这其中包括了：疫情对劳动力和商品供应的破坏；俄乌冲突对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以及其他十多个中期冲击——从气候变化到地缘政治发展，将带来额外的滞胀压力。
与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最初几个月不同的是，单纯地用宽松的宏观政策救助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将会给通胀火上浇油。这意味着，在严重的金融危机之后，将出现硬着陆——一场深度、持久的衰退。随着资产泡沫破裂，偿债比率飙升，家庭、企业和政府经通胀调整后的收入下降，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将相互影响。
鲁比尼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以本国货币借贷的发达经济体可以利用一轮意想不到的通货膨胀，来降低一些名义长期固定利率债务的实际价值。由于各国政府不愿通过增税或削减支出来减少赤字，央行的赤字货币化将再次被视为阻力最小的途径。但它们不可能一直愚弄所有人。一旦“通胀精灵”从瓶子里释放——当各国央行面对迫在眉睫的经济和金融崩溃而放弃对抗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名义和实际借贷成本将大幅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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