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 （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园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每一盒布洛芬，在12月的北京都显得无比珍贵。
2022年12月初，我在叮当快药抢到一盒布洛芬，外卖送到家后，我开始对着药盒上那个红底白字的“人”字Logo发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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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太眼熟了。
随后，在几分钟内，我从家里找出印着这个Logo的五种东西：仁和面膜、仁和口罩、仁和花露水、仁和碘伏棉签，以及刚刚到货的仁和布洛芬。
图源受访者，仁和花露水因被带去公司而缺席
好奇心催促我开始这个选题，而后发现更多被仁和“支配”的生活。被妇炎洁广告“洗洗更健康”魔音穿耳支配的童年，被仁和闪亮快乐男声支配的夏天，甚至连叮当快药本身，都是仁和创始人的二次创业。
一、你买到的仁和布洛芬，其实是贴牌商品
仁和药业旗下到底有多少种不同的产品？
从各类处方药、非处方药，到面膜、洗面奶等护肤品，再到驱蚊花露水、湿纸巾、牙线等日用品，仁和那个红底白字的LOGO，正在以燎原之势蔓延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一家药企，为什么能快速研发生产出品类繁多、跨度极大、毫无关联的产品？答案是贴牌，一种更常出现在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手段。
贴牌模式和代工模式有所不同。
代工模式下，工厂只负责生产这一环节，但商品的研发和设计工作仍由品牌方掌控负责。例如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和耐克，均在亚洲拥有多家代工厂，但代工厂只负责按照品牌方的设计方案生产产品。
贴牌模式下，品牌方只为成品提供品牌商标，其余从设计研发到生产的所有环节，均由生产方自行掌控，品牌方只承担监管和质检职能。老一辈所熟悉的南极人，便是贴牌圈大户。
而仁和的贴牌生意，又和南极人有所不同。后者是因为自营产品经营不佳，转而以售卖市场认知度较高的品牌名作为盈利的主要手段；而前者，则是通过贴牌的方式迅速扩大产品类目，一方面通过贴牌减少研发成本，另一方面则是以量取胜，抢占更多市场，以提升“仁和”整体的品牌影响力。
根据仁和药业集团2022年上半年财报，公司自有产品和OEM贴牌产品基本各占一半收入，毛利方面，自有产品的毛利高于贴牌产品。财报中未提及贴牌商品的具体种类数量、销售量、贴牌商品合作厂商名称及数量。
关于品牌方对贴牌商家的监管职责，仁和在财报中称：“公司对于OEM贴牌产品的合作厂家都派有驻厂质检人员，负责贴牌产品的现场质量管理及监督。所有委托生产的产品，都必须经过公司专业的质检团队验收合格后，方可授权生产和销售，并且公司不定期对合作工厂进行检查，对其原料、生产记录等进行抽查，最终保证产品质量。”
为加深对仁和贴牌商品合作厂商的了解，刺猬公社随机对编辑部手中的仁和牌商品进行调研。
仁和健途花露水的生产企业为江西乐尔康实业有限公司。根据天眼查信息，该企业注册资本200万人民币，实缴资本0元，公司参保人数为0。2022年11月3日，该企业因“生产经营1种卫生质量不合格、标签违规的消毒产品”，被宜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据《消毒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处以4000元罚款。
仁和布洛芬的实际生产企业为福建太平洋制药有限公司，该企业是一家成立于1992年的福建地区老牌制药公司。在第三方售药平台方舟健客上，同一企业生产的太平牌布洛芬缓释胶囊每盒（0.3g*20粒）价格为5.9元，而贴牌后的仁和布洛芬缓释胶囊每盒（0.3g*22粒）价格为19.8元。
太平布洛芬缓释胶囊盒仁和布洛芬缓释胶囊不仅生产商相同，两者在国家药品管理局备案的批准文号也相同，均为国药准字H20093691。
进一步对比三大医药电商平台相关售价数据可知，尽管药品售价受渠道影响存在差异，但同样由福建太平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布洛芬缓释胶囊，贴上仁和的品牌后，不同渠道的售价涨幅从33.99%到206.12%不等。
贴牌产品本身并不等价于质量低劣，药品是否由品牌方自行研发生产也和其效力没有任何关系。例如仁和布洛芬是在太平布洛芬的基础上“换”了一件仁和的外套，只是穿新衣服后，价格上涨不少。
贴牌模式挑战的是消费者对于品牌方的信任度。
品牌承载的信任，源自消费者对过往消费经验和对外界评价的综合评判，因为信任品牌，所以信任品牌下的全部商品。但贴牌模式下，对品牌的信任不再能传导到对产品的信任——因为品牌对产品的掌控度本就十分有限，且导致消费者往往用更高的价格买到同样质量的商品。
一旦品牌方和商品间的断裂持续增大，对贴牌商品的不信任，甚至会反向传导到品牌身上。
二、从妇炎洁，到上市药企
比起仁和这两个字，创始人杨文龙早年打造的另外三个子品牌或许更广为人知。
其一是妇炎洁。
2003年，一支电视广告红遍大江南北，伴随着《知心爱人》的背景音乐，任静、付笛声两位歌手相拥而立，一齐念出“洗洗更健康”的广告台词。
洗脑式广告带来的效果非常惊人。虽然仁和并未公布具体销售数据，但2007到2008年间，妇炎洁新版电视广告结尾写着：“祝贺妇炎洁年销售突破两亿瓶！”
妇炎洁是杨文龙手里第一个靠营销爆红的产品，同时也是负面新闻最多的一个。卫生部在2009年发布的第9号公告中称：“消毒产品与药品有严格的区别，消毒产品不是药品，没有治疗疾病的作用。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不得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对疾病治疗作用和效果的内容。”随公告一同发布的是67种不合格产品名单，妇炎洁位列其中。
随着仁和的生意越做越大，妇炎洁在公司营收中的占比逐渐变低。2021年5月，仁和药业在深交所互动平台回复投资者提问时称，2020年妇炎洁系列产品收入约占总营收的4.46%，按其财报公布的2020年全年营收计算，妇炎洁当年带来的营收约为2.19亿元。
其二是闪亮滴眼液。
2007年，现象级选秀综艺《快乐男声》在湖南卫视热播，制造出一代全民偶像，而当时冠名该节目的，正是仁和闪亮滴眼液。
据当时媒体报道，仁和付出的冠名费不低于5000万元。连当年的主题曲都因此而进行微调——歌手许飞早前发行的版本名为《我最响亮》，而07快男13强演唱的版本改名为《我最闪亮》。“现在的我想唱就唱我最闪亮”，这句印在一代人脑中的歌词，与仁和药业的营销推广密不可分。
其三是优卡丹小儿感冒药。
2005年起，系列情景喜剧《家有儿女》开始在全国范围热播，好妈妈刘梅取代春晚小品里的黑土，成为宋丹丹最广为人知的角色。仁和药业借势请来宋丹丹、高亚麟及剧中扮演夏雨的小演员尤浩然，为优卡丹小儿感冒药拍摄电视广告。
“家有儿女，常备优卡丹”成为仁和制造的新一代广告金句。根据仁和药业发布的业绩公告，到2011年，优卡丹的全年销售额增长至3.08亿元，占仁和整体销售额的近14%。
从仁和药业和杨文龙过往的“战绩”来看，最让人侧目的并非研制了何种药品，而是其强势的营销手段。在多次成功靠营销制造热销商品的同时，杨文龙掌舵的仁和药业完成了借壳上市。
2006年8月，仁和集团通过参与竞拍，以3005万元获得上市公司九江化纤67.16%的股权。随后，九江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将原化纤类生产经营性资产全部剥离，同时置入医药生产经营资产，并于2007年3月以“仁和药业”之名恢复上市。
2008年，仁和药业借壳上市后发布首份财报。数据显示，2007年全年，仁和药业的销售费用约为2.05亿，销售费用占全年营收的26.31%。
根据仁和药业最近五年发布的财报数据，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虽然已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12%以上。另一方面，仁和药业在研发方面投入的费用始终在低位徘徊，经过五年的缓慢增长，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终于突破1%大关，但仍不到销售费用的十分之一。
重营销、轻研发的策略，贯穿于仁和药业的发展史。无论是四处贴牌还是频繁制造洗脑广告，都是这种策略的外化表现。
三、叮当快药，仁和版图的关键一角
仁和创始人杨文龙的另一个身份，是叮当快药的创始人。
2022年9月14日，医药电商平台“叮当快药”母公司“叮当健康”正式在港交所上市，杨文龙成为两大上市公司的掌舵人。天眼查信息显示，杨文龙对叮当快药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总持股比例为55.67%，对仁和药业集团的持股则通过仁和集团发展有限公司达成，比例约为16.99%，为持股最多的自然人。
2022年11月，有投资者在深交所官方互动平台问询仁和药业集团与叮当快药之间是否有股权关系，仁和方给出的答复是：“没有股权关系，与叮当快药为同一实际控制人关系。”
图源互动易官网截图
虽然没有股权关系，但在同一个老板的经营下，仁和药业显然和叮当快药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其中最突出的一点，是叮当快药作为销售渠道，对仁和旗下产品的“偏爱”。
刺猬公社分别调研北京、广州、上海三座城市不同地点的网上药房，发现仁和旗下商品在叮当快药门店的数量占比远高于其他网上药店。
仁和药业对自己主营业务的描述是：“生产、销售中西药、原料药及健康相关产品。”而叮当快药作为医药及大健康行业重要的电商渠道，位于仁和下游。杨文龙的二次创业，实际上为仁和集团的商业版图补齐了重要一角。
上市后，叮当健康于9月23日发布2022年中期报告。数据显示，截至当年6月30日，叮当健康在半年内因购买商品累计向仁和药业及其附属公司支付约1.147亿元。这笔费用，约占叮当总收入成本的8.65%，约占仁和药业同期医药产品（含大健康产品）营收的4.49%。
图源叮当健康2022年中期报告
左手制造，右手渠道，对于一个商业故事而言，确实非常美妙。
2021年，仁和又大手笔收购三浦天然化妆品有限公司在内的7家大健康产品业务公司，所生产的商品涉及功效性化妆品、护肤护发用品、洗涤用品、母婴用品、保健食品、饮料、医疗器械、保健器材、保健品、中药饮片等。
随着仁和对大健康领域的投入，健康相关产品的营收占比从2020年底的15.03%一跃上涨为2021年底的22.96%，而药品的营收占比则在持续下降。与此同时，贴着仁和标签的洗面奶、面膜、身体乳、饮料、洗发水等商品，开始频繁在叮当快药刷脸。
但在商业故事之外，赚医药健康的钱，或许需要更多自我监督和大众监督。
例如当同一个厂商生产出同样的药品，只是换了个Logo时，大幅加价利用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从中赚取高额差价是否合理？
例如当通过贴牌的方式，把众多产品变成“仁和牌”时，仁和药业是否真如他们所说“对于OEM贴牌产品的合作厂家都派有驻厂质检人员”——包括那些社保实缴人数为0的工厂？
例如在不断通过收购、贴牌等方式扩大产品品类，通过广告营销和渠道拓展提升销售规模的同时，作为一家药企，何时能让研发营收占比不在1%上下徘徊？
例如叮当快药补上仁和集团的渠道版图后，贴着仁和牌的商品获得更多“偏爱”，平台是否应该做更严格的自我监督和审查。
药品和健康类产品当然可以是一种生意。
但它的影响，远比生意更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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