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吉井忍，头图来自：电影《在京都小住》
在告别封控的这段日子，《东京八平米》是我们最常翻起的一本书，它像一个装满星星叠纸的玻璃瓶，随意拿起一颗，总会被散发着暖意的微光打动。
几年前，吉井忍结束在北京的生活，回到东京，“蜗居”在一个八平米的房间里。她住过三十多个住所，却在最小的这间，过得满足而惬意。这本书，就是吉井忍对自己和“丢失的附近”的观察。
有同事说很羡慕吉井忍的生活，她是真正的世界居民，曾在成都留学，法国南部务农，又辗转亚洲各地任新闻编辑。也正是因为在外旅居的二十年，让吉井忍对生活始终抱有巨大的热情，她爱北京冬日的糖炒栗子，也割舍不了东京深处的一碗荞麦面。
她走出小小居所，花大把的时间去看想看的电影、展览，去和周围的人交谈，记录下城市角落发生的故事。
对同样漂在大城市的人来说，在这本书里总会遇到“懂你”的时刻：不要怕物质不够丰富，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走出去，你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
在“小”和“大”之间
（吉井忍 2022 年 9 月 于东京 ）
上个月我交了未来两年的租房火灾保险费用，付款方式很传统，把现金直接拿到房屋中介即可。住在这个八平米房间的生活已经迈入第五年，我坐在中介柜台前的椅子上等对方准备收据时，回想了一下在这段时间里周围环境发生的一些变化。
我第一次来看房时，记得这里的商店街相对比较热闹。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七夕节（现在日本的七夕节是太阳历七月七日），店主们把几支竹子立在街上，小朋友们在五颜六色的长条诗笺上写下自己的愿望，我走在下面心情自然快乐起来。
中介附近有一家本地超市，门口旁边堆满纸箱，里面放的都是今日特价菜，我经过的那天最受欢迎的是一颗五百日元的网纹甜瓜，好几个客人排在前面，年轻男性店员把甜瓜一颗接一颗地递给客人。再走几十米有一家食品店，有点像我在北京时最爱光顾的一家临期进口食品销售点，泰国的酸辣虾味方便米线、相扑火锅汤底或韩国海苔，比其他地方至少便宜一半。再走几步就到了十字路口，有一家开到晚上十点的连锁小书店。
吉井忍常光顾的荞麦面店
如今这些都看不到了。在短短几年之间商店街变得萧条起来，每逢七夕节他们还是会立起竹子，但比以前少了很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现在变成了7-Eleven的本地超市，它宣布关门大吉的那段时间，我在收银台听到后面有一位老太太哀求店员，能否想个办法继续营业。
这家小超市是大正时代（1912—1926年）在此创办的百年老铺，到现在为什么要关闭，说起来很简单，因为斜对面新开了一家大超市。但从我这里到新超市必须过两次马路，车多，很危险，而且红绿灯跳得可快了，很多老年人根本赶不及，走到中间绿灯就开始闪。我喜欢的那家临期食品店在疫情期间忽然消失，书店关得更早，现在换成一家东京到处都有的，没什么特色，价格水平也一般的小超市。
还好，我在本书中提到的大米店、味噌老铺和荞麦面店，这些都还在。钱汤少了一家，但还有好几家可以轮流享受。但很难说一直会有。两年之后他们还在吗？再说，自己还会住在这里吗？
“这是您的收据”，中介柜台的一位女士把小纸条递了过来。她顺便问我房间有没有问题，我说没有太大问题，只是窗户框有点变形了，有一处窗户不好拉。她笑了，说毕竟太旧，搞不好整栋房子出现倾斜。我说可能是吧，也许应该再买一份地震保险才对。
回到自己的房间，变化倒不多。多了一台小型空调，只能制冷和除湿，但这台文明利器足够能让我在炎热的夏天勉强生存下来。这是疫情刚爆发时我所做的决定中最为正确的，当时我猜以后的夏天很难逃到海参崴。其他的布置或厨房设备与都筑先生来拍摄时没有太大差别，木门上层层叠叠的展览信息海报后来变得太厚，有一天终于扛不住重力作用脱落下来。结果门上重新出现刚搬进来那几个月贴的海报，让我一时万分怀旧。
看着过去贴的海报我回想起来，这个八平米房间确实给我带来除了金钱以外的许多快乐。因为房间的空间太小，洗衣、洗澡、娱乐或办公，这些该有的功能不得不转移到外面，这自然把我这个“宅”性特强的人拽出门外。靠着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缘分，疫情比较严重的那段时间我还跑到京都租了另外一个房间，享受到了观光客极少的古都氛围。
京都那一间房间也非常简陋，但交通方便，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房租比东京的“四畳半”更加便宜。因为之前去京都基本都在旅游或出差的匆促行程中，它始终没能给我留下好印象。而这次有了一个房间可以安顿下来，我对这座“观光城市”的看法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希望以后有机会写下那段时间的经历。
第一张图为刚搬进来时的样子，还没买床，榻榻米上直接铺了一块布就睡。也没有准备大型家具，房间显得更明亮一些。后来买了张单人床，占了接近房间一半的面积。夏季感觉厨房总会少了点东西，主要是因为没有冰箱，不能存太多食物。最后一张图的猫咪造型是母亲给我买的笔袋，它的表情有点像我曾经在北京养过的一只猫。
有时候，尤其是在拜访朋友家或在父母家“躺平”几天之后，就开始担心等自己回到八平米房间再也不习惯那个窄小的空间了。但每次拉开八平米房间的木门那一瞬间，又马上适应了，煮开水泡杯茶，打开收音机听英文广播AFN，旋身四顾就想，其实也没那么小。
当然，让我能够不那么在乎租房设备的不完善，是东京这个城市之“大”：看不完的展览和电影（以及各种优惠）、大大小小的图书馆以及其完善的查询系统（一般都是免费的）、各有特色的钱汤（虽然正在减少中）、适合进行人类观察的喫茶店（很可能你也正被别人观察）、允许你逃避现实的铁路和航空路线（小心影响工作），以及相当多的临时工的职位。
说起那份在新宿一家咖喱店的临时工工作，我偶尔还会去那里打打工。至于在那里认识的摄影师大叔，后来我减少了与他接触的机会，我们员工在网上共享轮班表，避开某人并不难。这主要是因为与他的聊天中对方无意识地（希望如此）表达的男尊女卑思想，让我有了少许抵触情绪。回到日本之后我经常遇到过类似的情况，面对与我同龄或比我大的日本男性时，这个几率会更高。我对他个人并没有太大的反感，实际上这是日本一向都有的社会性问题，我只是碰上其中一小部分人罢了。
上：中间是八平米的工作墙，右上方挂着朋友的摄影作品，海参崴的海边风景。(都筑响一摄影)
下：海参崴的海边风景，咖喱店同事的作品。
从他那里买来的那幅作品，海参崴的冬日风景，依旧被挂在八平米的墙壁上。夏天它把一丝凉风吹进东京这个小房间，冬天看着它会让我更加心暖，我经常想象在冰冻的海上他们钓鱼的模样，他们喝的是热咖啡，还是伏特加呢。对那位摄影师在心态上产生的变化，不能说完全没有影响到我对这幅作品的感情，但我还是很喜欢它。这又引起我的思考，尤其是关于近年来在艺术界渐渐被揭露出来的身体或心理上的暴力行为，作者、导演或演员的人性和品位，到底该不该与他们的作品联系起来？
还是说一下这家咖喱店。从北京回到东京，连新的住所都还没找到之前，我先找了个打工之地。也说不上有特别的理由，就觉得除了写稿之外，自己需要有一个和别人接触的地方，毕竟离开了这么多年，在东京的朋友已经寥寥无几，我得靠自己重新建立起交友圈，也要找回在这座城市的一种归属感。
这家咖喱店我之前来过几次，味道好，吃不腻，店里的装修和店主的性格一样朴素亲切，简单的一次面试后店主允许让我来做服务生，端菜、洗碗或收款，下班之前还提供工作餐，菜单上任何一份你想吃的咖喱饭都可以。大部分同事都比我年轻许多，但还聊得来，就这样一转眼过了五六年了。同事分为两种，和我一样拿时薪的临时工，还有拿月薪在厨房里工作的正式员工。
同事T属于后者。他年纪比我小四岁，却有丰富的处世经验：高中毕业后开始卖二手时装，从此开始对海外的旧货行业感兴趣，后来到美国深造，和哥们去拉斯维加斯玩，不仅花光了钱还借了一笔债。背负一身债务回到日本后，他做起了垃圾回收和货运工作，就如本书中《周五的成就感》一篇提到的，其实这些体力活在日本蛮赚钱的，他花了三四年把负债还清。之后有一天他去海边玩，不小心被海浪卷走，导致颈部以下全部瘫痪，但后来又奇迹般地康复了。然后不知道经过一番怎样的思考，他决定去学习做咖喱，我和他就是在差不多同时的时间开始在这家咖喱店上班的。
吉井忍手绘的生活地图
疫情开始前我经常在中国各地跑，有一次T托我从中国带回一种调料。买来之后他问我想不想吃甜点，我说太好了，我们就这样约在新宿一家喫茶店。那天我没有轮班，他上的是早班，说是中午时段过后会马上过来，结果等了半天也没见人，我已经有被放鸽子的心理准备，但最后T还是来了。
他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许多，不胖也不瘦，戴眼镜，留着胡子，声音特别好听，他在店里对每一个同事都是同样的态度，非常温柔。我们在喫茶店聊了两个小时，话题始终徘徊在咖喱、音乐和各自的生活，换到廉价中华料理店，我们点了凉拌菜、木须肉、煎饺、扎啤和炒饭，继续聊天。那天晚上他说起自己朋友少，他接着说的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我觉得一个人挺好的，其实没什么一个人不能解决的事情，你说呢？”
通过上班间隙的闲聊，他已经知道我的一些来历，也知道我住的是“四畳半”。他首先很诚恳又不失礼地提议我还是买个冰箱比较好，然后很好奇地问，你以前在北京居住时，到底是什么样的环境？
我在北京租的是在朝阳区的两室一厅，离开中国前的五六年时间，我和前夫一直住在那个小区里，七八十年代建成的职工住宅，没有电梯，但房间配有房东准备的家具家电，包括冰箱。
小区里的菜市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进门拉开暖帘就有一个卖米卖鸡蛋的摊子，接着有五六家卖蔬菜的摊子和肉铺。继续往里面走有一家窄长的杂货店，再走几步就是另一个出入口。小区外面还有一家水果专卖店，每年十一月北京启动供暖，差不多与此同时，水果店开始卖糖炒栗子，味道极佳且比日本便宜许多，我天天去买。小区门口有一个报亭，我每周一次去那里买份《南方周末》。有一天发现他们开始养小狗，可能是因为当时中日关系还比较紧张，报亭店主为它取名“安倍”，但后来我听过他的妻子叫它妞妞，所以应该是母狗。
我和T所在的这家喫茶店，空间氛围好不惬意，周末的新宿难得有这么空闲的地方，宽敞的地下一层只有我们俩。T点点头，不知道我说的这些在他脑子里呈现的是什么样的北京。当然，关于北京，我还有很多没有讲出来的。
在朝阳区的生活突然宣告结束，我像一根被连根拔起的野草搬回日本。那段时间还回去过几次这个小区，主要是想看看当时养的一只猫，我总是选择前夫去上班的大白天去看。养了十年的白猫当然还记得我，但感觉越来越陌生了，我去看它时心情也逐渐平静起来。我环望四周，从日本搬过来的书、器皿和杂物，感觉这一切都很没意思。
建于昭和时代的木造房。一楼房客喜欢养植物，在梅雨季会送我几朵紫阳花。这个楼梯确实会响。我出门或回来，一楼和隔壁的房客都会听到。（都筑响一摄影）
后来我选择了八平米的房间，并能住这么长的时间，可能跟那一时刻的醒悟有关：东西本身，并不能给你带来幸福。我抱着猫，站在阳台上可以看见几棵树，几个月前不知从哪儿飞来的一个黑色垃圾袋，被钩在这儿的一棵树上，另一棵树上有一个很大的鸟巢，我们管它叫“豪宅”。垃圾袋还挂在树枝上，只是看起来比较旧一点，在树枝上随风飘荡。“豪宅”没有一点变化，反正我从来没看见过那里有只鸟。
这么简单的两处风景依旧还在，但以后我就看不到了。阳台上挂着前夫的衣服，其中有一双没见过的袜子，印有一个卡通形象，应该是女友送的吧。没有电梯的老建筑、阳台上的袜子，引起我的恻隐之心。谁不是那么脆弱呢，我们就是靠着这些细节，甚至是幻觉，顽强地找出快乐并继续往前走。我把猫放到地板上，跟它说再见，它瞪着眼看我，没有回应。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它，后来它被送走了。
其实T说的没错，这些只能一个人默默地去面对。疫情迎来第二年，T离职了，说是租好了店面，但之后很长时间并没有收到正式开业的通知，我们都不敢发消息问他为什么，感觉也不应该去问。最近我从别的渠道听说T的店终于开了，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点评数量还不多，但平均打分在四颗星以上，还有人留言“店主的声音令人沉迷”，让我会心一笑。我工作的咖喱店疫情过后也仍很受欢迎，有时候Uber的叫声不断，门口排起长队，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后来我去那里上班没那么频繁，不是因为不景气或其他，只是跟自己的心态有关。靠它找回归属感的阶段该结束了。
这个咖啡桌，写稿的时候可以坐上椅子，也可以站着打字，电脑下面垫几本书调整高度即可。偶尔换一下姿态感觉对腰椎会比较好。（都筑响一摄影）
就如在自序里所提到的，本书介绍的是八平米房间里的生活，也可以当作东京探索指南。现在翻阅文稿时我又发现，对个人来说，这是对离开中国之后亲手建立起另一种日常的记录。而这个过程中，八平米房间，以及东京这座城市的宽容性，都起了不少作用。我想把这本书悄悄地献给将要创建新生活的人。你的“小”不成问题，因为外面的世界足够大。
最后特别感谢都筑响一先生。得知我开始住八平米房间时，他的反应和其他人是完全相反的。“那真好！”说完他笑眯眯地点点头，他这种心理上的全力支持不知道给了我多大的鼓励。《东京八平米》用上了他来这个八平米房间拍摄时的摄影作品，使得它成为我最难忘的一本书。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理想国imaginist （ID：lixiangguo2013），作者：吉井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