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讲者：唐景锋（艺术家），策划：WK、 挠挠，剪辑：FH、Chaos，设计：四九、 挠挠，原文标题：《每当人们讲述这些故事，就好像我们仍然为他们活着｜唐景锋 一席第 961 位讲者》，题图来自：唐景锋
（推荐点开视频或音频，讲述非常亲切感人）
We're All Stories in the End
2023.01.08 北京
谢谢一席的邀请。我希望可以来到现场，但通过录制和大家见面可能已经是目前最好的办法了。
我叫唐景锋 (Kurt Tong)，是一个视觉艺术家。我在香港出生，过去的人生有一半在香港，一半在英国。谢谢大家迁就我讲英文，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太好，担心大家可能听不懂我的“港普”。
我早年在印度从事公共卫生相关的工作。虽然我一直都喜欢摄影，但去了印度之后才有了自己真正的作品。我的第一个项目“爱的居所” (Where Love Resides) 记录了有关残疾儿童治疗的故事。这个作品让我有幸获得了一项新闻摄影大奖。从那以后，我决定成为一名纪实摄影师。
▲ 唐景锋的作品 Where Love Resides
之后几年，我拍摄过一些事件，比如 2004 年的印度洋海啸；还有一次，我受委托拍摄了一个关于杀女婴的项目。这些经历让我深深地陷入了自我怀疑——这是符合伦理的吗？到底该怎么理解自己在做的事情呢？
我慢慢对这种只触及表面的摄影感到厌倦了。2005 年，我回到伦敦攻读纪实摄影的硕士。从那时开始，我把目光转向我自己、我的家庭，以及我身边熟悉的人，而不再只是去陌生的地方寻找新的故事。
这些年我主要在做摄影书。书中不仅有我自己创作的影像，还包含了档案照片、文字和各种历史材料；对实体书籍的设计也有助于我讲述故事。
我早期做过一个项目，叫做《女皇，主席与我》(The Queen, the Chairman and I)，是我为我的女儿们做的一部故事书。
我想通过追溯祖辈的生活，重新找到自己的根。在研究家族历史和完成这件作品的过程中，我找到了很多疑问的答案，也意识到呈现这个作品最合适的方式就是对我的孩子们讲述祖辈的故事。
于是在这本书中，我为女儿们讲述了祖辈当年面对的处境和选择，而这些选择又如何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命运和生活。
这个作品尝试用个体叙事的方式讲述更大的历史，也为我后面几本书奠定了方向。所以现在讲故事就是我主要的创作方式。
今天我想讲两位女性的故事。她们都是普通人，时代和处境影响了她们的命运，她们却都讲出了自己的故事。
颜姐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名叫麦颜玉。她是我家的保姆，我叫她“颜姐”。她在我家工作了37年，基本上我刚出生她就开始照顾我了。可以说她就像我的外婆一样，我不怎么认识我真正的外婆和奶奶，所以她在我心里就是最接近这个角色的人了。
对于有家佣的家庭来说，家庭成员和家佣之间往往既亲密又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她们照顾孩子、买吃的、做饭、打扫卫生，像管家一样操劳各种事情，但家庭成员可能不怎么了解她们。所以我想通过这个项目，与颜姐重新建立真正的联系。
颜姐在2015年得了肺癌，幸好发现得早，她也恢复得很好。但我也因此想更深入地了解她，下定决心做一个关于她的项目，也算是找个借口可以多和她在一起。
通过一起做这个项目，我第一次有机会和她回老家，见到她在内地的亲戚。我也意识到，尽管我们关系看起来很亲近，我对她的了解太少了。
一开始，我问她有没有自己的照片，我们找遍了整个房间只找到8张，而且都是证件照，我猜可能是为了找工作填表用的。
我想看看她有没有其他照片，就找来了母亲的家庭相册。翻着那些我还没出生时父母拍的日常影像，我发现颜姐常常出现在照片的背景、画面的远处或者边边角角的地方。
她几乎像“幽灵”一样，在聚会或公园里飘来飘去。
她时时刻刻照顾着孩子们，伸出双手保护我们，免得我们摔倒。
然而她往往不是照片的焦点，她的脸经常是模糊的。
不过因为她一直梳着长长的辫子， 穿着浅色上衣，你很容易就能发现她。
这张照片是在中秋节照的。可以看出我父亲想拍一张我哥哥姐姐拿着花灯的照片，他让颜姐往边上靠一靠。
在这张照片里，我们几个兄弟姐妹正在爬高，颜姐在一旁照看我们。她不想入镜，往旁边退的时候还是不小心被拍到了。
一年年过去，我们一直在拍家庭影像，颜姐的照片也越来越多。她和家人一起出现，更像家庭的一员了。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她和我们一起玩。
一起去度假。
一起在海滩上放烟花。
一起参加生日聚会，和大家分享蛋糕。
她还到英国参加了我姐姐的毕业典礼。
她成为我家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也把她当作真正的家庭成员对待。
当然，她这一辈子的故事远比那8张证件照以及我父母偶然拍到的照片丰富得多，所以我决定和她回老家，去了解她的生活，弄清楚她来我家之前经历了什么。
1920 年代末，颜姐出生在广东中山的小榄，家里是种植桑树的农民。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很快再娶。她8岁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去桑园干活，要么照顾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结果她一直照顾他们，直到她12岁左右。那时她也开始在桑园帮忙，但因为太小，干得太慢，常常被送回家。
她特别想读书写字，所以挣了些钱就报名去上学，还给自己买了一本《三字经》，用它来学习读写。
可是她父亲发现她想上学念书之后，就很直白地告诉她女孩子不用读书写字。如果她要在读书上面浪费钱，不如把钱花在弟弟身上。所以弟弟就代替她去上学，一个礼拜就辍学了。
似乎她的余生已经被提前安排好了。
她21岁时，弟弟想结婚，作为姐姐她必须要先结婚。但是她不想就这样嫁人，所以她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就是成为自梳女。
自梳女是什么样的人呢？清朝初期，在顺德一带，由于丝织业的发展，一些女性首先获得了经济独立。她们中的很多人会在成家前束起长辫，意味着她们要自行决定与谁结婚。
19世纪末，丝织业日渐衰落，她们的经济条件也受到影响，但她们不愿意放弃独立自主。一些人决定举行自梳仪式，用桑叶沐浴，由已经自梳的姊妹帮忙束发，在观音面前起誓终身不嫁。从这天起，她们只穿浅色上衣和深色裤子；从此也脱离了赡养父母的责任，自由行走，自力更生。
▲ 自梳女影像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
作为早期的女性主义者，自梳女需要面对许多艰难。因为不再是家族的一员，她们可能和亲人断绝来往，到了晚年也不允许回到家乡。很多自梳女自己筹建姑婆屋，互相支持照应，成为一辈子的姊妹。
随着清廷灭亡，经济衰落，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很多自梳女被迫离开内地，有些人下南洋，也有些人来到香港，成为保姆、家佣或建筑工人。
颜姐在1948年成为自梳女。她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代自梳女。
她离开老家到香港找工作。在回忆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她告诉我，当时她一个月挣25块港币，只坚持了两个星期。那家人让她给全家人倒马桶，而公寓唯一的下水道就是厨房里的一个小洞，她觉得那是最恶心的一件事了，比之前在老家干的所有活还要难受。
颜姐的下一份工作是照顾一个叫 Pauline 的小女孩，她有非常严重的哮喘，估计很多照顾过她的人都没坚持下来。而颜姐悉心呵护着 Pauline，常常整夜不睡觉。
▲ 颜姐与 Pauline 的故事
自梳女没有自己的家庭，所以只要一份工作感觉还好，她们就会为这家人工作很久。颜姐在 Pauline 家工作了13年，一直照顾着她。
那段时间，颜姐还救济着老家的家人。五六十年代闹饥荒时，颜姐想帮家人添补食物和衣服，但那时从香港带生米或布匹到内地是不合法的。所以她每天下班就到餐馆收集糊在锅底的一层米饭锅巴，因为它既容易保存又可以带过境。她还用自己的工资给家人买了必需品，藏到锅巴下面。
▲ 展览上复原的锅巴和布袋
她缝了四个大布口袋，这样家人还可以拆开这些布袋做衣服。她把裤子也做得肥肥大大，足足用了五码的布，而她身高只有一米五左右。每个月回家，瘦小的她都穿着大肥裤子，拖着四个巨大的布袋，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
她记得父亲和人说过，其实也是向她道歉——他曾经认为女孩完全没用，但女儿却在最困难的时候救了全家人的命。
60年代末，小女孩 Pauline 长大了，准备到英国读书。她家的经济情况陷入困境，颜姐不想给他们增加负担，就自己离开了。她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份工作。
结果她在下一个雇主家中一待就是 37 年。对我来说很幸运，因为这就是我们家。
辛苦工作了这么多年，颜姐很少给自己花钱。虽然大多数自梳女和她们的家人已经没什么关系了，但颜姐不一样，她一直在照应着家人。除了饥荒的时候给家人带吃的，她也出钱供侄子侄女读书，为她的姨妈、兄弟和侄子们在村里建了房子，还出钱帮亲戚们筹办婚礼。
她的村子在珠江三角洲，是国内最早的经济特区，所以她也资助了侄子的生意，其中有一家企业到现在还经营得很好。
颜姐77岁时终于决定退休了。虽然我们劝她继续一起住，她还是搬到另一间公寓独自生活，永远这么独立自主。
她的生活非常简单。我和父母给她买东西，她都说不需要，然后退掉那些东西，把钱还给我们。后来我们学会不再买多余的东西给她，只买她喜欢的食物，这也是她唯一会留下的东西。
▲ 唐景锋拍摄的颜姐的日常物品
颜姐的故事“为冰玉而梳” (Combing for Ice and Jade) 在2016年第一次展出，《颜姐》这本书也在2019年出版了。
书中有一个特意的“遗漏”——我没有用一张我为她拍的照片，那些照片都不是特意为她照的。不管是那些证件照还是我们的家庭相册，或者是侄子婚礼的照片，她都只是出现了一下。
我觉得最好是由她自己来决定她怎样出现在书中。所以，书的最后是一张她的自拍，地方也是她自己选的。
▲ 颜姐的“自拍”
她的故事广为流传，很多媒体联系我，说想采访她。我本以为她得到了媒体关注，会自豪地讲起自己的故事，但两三个采访之后，我发现她对这些采访感到很不自在。
我问她采访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她回答说：“我想不通为什么他们总是一遍遍问我同样的问题，他们怎么这么感兴趣呢？我的生活多普通啊，我不想这么高调。”
原来，她感到有些尴尬，因为这些媒体太关注她的生活了，而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再平凡不过，只是在有限的选择中做了自己该做的。
她也永远在为别人着想。我问她要不要拒绝以后的采访，她这才告诉我，她最开始决定要接受采访，是因为她觉得这会对我的事业有帮助。
冬雨
今天我想讲的第二个故事的主角叫冬雨，她是我的新书《亲爱的弗兰克林》 (Dear Franklin) 的女主角。
和相识几十年的颜姐不一样，我认识冬雨的过程完全是机缘巧合。
三年前 ，一个朋友的邻居离世，他委托我去整理一个旧木箱。在一幢老居民楼的地下储藏室里，我在一个大箱子里找到了这个木箱。
木箱被道教的符咒封住了，我不敢贸然碰它，甚至差点当场逃走，不过最后还是请来一位道士才敢打开它。
箱子里有很多信件、未寄出的手稿、笔记、老照片，还有过去的杂志和书籍，差不多是 1930-1950 年代的东西。它们属于一个叫 Franklin Lung 的人。
我仔细梳理这些信件中的线索，研究了好几个月。虽然这些信和照片里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Franklin 的故事还是被我还原出来了。
Franklin 是一个来自广东的青年，很有雄心壮志。他来到上海念书，在租界找到工作，想跻身上层社会。
从这些用英文写的信中我也能感受到，他希望在英租界闯荡出一番成就。但他似乎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圈子。
直到他认识了冬雨，一位军官的女儿。
他们很快相爱并订婚了。
然而没过多久，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经过淞沪会战三个月的抵抗，上海沦陷。日本不想和其他国家宣战，没有进入租界区。
Franklin 一开始留在上海的英租界，而冬雨和她父亲一起去了南京，随后又到重庆。二人自此分离。
风雨飘摇中，冬雨和 Franklin 靠写信互相支持陪伴。读着她的信，我能从她眼中看到普通人经历战争时的切肤之痛，即使她有一定社会地位。
冬雨和 Franklin 在信里敞开心扉，我能体会到他们非常真实的、个人的声音。我也看到冬雨的成长，她从保守变得越来越独立和勇敢。
这是冬雨在1939年8月写给 Franklin 的一封信，当时她正在重庆的防空洞中经历连夜的轰炸：
Dear Franklin，
假使你瞧见现在的我，定会为我感到骄傲。我已把这庇护所的一方小角落改造成自己的天地。我负责照顾二妹，陈将军的小女儿。她带了彩色粉笔，我们就在这角落画上些黄山和西湖的风光。我会闭上眼睛，想象那无忧无虑的日子，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山间的雾气吹拂我们的脸庞。
只要父亲的鼾声不吵醒我，今晚我便会梦见我们在西湖上游船。
在另一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识，希望在战争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再是父母庇护下言听计从的乖女儿。她在信中写道：
在云南的美国传教士 Edith 邀我与她一齐工作。她得知我在重庆为战争孤儿工作，很希望有一个懂翻译的人协助她与当地人联络。父亲很想我远离前线，我知他不喜我做这份工，而我猛烈地感觉到，要抓住机会做些有意义的事。在父亲身边，我顶多只好参与食物和衣服的捐赠工作。究竟我该如何？
在这封信中，我们感受到她的同情心以及她怎样看待战争给平民带来的影响：
今晚上回到家，吃母亲最拿手的千层酥，味道就同从前我们以往在霞飞路 Monsieur Vernier 吃到的一样。能吃到糖真是令人高兴，我们有一年多没有吃到如此奢侈的甜食了。
从母亲处得知，这些原料是从日本军的慰问袋里来的。我尽量不想它们如何落入我们手中，但还是禁不住想到为儿子打包糖的日本母亲，希望丈夫品尝家的味道的日本妻子，给父亲写纸条的日本小囡。而她们即将收到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不会回家的消息……
我确信她们同我一样盼望着战争结束。
冬雨后来去了云南，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价值和意义。她照顾战争孤儿，帮忙修筑补给道路，体会种庄稼的快乐和满足。
而她也想安定下来，甚至会嫉妒一棵老树，因为它可以深深扎根。
战争快结束时，Franklin 辗转到香港和澳门才得以幸存。当时美国通过1882年的《排华法案》限制华人移民。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仅仅根据种族而禁止移民的政策。由于双方是战时同盟，法案最终被废除，不过每年也只给华人105个移民入境配额。
▲ 关于废除《排华法案》的报道
Franklin 幸运地拿到了美国签证，但这也意味着他和冬雨要被迫继续分开。冬雨决定先在上海完成学业再去旧金山。从她的信中，我们再一次体会到了内战期间上海的混乱。
这是1948年11月29日的一封信。当时她的签证也批下来了，离开前她写信给 Franklin：
中国如今境地比之抗日时期更不堪言。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百姓忍饥挨饿，甚而死在大街上。最糟的是政府漠不关心，只一心内战，我很担心。
我总想望着去美国的旅程，将如同电影一般。我从船上向家人朋友挥手告别，他们在码头上为我送行。现在，我只祈祷，舷梯升起时能在船上便好。上周我去了码头，那里乱哄哄地像是日本入侵那会儿。
我现时与你写信，下次谈天，就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了。
好想与你早日相见，度过这般艰难，我等不及要开始我们的共同生活与冒险了。
然而，她乘坐的江亚轮 (SS Kiangya) 在驶向台湾途中撞上了日本在二战中留下的水雷，她就这样消失在了茫茫大海。
不过他们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冬雨的母亲恳求 Franklin 和冬雨举行冥婚，Franklin 答应了。
船在黄浦江口爆炸时，早已超载。据说是撞到日本人留下的水雷......冬雨仍未寻着，我仍抱着一丝希望。
中国人有句古话，“白发人送黑发人”，我羡慕他们，至少可以亲手埋葬自己的孩子，安排一场体面的送行。一想到冬雨葬身于汪洋，只得以一介单身女子游荡于来世，我心中便悲痛不能自已。
冬雨母
木箱中有些照片就是关于那场复杂的葬礼和冥婚的。这可能也解释了为什么箱子会用道教的符咒封存。
后来 Franklin 在旧金山开餐馆、做生意，但都失败了。有些来自其他朋友或公司的信提到了他的破产和无法还清的债务。
很多年过去，他一直没能从失去冬雨的悲伤中走出来。
木箱中还有一些 Franklin 的手稿，大多是没有寄出去的信。其中有一篇写于1958年的香港，像是他自杀前的遗书：
通往龙脊山的小径上，有一片僻静的海滩。沿路没有标志，因此鲜有人知。儿时，我常去那里，海滩不算特别漂亮，但很安静，我可以独自待着。海浪卷走各式各样的杂物，或缠绕在一起。我会花几个小时看海浪来来回回地把它们带往岸边。
一次，一个旧玩具士兵被冲到岸上，我确信它就是我心爱的但后来丢失的那个。时光荏苒，我开始想象，自童年以来失去的一切都会在这里上岸。
我在那儿一坐便是几个小时，若我许愿时足够诚心，地平线上就会出现一艘小船，小船越来越近，我会看到船上那道优雅的身影是你，你挥手，我亦挥手回应。这当然是一种幻想，我没有让它成真。我不敢，我没有足够的勇气。
但是今天，我要让它来。我以为我会充满绝望和恐惧，但我一点没感觉。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忙着回忆。
我们从战争中幸存，但我们的生活和那些没能撑过战争的人有什么不同？彼岸是所有人的归宿，而至少他们毋须忍受多年的悲伤。
战争的年头里，我从未想过失去你，我不愿此事影响我们的幸福。自你离开后，我日日活在苦痛之中，毫无好转迹象。这些年我一直保存着你的信件，读到你生活的点点滴滴，想起我亲爱的冬雨，那些令我微笑的傻事，还有使我哭上好几个钟头的伤心事，都同你有关，我决不忘记。即使你走了，我知道你还在我身边，我们在一起。
Franklin
从日期来看，这是箱子里的最后一封信。
▲ Dear Franklin 中的彼岸花
这些故事连接起了两位女性。颜姐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在讲述她的故事时，我也试图呈现一幅更大的图景，让大家看到这些被遗忘的自梳女如何做出了相同的选择。
而通过 Franklin 和冬雨的故事，我希望大家真正看到战争的受害者。不仅通过报道中的标题和历史书中的数字，而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人，看到他们的人生怎样被战争所倾覆。战争仍在发生，共情至关重要。
希望这段平凡的家庭回忆和被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能够让颜姐和冬雨的形象更加深入和立体，让我们看到她们在阴影下坚定而温暖的脸庞。在女性面临极大困境的年代，她们都艰难地追求着自己的生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她们的英雄气概应该被看见。
然而，关于颜姐的故事，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有多少是虚构的”。大家会说，这也太完美了吧，刚好符合叙事的逻辑。
我可以完全诚实地说，颜姐的故事没有一丁点是我编的。我和她一起完成了这个项目，这就是她在我眼中的真实生活。
大家告诉我可能是因为老照片比较少，让她的经历似乎不那么可信。这些影像看起来更像是我对她生活的艺术化解读。
▲ 《颜姐》中的影像
我想，如果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却被误认为是假的，那我不如干脆编一个吧。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Dear Franklin 是我虚构的。它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事件的书信体小说。
我的确找到了一个木箱，但箱子上并没有那些道教符咒，里面只有一些旧书。其中有一本叫做《社交英语》(English for Social Life) 的书给了我很多灵感。这本书出版于1920年代的上海，里面有一些书信模板教中国人用英语写信，比如教你怎么写英文的吊唁函。它反映出当时人们既受到殖民统治的影响，也有对上流社会的渴望。
我本来打算利用这些书信模板写个故事，没想到构思出了一个爱情悲剧，还有一场冥婚，故事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从拍卖网站、古董行和旧货市场淘到很多老照片，也读了大量当时的私人书信。这些都启发我开始自己写这些信。
书中大部分照片，我特意用的是群像或者模糊的肖像，我们不知道 Franklin 和冬雨的样子，却往往倾向于把照片中特定的人看作是他们。
比如这张照片，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左边的女孩更像冬雨。也许因为她坐在前面，而且有一种忧郁的神情，我们就默认她是故事的女主角。而这正是我想挑战的。
这本书采用魔法书 (blow book) 的装帧方式，让 Franklin 和冬雨的故事沿着历史事件铺展开来。如果你从前往后翻，会看到信件和我的摄影作品所组成的故事。而如果从后往前翻，每隔一页就是当年的报刊杂志对相应历史事件的报道。
这些报道既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他们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同一事件往往有不同版本的说法，真相难以分辨。
这本书有幸获得了瑞士影像博物馆 Photo Elysée 的奖项资助。当时我告诉来采访的记者，我确实找到了一箱子的信和照片，希望大家把 Franklin 和冬雨作为真实的人，将自己代入到他们的经历和情感中。
而当人们发现自己“被骗”，可能会问自己：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影像和报道？到底该不该相信它们？
我们在讲述和解读一件事时，往往会受到自身经历和偏见的影响。当我基于真实历史虚构这样一个故事时，我想去质疑到底什么是“真实”，我们看到或听到的版本难道一定是真的吗？
Dear Franklin 这本书的开篇引用了《阴宅异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 里的一段话，我也想用这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
当我们死去，我们就成了故事。
每当人们讲述这些故事，
就好像我们仍然为他们活着。
我们终将成为故事。
让我们也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谢谢大家。
演讲中的影像资料来源：
1. Dear Franklin， Kurt Tong， coedition Atelier EXB/Photo Elysée， 2022
2. Combing for Ice and Jade (颜姐)， Kurt Tong， published by Jiazazhi， April 2019
3. The Queen， the Chairman and I (女皇，主席与我)， Kurt Tong， published by Dewi Lewis Publishing and Lianzhou Museum of Photography， August 2019
4. https://www.kurttong.co.uk/
5. https://repository.lib.cuhk.edu.hk/en/collection/majie/majiephoto
除特别标注外，由艺术家唐景锋惠允。
感谢唐景锋、杨怡莹、胡颖杰、胡喵对 Dear Franklin 中信件的翻译与校对。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一席 （ID：yixiclub），讲者：唐景锋（艺术家），策划：WK、 挠挠，剪辑：FH、Chaos，设计：四九、 挠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