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BOSS直聘 （ID：bosszhipin），作者：巴浪愚，头图来自：《二十不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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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欣是北京女孩儿，生于1999年。我和她是在网上认识的。那是2019年冬天，她正在南方一所重点大学读书，我在北京工作。
2022年1月的一个晚上，她来我家吃饭。饭桌上，我随口问起：“你今年大几了？”她告诉我，她去年就毕业了。我没有顺势询问她的工作去向，总觉得那样似乎不太礼貌，也害怕给她压力。直到半年以后，我开始做一本和大学生就业有关的书。我给她发去微信，问她可否聊聊。她答应了。这时我才得知，她毕业一年多了，还没开始工作。
202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来到安欣位于北京海淀的家。她出来接我，走在前面，小声地哼着歌。她的声音很好听，像一串风铃，在秋风中轻轻摇曳。我们穿过落满银杏叶的小道，到她家去。相识这些年，她常常在找我玩时，在我房间待很长时间。这是我第一次经过许可进入她的房间。那种感觉很奇妙，一个人的房间隐藏着她的审美、价值观，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尤其是她这样从小到大都长在这里的。大学毕业回北京后，她曾改变过房间的布局，但还是留下很多成长的线索：
一张Rick & Morty的海报下，粉色水彩笔写着一行字“不能和家长吵架”，后来，她又用绿色的笔在“家长”后面加了三个字“等外人”；黑色铅笔写着“每天半小时电视（平时晚10：00以后不能看）周六日1小时，暑假每天2小时”。也有母亲写给她的话，在一张白纸上，被她贴到墙上：“做事尽力就好！做最好的自己！宠辱不惊，不论如何，我都会支持你，爱你！你永远都是我心中最棒的小孩！”
安欣和母亲无话不谈，彼此相爱，会一起去livehouse看演出。但她和父亲关系淡漠，极少交流。大概小学5、6年级时，安欣父母离婚，房子和她都被判给父亲，此后接近二十年，也就是直到不久前，他们三个还是住在一起。母亲不工作，负责照料她的生活。安欣住这个房子的主卧，有一个朝南的小阳台，母亲住次卧，父亲住客厅。
小学时，她还在墙上写过一句话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据她说，这是她过去笃信的价值观。她没那么在意成绩，但成绩一直不错。成绩带来了明确的坐标，她总能知道自己在哪儿，且能保证自己一直在那儿。她过着一种随意但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生活，体重上下浮动不超过4斤，成绩的浮动也在可接受范围内。她很聪慧，轻易地便成了一个“强者”。她只和强者交朋友。她最要好的朋友小夏，是她初中班级的班长，现在在一家医学院读书。我见过那个女孩，聪明，自在，有一种不费力的松弛感。当然，成为挚友还有另一重原因，她们彼此交换了父亲给自己带来的创伤。
那时她几乎每周都出去玩，和小夏等朋友一起看电影、唱K。她心存一个朴素的念头：等到上了大学，真正的生活就要开始了。
我们坐了下来，我坐在她房间的单人沙发上，上面有很多玩偶。她坐在地毯上。她穿着一件黑色毛衣，一半身子被台灯打亮，还有半张脸隐匿在黑暗中。她开始向我讲述她的大学生活。
因为喜欢大海，安欣选择了去南方读书。我去过她的大学，那是一所很漂亮的学校，离市中心很近，离大自然更近，有自己的山谷、湖泊，有黑天鹅居住于此，夏天，凤凰花开得热烈，从某个校门出去，跨过一座桥，就是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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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愿上了一所好大学，如愿过上了面朝大海的生活，但安欣没有收获想象中的幸福。入学后不久，她就开始迷茫。
她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正被置于一种体系之中——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及时地意识到这一点，学校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人自我认同的一部分，然后你开始在不知不觉中用这套体系评价自己——我认识的绝大多数人，是在步入职场后才有所察觉。假如无法符合标准，便会开始自我否定。此外，进入大学意味着获得此前未曾有过的“自由”。真正的生活开始了，其实真正的生活早就开始了。但她不知道该如何去面对生活，也无力承受突如其来的自由。
起初两年，她加入了学校的登山协会。协会每周有两次体训，分别在周二和周四夜里进行。周末，他们会外出溯溪、攀岩或爬雪山。她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那儿，生活被安排得很紧实，她无需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那是一段人与人之间关系过于密切的生活，还承载了她第一次当众大哭的经历。在一次攀冰活动中，她在攀到某个高度时突然失去了向上的勇气，很长时间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底下的同学开始开玩笑，冲她喊：“保护员都站累啦。”在不知所措中，她的情绪从潘多拉魔盒中奔涌而出，崩溃与哭泣突如其来，把伙伴们都吓了一跳。
但她珍视这次体验，珍惜这种被逼到临界状态的爆发。那一刻，情绪破壳而出，真实的自我也在缝隙中流淌出来。在她过去近20年的人生中，她处理情绪的方式一直是在负面情绪到来之前化解它们，这样就不必承受它们。但现在，她感觉到，释放比消化更解压。
没有船能永久停泊在避风港湾。大三的来临，让她不得不渐渐脱离社团生活，重新进入茫然之境。她像是一只被抛锚的船，没有航向目标，只能停留在原地忍受海浪击打。她不得不重新面对那个此前暂时被丰富的社团生活隐蔽的问题：她该做些什么？
后来我发现，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有着安欣同款“大三的焦虑”。但我似乎是个例外。
像我这样后知后觉的人，直到大四才真正开始考虑未来去处。此前虽也实习，但全凭热爱驱使。2012年毕业时，我曾觉得人生海海，自有起落，到达某个时间节点，相应的事情会自然发生。我没有雄心壮志，此后的工作也由诸多偶然因素决定。毕业之后，我在昆明生活过两年，又在深圳待了两年，然后来了北京。那时我觉得过一种漂泊的生活未尝不可，可以去到一座城市，生活两年，再轻装上阵，换一个地方，这是多么幸福的事。20出头时，我不想追求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也从不需要任何保障。
10年之后，一切似乎都变了。我变了。大学生们的处境似乎也变了。进入大三的安欣，发现身边所有人都开始忙碌：有人忙着考教师资格证——为了有备无患；有人考虑保研；有人积极投入实习——实习能带来必要的学分，但老师们提供了另一个选项：跟着老师做课题，可以抵扣实习学分。安欣选择了最后一项，她不想那么快面对职场。
在我还在媒体做记者时，安欣曾带一位大学同学来我家玩。她向那位同学介绍我的工作时，对方表现得就像是发现了远古人类化石：“现在还有人干这个职业？”
那一瞬间，我愣在原地，确实有了活化石的风范。我不知该如何回复，特别是考虑到，安欣和她的这位同学，大学专业叫做新闻传播。后来安欣告诉我，这位同学曾经满怀新闻理想。但现在，新闻行业对她们而言，似乎是非常遥远而朦胧的事物，甚至不像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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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安欣的茫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中，想要寻求确定的坐标系何其艰难。且置身大学之中，反馈总是被无限拉长。茫然与茫然叠加了。
大三暑假，安欣获得了一次保送研究生的机会，但她放弃了。她深谙获得好成绩的方法。平日无需紧张，考试前突击一下即可。但她对这样的标准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或者说，她失去了判断标准。在某个瞬间，她突然发现，自己脱离了主流。“我觉得我不配，我太自卑了”，她这样一遍遍地跟我说。严重的自我否定，让她对毕业之后的生活充满恐惧。
我想起我也曾有过一次保研的机会，也放弃了。我放弃的原因比她肤浅得多，首先，我所在的那所学校对我实在没什么吸引力，其次，父母无法继续供养我，我需要赚钱。与安欣不同的是，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从未对学校衡量人的那套标准有过任何怀疑。
假如站在更宏观的视野看，我们也许都会发现，一切并没有想象中困难。但当我被现实绊住脚步，当她陷入情绪中时，绝望感包围了我们。我那时坚信自己毫无选择，只能面对现实。她坚信自己不配保研，且一定找不到工作。她还坚信，每件事情都有专属于它的最佳时机，并且自己已经错过了。
那是一种纷乱的痛苦，没有任何救赎的可能。她的生活停滞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天中的多数时间都在宿舍床上躺着，忘记了白天和黑夜。她失去了行动力，连更换垃圾袋都成了艰难之事。没有意义，她眼前是一个空空如也的巨大黑洞，她做任何事情，都只是往黑洞中填补十分渺小的物件，像精卫填海那样。她想像中的自己，就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图，她越是想把自己拼回去，越适得其反。
与此同时，远离家乡，挚友不在身边，她被强烈的孤独感包围。终于有一天，她彻底崩溃，给远在北京的母亲打电话时泣不成声。但母亲帮不了她，只能重复说了无数次的话：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要到很久以后回望，她才会意识到，是那套单一的评价体系，让她陷入前途一片黑暗的迷茫中。必须力争上游，必须成为一名好学生。后来她发现，这种迷茫的状态并非她独有。她在网上找到了更多同类：毕业于好大学，是评价体系中的佼佼者，但当他们无法在这套体系中获得确定性的好结果时，一切都坍塌了。
好在，痛苦之中往往包含着奖励，只是需要经过时间，蒙上一层滤镜之后才能意识到。她现在感慨，大学给了她太多收获。因为大学生活第一次打破了她的自洽，她从“强者“变成了“弱者”，第一次用平视的眼光看待万物。
但这还是无法让她直面“工作”。去工作？一想到这儿，她觉得自己像一件被培养多年终于打磨出来的合格商品，要被运到市场上待价而沽了。她不喜欢这种感觉。她没有参加任何一场秋招、春招。毕业后，她回了北京。
有时，母亲会问她：“你是怎么想的？你想要干嘛？”不是责备，只是疑问。她告诉母亲，自己害怕找工作的过程，还想再游荡一会儿。有时她跟母亲说，她在想象一种可以不固定在一个地方的生活。有时她又觉得，自己缺乏游荡的资本，需要先找到一份固定工作，有了积累，再去实现游荡的愿望。
母亲温和地开玩笑：“反正你的钱还能支撑你一段时间，没钱你就自然会出去工作。”
2022年2月底，她去了一趟涠洲岛，在那里做义工。白天清扫院子里的落叶，晚上站在酒吧门口招揽生意。她不怎么喜欢酒吧老板——那是个30岁的成都女人，性格火爆，常与酒客觥筹交错，这样可以让他们买更多酒。有一天，老板未经许可翻了她落在酒吧外头揽客桌子上的本子，上面写着她对这份工作的态度：干活不用太认真，差不多就行了。
老板很生气，跟她说：“如果你不开心，就不要在这里干了。”
她也理直气壮：“我还要在这待5天。”——她还有别的事情要完成。
她喜欢这里的生活。在岛上，她第一次有了心无旁骛的感觉。“你在生活里面”，里面没有目的。一切都很慢。中午干完活，下午的时间就是自己的了。从民宿走到海边，只要两分钟。她常常和义工伙伴们一起，去海边看日落，捡贝壳，或者去咖啡馆里坐着，看一下午书。岛上到处都有吊床，随时可以躺下来。他们在夜里升起篝火，烤窑鸡、烤肠和鸡肉。他们放烟花。半夜去远一些的地方看荧光海。或者坐船到海的深处看鲸鱼。她看到了很小很小的鲸鱼，一时屏住呼吸，不敢出声。
她遇到了很多人。然后，她跟着一个卖电子烟的微商一起去了大理。他们遇到另一群人，重新开始每天毫无计划的玩乐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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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理回来后，安欣一度对体力劳动充满桃花源式的幻想。哪个年轻人没做过这种梦呢？去图书馆当管理员、去咖啡店打工或者做小卖部老板。但是，在一家咖啡店当了三个月店员后，她的幻想破碎了。体力活很苦，也无聊，一天要站上八九个小时。它不是田园式的牧歌，完全是工业化的产物。
那时北京疫情严重，她上班时，每天都要做核酸，还要站在门口检查别人的核酸记录。她不喜欢干这个，但不得不执行，因为店长会透过监控观察她。
每天站在店门口，望着一成不变的单调景观时，她都觉得自己像个守门员，只是没人将球传给她，她的脑子里不断地寻求意义，但她的眼睛里只有一片空虚。
有时，她会掏出口袋里的本子写上几笔。在我们聊天的夜晚，她在台灯下一句一句轻轻地念给我听：
“其他人都把你当成人形站桩时有人会回应你，帮助你，把你当成人看，真的很感动，人需要被看见。”
“不能合理化所有。尊重内心的感受，一味地坚持是对自身的异化。”
“早上拖地时情不自禁哼起了王菲的《梦中人》，假装自己是《重庆森林》中的阿飞。你说，极度渴望自由的人是不是比自由自在的人更适合唱这首歌？”
“我几乎能忍受做事中的所有，不做事的恐慌会压倒一切。”
“有一整天的时间来直面自己是可怕的。”
“上班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感性上感到无聊、重复，理性上觉得没有自我成长。站在这的每一分钟都是在浪费时间。”
“一种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的绝望。”
……
我坐在沙发上，听她小声地读这些句子，深受触动。她以一种尽量平静的语调读出来。但它们展示了一种暗流涌动和纷乱。这是一种真诚的写作，需要一个人强迫自己，拷问自己。在那个场景下，我认为我没有任何立场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给她提任何“可行性“建议。我觉得自己就像一袋土豆——我曾在书上看到这个比喻，我是一袋黯淡、保守的土豆。正因如此，我格外珍视她的痛苦。
不久之后，一位好友曾与我探讨，像安欣这样的状况，是否帮她认清现实才是对她的帮助。那时我说，我坚决捍卫所有脆弱情绪，也珍视她身上不社会化的部分。我深信每个人有自己的成长节奏，外力只会让这一过程变得扭曲。并且，到底什么才是“社会现实”呢？如果是指那些让人不悦的、变得圆滑的部分，那不去适应又如何？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生活非常稳固，但它其实是脆弱的、容易打破的，我们随时都在寻找平衡，只是很多情况下，我们依靠一套“标准”说服自己暂时栖于安全之地罢了。
从咖啡馆离职后，安欣重新回到无所事事的状态当中。她知道她必须去找工作，但依然对此充满恐惧。她承认自己过于脆弱，总是设想找工作时会受挫。她不知道简历上能写些什么，因为她“啥也没干”。她没有特别想做的事，也没有特别不想做的事。更缺乏勇气去过一种彻底的、完全边缘的生活。我们就是在这时见面的。
那天结束对话后，她调大了音箱的音量，是一些她喜欢的独立乐队的歌曲。我们在她房间跳起舞。昏暗的灯光下，她步伐轻盈，和她的声音一样美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总以为她是一个简单、有些散漫，有些害羞但灵动有趣的人。这一次，我窥见了她的迷茫，我们好像共同经历了一段旅程，我们举着微弱的火把，在她内心深处的黑洞里走了一遭。她说，她觉得我们的距离更近了，没想到我们能有这样的对话。我非常感谢她，愿意让我将火把再靠近一些，对着那些暗角反复打量。
临走前，我在客厅见到了她的父亲。那是晚上7点多，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裹着被子，正在玩手机。大概不知道有外人在，见到我时，他有些惊讶，匆忙地直起半截身子，跟我打招呼。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脑海中升起了无数疑问：安欣和她母亲使用客厅吗？他们一家人一起吃饭吗？安欣在外读书的这些年，她母亲是如何与父亲相处的？
安欣送我下楼。我忍不住问她：你有没有想过搬出去？
12月初，安欣从家里搬了出来。她很兴奋。但她还没找到工作。在我家的一次小型聚会上，不少人对她感到好奇，问她是否在找工作，家里如何看待她现在的状态，不工作的这一年她在干什么。我担心她尴尬，私下问她。她说：这也是社会人必须要经历的吧，我现在心态挺好的。
12月下旬的一天，她告诉我，她上了两天班了。那份工作谈不上好坏，但还算轻松，她能够胜任。她说，能够有一份工作，保证她每个月付得起房租，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她看起来状态不错。
又过了几天，一位朋友来找我们录制对过去一年的总结和对新一年的期待。路灯下，安欣小声讲述着自己过去一年的种种。在谈到变化时，她说她觉得自己“更开阔”了。我想这和她这一年的“Gap”不无关系。她至少做到了一件事：不再那么害怕脱离体系。她为自己的内心增加了一点自由度，这是多么宝贵的事情。
“如果你体验过另一种生活方式，你也能接受的话，你就会觉得，我可以随时暂停这个游戏。”我想起那天在她家，她跟我说的话，以及她跟我提及的一个词，“清明”。对，她想要清明。保持内心的清明，不被外界牵着走。我一厢情愿地觉得，这比按照既定的轨道行走更需要勇气。你要承受孤独和不被理解，要付出“落伍”的代价，你必须有足够清晰、坚定的自我认知。
她在灯光下小声地、动人地讲述着。结束之后，我上前拥抱了她。
（文中安欣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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