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畅销于2003年前后的的通俗型大众“政论”书，在当时的坊间街头可谓大红大紫，火的一塌糊涂。作者是人民日报社资深记者，立论比较公允，站在一个冷静、全面和细致的立场上热情的讲述中国这13年来的历史变迁。——合理肉食
前言
本书的酝酿和写作历时三年，增删五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所涉资料主要来自我对当事人的采访，以及公开的出版物，也有一些是我亲身经历的，内容浩繁，巨细混杂，困难在于比较、鉴别以及取舍。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
一个国家，有时候会在惊心动魄的浪潮卷过之后，却好像什么也没有改变；有时候又会在不知不觉之中走出很长一段路程。我回想1990 2002年的中国，总觉得有点像后一种情况，用长距离大范围的眼光来观察，其格外引人入胜的地方，不是在于她的轰轰烈烈，而是在于她的平淡从容；不是在于她的崇尚伟大精神，而是在于她开始关注普通人的需要；不是在于她的伟人风范和英雄辈出，而是在于一代新人已经长大，他们完全没有经历这个国家的过去，眼睛里面只有未来。对变革的期待取代了对历史的崇拜，进而成为我们国家的主流。
但是这本书仍然只是这段历史的一部分正面和侧面，不是全部，其中不免牵涉很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也用大量篇幅去叙述那些看来无关宏旨的小人物和小事情，对于另外一些大事件，比如申奥成功、中美飞机相撞、禁止“法轮功”、揭露远华案、三峡水利工程的建设、中国足球冲出亚洲，等等，却又几笔略过。其增删繁简的主要依据，并非出自史家标准，甚至也不是时事政治的尺度，而是作为一个记者的眼光。书中所叙仍以指出中国的弱点为多，这也不是否认我们国家的进步，而恰恰想要更好地进步。在我看来，有时候轰轰烈烈的事情并不一定能够久远，而细枝末节却有可能长成参天大树。其沉浮逆转，书中已经述及。
中国是一个是非太多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给予我的一个教益，是不再拘泥于意识形态的是非。人的一生，有些事情是永远不能妥协的，比如信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接纳那些和自己不同的人。人各有志，也都拥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另外一方面，自己不赞成的东西，未必没有存在的根据。我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当然怀着纯粹属于自己的价值判断，但是我特别希望摈弃情感上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又希望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增进各种思想的沟通，化解成见，相互补充。我的一个同事，也觉得“是非过于分明，有时候未必是件好事”。她的年龄较我几乎小了一辈，天资聪慧，拥有自己的爱憎好恶，却又与世无争，其处世平和，同龄少有，她有一次以林语堂为例提醒我：“不要因为思想犀利，忽视了从容的魅力。”
检讨过去几年里我写的东西，最大的问题也许就是过于“犀利”，所以每次都会引起争端，以致书评的篇幅远远超过书的本身。有人说很好，有人说很坏，对于所有这些褒贬，我都心存感激。2002年春天出版的一本书，还把马立诚和我在四年前合写的《交锋》说成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向我们党发起的新一轮交锋”。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梁柱先生主编，里面专辟一章批评《交锋》，计有42页，又牵连到我写的另外几本书。无论那些话说得有没有道理，我都觉得欣慰。对于我的赞扬与批判都能连篇发表未遭阻碍，而我依然拥有思考、写作和发表的权利，这本身也能证明我们国家已有长足的进步。
可是很多事情不能简单地以好与坏而论，实际上不论多么高明的作者，都不能摆脱种种主观和客观的局限，我本人接触过一些达官贵人，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寻常百姓中间，较多普通人的情感，以一己之眼光、见识与胸怀去观察大世界，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又不肯改变初衷，所以除了再接再厉，别无他途。如果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致使他人不快，那只是因为我的修炼不够，而非本意。
我总有一个心愿：让新闻成为历史，又能让历史像散文一样美丽，让政论像小说一样动人。首先要明白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在书斋里可以读到的，也不是仅凭个人天赋就能产生，而是要在积年累月的历练中，见到不同的人，看到不同的生活，听到不同的声音，自己又有过最糟的和最好的境遇，对比起伏跌宕，品味其中酸甜苦辣，才能领悟。
我本人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算是好的，又不属于特权阶层。如果一切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发展，自然一帆风顺，也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政治是非。可惜“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社会变化任何人都不能躲避，我自此中断学业，少年离家，先在农村做一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腿疼胳膊红肿，晚上却又不敢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悬崖勒马，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改行写新闻。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父亲的确是做新闻的。他出身于旧式农家，却又向往新生活。17岁离家出走，以文为生，18岁投奔共产党，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收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我在童年时总能听到他的朗朗笑声。他喜欢在周末和我下围棋，一边落子一边给我讲“霸王别姬”的故事，还说那是他最快乐的时光。但是后来他的笑声渐渐少了，终日沉默寡言，总把双眉紧锁，身体越发消瘦，体重不到90斤。人家都说“人到中年瘦是福”，但我知道他的变化与“福”无关。有一次我想让他开心，把围棋捧到他面前，心里期望再次听到他的笑声，他却推开棋盘，淡淡地说他不喜欢下棋了。1978年夏天，我被调回北京，到新华通讯社做记者，在离开父亲十年之后终于回到他的身边。那个早晨我冲进家门，告诉他“子承父业”的消息，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仍然没有笑容，仍然沉默。1985年他62岁，身患肝癌，病入膏肓之际用枯槁如柴的右手拉住我的衣角，好不容易开了口：“做 正直 诚实的记者，很难 很难。你能 能吗?”那一瞬间，他深陷的眼睛里有一滴泪，既纯净又混沌。这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在哭。我来不及细想他的话，只盼他的眼泪能流下来，因为怕他把泪水带进坟墓。可当时他躺在病榻之上，仰面向天，所以眼泪并未夺眶而出。他就这么走了。我去八宝山公墓为他送行，看着他的躯体和眼泪在火焰中化做一缕青烟，然后又到他的办公室去收拾遗物，有些文件，有些信函，有些书籍，有些会议记录，最厚重的一叠稿纸居然都是他的检讨，其中一份的题目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那是他在18年前写的，竟还留着。我在他的桌前坐下，只看了第一行，已是泣不成声。
因为有了这些经历，不免品格复杂，越是思念父亲就越是不愿像他那样无奈地生活，头脑中形成“否定一切”的习惯，崇尚精神的独立与自由，不能与流行的政治思想雷同，又不肯按照多数人的标准攀登成功之梯。于是退居斗室，终日写作，孤灯寂影，心底风起云涌，耳边澎湃有声，都只能对无形的听者诉说。经过无数悲伤与欢乐，重温父亲一生，逐渐明白做人须比做事付出更多，生命的质量比生活的质量更值得求索。此后几年稍有成果，又去感受被赞扬和被批判、被追捧和被冷落、被热烈包围和被寂寞笼罩，在这两极世界中不停地冲撞，这才越来越把胸怀敞开。内心拥有了自己也拥有了整个世界，方知个人渺小，生命的独立与自由，要在大历史中获得。
25年前开始记者生涯的第一天，阎吾先生对我说：“新闻是瞬间的历史。”他是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军事记者、我的上级，也是我的前辈。他们那一代人，是以这样的信念投身于自己职业的。我现在所做的工作，只是在秉承这一传统，把无数瞬间连缀起来，加入个人判断。不敢期望这将成为历史，能够让读者喜欢，已是很奢侈的愿望。
就我本人来说，还有一个多年来挥之不去的私念，就是能够对得起父亲遗愿，所以我将本书献给我的父亲。如果他还活着，该是80岁了。
作 者
2002年12月15日于上海
读点：洞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
文/旺旺 （豆瓣网友）
春节过后，一直在学习“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专题。因为是专题研究，所以跟我以前的学习关联性比较有限，甚至与一般的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本科课程学习关系也不大，都是围绕着比较大背景的题目展开的。但是既然是学习当代中国的东西，对中国的当代史不能不有一定的学习。在历史方面找，难找到几本合适的书，找政治现实方面的书，也比较难找。网络的一些东西也很零散。我想到了几年前出版这本书。记得当时我的一位同学借了读，都说不错。我知道作者的另外一本书《交锋》，影响很大。于是拿来一读。因为作者是记者出身，语言阐述上，很有感染力，也比较通俗易懂。花了不长的时候看完，速度很快，但是感觉收获还是不小的。
“它不是政治，却具有政治的震撼力；它不是历史，却具有历史的穿透力；它展示伟人风范，却让普通人的悲欢成为众目之瞩；它针砭世情时弊，却让我们看到了进步看到了希望。”这是本书封面后面的大字，突出本书的重点与特色，也很具概括性。下面我想以我自己的视角谈谈自己的读后感。
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对我来说并不遥远，或者可以说我是伴随其成长。但是我所具备的历史经验还是相当缺乏的，毕竟不是今日，我也不具备一定的洞察力。就是现在，我也可能错过很多的重大历史事件。但是作者紧紧把握住了这段历史；并且作者可以从文革结束以后，改革开放以来这么长的历史作为自己论述的背景。作者的自身条件，使得他有这样的自觉性，去观察中国的发展。而且很多时候从细微之处入手的，尽管作者的理论素养与一般的理论工作者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但是他正是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去观察、记录、传播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具备这样的洞察力和自觉性还不够，我们需要一定的资源的积累。作者的资源很稀缺，特别是从神秘化政治走来的中国，境况更是如此。作者是高层报纸的编辑、记者。他可以很容易得获得得天独厚的一手新闻资料，而且包括了很多我们一般人无法获取的珍贵的信息。现在看来，中国的信息已经是相当开放了，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信息是相当稀缺的，特别是涉及敏感问题的，特别是涉及中国（政府）反面信息的。现在也大致如此。而一些消息是有时效性的，也就是过了一段时间，当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破坏性大大降低的时候，这样的消息就可以报道出来，虽然已是明日黄花，但是理论工作者就可以有了很好的素材。光有这样的素材也是不够的。我们可以接触到一手资料的人很多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吐露出来的也不多。这里有一些客观的原因的限制，也就是在中国发言权的等级性。但是主观的因素更重要，说通俗点，就是作者有这样的历史责任与历史勇气，去揭发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件。虽然作者肯定受到当局一定层度上的限制，但是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是一位敢讲真话，勇于讲真话的人，当然，这也于他的身份相一致。但是并不是每位记者都可以做到想他这样的，但是责任又不都在于个人。
谈谈这本书的内容。大体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展开如同历史小说一般的描述。作者的书写是相当流畅的，没有深奥的理论阐述，没有复杂的量表。一切都如同一位能说会道的朋友给你讲述昨天的故事，时不时搀杂自己的喜怒哀乐，如同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般。一开始的时候我是被深深吸引的。因为我之前对历史的学习，在1989—1992年这段时间里仿佛是一个断裂层，鲜有描述，当然也是共和国的危难时机，至于到底如何转变为1992年“春天的故事”的，我们也很少知道。就在国人经历了历史蒙难之后，徘徊了一两年后，我们又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大道。书中对于这段时期的苦难描写得相当感人。我也身陷其中，原来国人在那几年陷入了那样的历史虚无，精神颓废。在我脑海里也逐步填补了80年代到90年代的历史沟壑。例如对于1991年的“毛泽东热”有一定的了解，但是对于具体原因还是不太了解。这本书给我提供了很好的视角。原来还是与政治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书中很多的描述是很感人的，甚至是令人震惊的。例如对中国历史灾难的比较详实的论述使得我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成就的认同大打折扣。伴随着本书的阅读，我甚至觉得一直到21世纪前夜，我们都面临着历史的考验。就是在10几天前，我们国家和民族又面临了一场重大地震灾害，使得我们所谓的改革成就顿时渺小。我可以这么说，看历史，可以增强现实的自豪与认同感，“好在我们活在现实”，但是我有时候会想，其实很多的危机、危难、困难会延伸到今日。书中对于1991年，1998年大洪水，1992年深圳的股票事件的描述等等都是如此。
作者对于意识形态的描述使我不太满意。主要有以下的一些原因。作者本人陷入其中。可以说90年代以来，作者是意识形态争论的力将之一，这使得他自己的论述的客观性大打折扣。而且可以从字里行间大致可以看出一些。而更为严重的是，意识形态的争论，最后都被政治争论所淹没，或者说，在中国没有真正的意识形态之争，最终具有裁判权的是当局。所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如何去迎合甚至攀附当权者，甚至当权者的利益，以期待有利的审判。或者说，在中国争论者很多时候，是将anti-party、anti-governmental现行政策和思想的帽子强加给对手的。争论者都要力争成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正统”，自己本身也缺乏底气。作者对于左派的评判近乎这样的状态。当然，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记者，可喜的是，更多的还是代表着比较广泛的底层民众的一定利益的。
作者这本书，不可能是“非政治的”。只能说是以新的手法去描述政治，评判政治。书中的大致买路是沿着政治与政治家展开的。书中对于众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的描述与评论也是非同寻常的，甚至有的是比较出格的，当然更多的评述、价值评定是“寓评于介”的。在中国，能够写出这样的书，能够内含这么多的“出格”言论，能够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事情了。作者是附带社会生活的政治记实小说。本书最后的后记明显是后来补上去的，作为2002年最重大事件——十六大的召开，肯定是不能却失的大事。作者这一补也表现出他的书是政治的。2002年，我上大学了。10月，我开始认真学习十六大，比2007年学习十七大还要认真。也就是说，从作者的收笔之处，我关注历史和现实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最后要说的是，作者使我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和认识，甚至丰富了我的经验与阅历，使得我自己的记忆饱满了。本书值得关注中国历史与现实的专业人士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