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郭晔旻，头图来自《
布加勒斯特东12点8分》，原文标题：《当理智屈服于信仰与狂热》
《群体的疯狂: 人类3000年极端信仰与资本泡沫狂热史》
（美）威廉·伯恩斯坦/著 王兴华/译 中信出版社 2022年11月
人类之所以自诩“万物之灵”，拥有智慧与理性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即便是美国学者威廉·伯恩斯坦在《群体的疯狂：人类3000年极端信仰与资本泡沫狂热史》里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
他在书中列举了一个关于“群体决策智慧”的著名实验：1906年，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让大约800人进行了一次有奖“公牛体重竞猜”。令人惊讶的是，所有猜测值的中位数为1207磅，与公牛的实际体重（1198磅）相差不到1%。这就是所谓“集体决策的准确性”。
不过，这样的群体智慧并不是无条件的。一位《纽约客》的专栏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在《群体的智慧》一书里就指出了几个先决条件：个人分析的独立性，个体经验和技能的多样性，以及收集个人意见的有效方式。
简而言之，群体的智慧，需要来自各式各样独立而不同的个体。反过来，“一组人的互动越多，其行为就越像一个真正的群体的行为，评估结果就越不准确。有时候，群体互动变得如此紧密、频繁，就产生了疯狂”。因此，伯恩斯坦自承，“我的书将描述群体决策是如何失败的，以及群体决策失败时会发生什么”。
在本书的前言里，作者提到了造成群体疯狂的两个诱因，也就是“上帝”与“玛门（Mammon）”。后者在《圣经》里指的是金钱、利益或财富。
在大众认知里，“宗教狂热”与“金融狂热”看上去似乎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但作者并不这么看：“它们发生的潜在力量是相同的：希望改善自己今生或来世的福祉”。“当选者都将免去生命的苦难，在末日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精神手段，而在金融描述中，是通过神奇的经济手段”。
与此同时，放大两者传染性的因素也很相似：“人类固有的模仿、编造和接受引人入胜的叙事以及追求地位的倾向”。作者在行文中尤其强调了“引人入胜的叙事”的意义——它“可以像传染性病原体那样，在一个特定的群体内以指数级增长的方式迅速传播”。“当我们周围越来越多的人持有相同的幻想时，我们就更有可能相信这个幻想，所以我们周围的人也更有可能相信它……失控的狂热越来越有动力，直到最终撞上现实的砖墙”。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社会总体来看可以说是世俗的，也就是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但作为西方学者，威廉·伯恩斯坦在《群体的疯狂》里的论述却很自然的是从《圣经》里的《启示录》开始的。在整部《圣经》里，《启示录》以晦涩难懂著称，但它的基本叙事是将耶稣基督回到人间与邪恶做斗争，并在最终审判后“毁灭世界”。
显而易见，它与“末日论”极度相关，而又凭借《圣经》在“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里的特殊地位而“潜伏在每天的头条新闻和推特背后”。
“末日论”为什么也能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叙事”呢？这自然是因为现实世界让一些人感到失望乃至绝望，期望在想象中的来世获得补偿。用作者的话来说，“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揭示了为什么一群神志正常、聪明、能很好适应社会的人，会自欺欺人地认为世界将以一种特定的方式终结，而且往往在某个特点的日期终结”。在当代美国的发生的“太阳神殿”与“天堂之门”的邪教教徒集体自杀就是出于这个动机。据说，“天堂之门”教徒“相信自己死后将被隐藏在海尔-波普彗星尾部的宇宙飞船里运出地球”……
就像作者在书中提到的那样，“历史上，越是在最糟糕的时期，末日运动就越蓬勃发展”。诸如“太阳神殿”与“天堂之门”这样的现代西方邪教，往往“不得不将他们的义愤发泄在不太明显的社会祸患上：占星术、对进化论和地质科学的认知失调、普世主义、性、毒品、摇滚乐和永远存在的撒旦”。
这比起古代与中世纪的场景，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譬如书中用相当多的篇幅描述了“再洗礼派”在16世纪的欧洲点燃的“历史上最混乱的群体幻想之一”的场景。所谓“再洗礼派”是基督教宗教改革时兴起的一个派别，“究其性质而言，再洗礼主义是一种有吸引力但组织分散的神学，其信徒仅仅因为相信成人洗礼而被统一”。
后来，罗素在《西方哲学史》里评价，再洗礼派教徒“批判所有的法律，他们认为所有好人都被圣灵指引……”但在1534年，由于“再洗礼派”认为世界会在复活节终结，所以先是要求捐出所有的物质财产，还下令销毁了债务账簿，甚至残酷惩罚持不同政见者——当然也因此引来了对方的残酷报复……
从今天的眼光看，在中世纪欧洲盛极一时并延续至今的“末日论”总归有个绕不过去的“软肋”：如果世界并未在“约定”的时间毁灭，等于在无形中宣告“末日论”的破产。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从18世纪开始，随着一系列金融群体幻觉席卷欧洲，整个国家不再寻求上帝的帮助，而是开始寻求玛门的援助”。
相比对宗教狂热的描述，《群体的疯狂》书中提及的金融泡沫，无论是“南海泡沫”，还是1929年的“大萧条”，都是已经写入经济史教科书，读者已经相当熟悉的经典“案例”。但书中提到的一些细节，仍旧耐人寻味。
比如1929年的《女性家庭杂志》发表过一篇文章，声称一位男子从23岁开始每个月定期存储15美元，20年后将至少拥有8万美元，“所以我坚信任何人不仅可以富有，而且应该富有”。乍一看，这番言词诚恳可信，称得上是“引人入胜的叙事”。但仔细计算一下就可以发现，20年里将每月15美元的储蓄转化为8万美元，需要25%的年平均回报率，而这个数字已经是如今不折不扣的“高利贷”了，显然高的离谱。
或许书中最为令人感慨的一个例子是，27岁就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一书里揭示金融泡沫特征（比如“原本在其他领域很理智的专业人士，却放弃了可靠、高薪的工作，去参与上述资产的投机”）的苏格兰学者查尔斯·麦基，却并未察觉到19世纪中叶席卷英国的“铁路泡沫”。当“股市最终崩盘时，还有数千英里的铁路已在计划中但从未建成”，而麦基作为报纸编辑“报道了正在进行的铁路建设，却明显缺乏怀疑态度”。
因此作者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即使是最理性、信息最灵通的人也容易受到金融狂热的影响”——尽管“各种金融狂热故事的情节变化不大”，所谓“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罢了。
另一方面，威廉·伯恩斯坦在《群体的疯狂》里利用神经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进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人类历史上的诸多群体疯狂事件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观察视角——比如恐惧与贪婪其实是由位于大脑左右半球中间的垂直面附近的伏膈核与杏仁核激发或抑制的。
尽管如此，人类社会的演进毕竟是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将诸多群体疯狂事件纯粹归结于心理学领域似乎也有些矫枉过正的意味。换言之，威廉·伯恩斯坦在书中的一些论述，并不是不能商榷的。
比如，书中提到，在16世纪的德意志农民战争中，闵采尔率领的农民起义军在弗兰肯豪森战役被彻底击败（6000人被杀，对方仅伤亡6人）。作者笔下的闵采尔俨然神棍模样，竟不自量力地带领部下冲向装备精良的敌军阵地，俨然以卵击石。但在传统叙事里，一般认为农民起义军在弗兰肯豪森战役是受到了偷袭，不然不至于战损比例如此悬殊。
如果说，这只不过是对史实理解的角度不同的话，《群体的疯狂》在论及金融泡沫时，也带有不可知论的味道。牛顿的确说过“我能计算天体的运动，但不能计算人类的疯狂”，而在作者看来，“牛顿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建模者之一，如果连他都不能用数学术语来描述泡沫，那么也许没有人能做到”。
但从“事后诸葛亮”的眼光看，在“大萧条”爆发之前的1920~1929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几乎增加了50%，而工业工人人数却没有增多，交通运输业职工实际上还有所减少。在工资水平很低的服务行业，工人增加最多，所以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只增长了2%。这样一种购买力不足的畸形局面显然是不能长久维持的，建立在此之上的股市泡沫的破灭，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
另外，书中也提到了前几年在中东横行一时的所谓“伊斯兰国（IS）”。作者似乎将其简单看作当代亚伯拉罕宗教“末世论”的一个变体，这恐怕也有简单化之嫌。从中东地区的政治演进来看，毋宁将“伊斯兰国”的出现看作一个走投无路的选择。
在现实中迷失了发展方向的极端分子的目光转向过去，鼓吹建立一种以《古兰经》、圣训、沙里亚（伊斯兰法）为基础、以古代哈里发制为楷模的、理想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国”悍然复活中世纪阿拉伯统治者的“哈里发”称号也正是这一思潮登峰造极的产物。这个组织尽管彻底否定了全部西方文明和价值观，但不拒绝现代化的成果。看似矛盾的两者可以一言而蔽之：以现代手段实现中世纪的目标。在这其中，“末世论”恐怕只是一种动员策略而已。
尽管如此，《群体的疯狂》中的一个论断恐怕是确凿无疑的：“人类注定要反复经历金融和宗教领域的这种摧残”。比如威廉·伯恩斯坦在书中末尾提到的虚拟货币“比特币”，每一次大涨大跌都会收割一大批梦想“财务自由”的“韭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观察家 （ID：eeoobserver），作者：郭晔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