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苗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原文标题：《隐性啃老的中年危机：夹心世代的代际互惠与青年自觉》，头图来自：《我是余欢水》
初职、初婚和初育作为生命周期三个最重要关键节点，是青年独立和自觉意识的启蒙窗口，不工作、不结婚、不育儿多由显性或隐性啃老作为支撑。啃老引发代际互惠失衡，正在腐蚀家庭认同基础、异化婚育文化，助长“间隔年”逆社会时钟思潮。隐性啃老能够部分缓解夹心世代的中年危机，但同时又构成“代际福利陷阱”。
为避免“长寿时代”社会养老负担过重对生育资源的挤占，中年危机应对需从青年阶段未雨绸缪，一方面利用宝贵的代际恩流时间窗口，积极成家立业抵御风险；另一方面，面对生命周期或将出现的中年危机自觉控制消费欲望，注重财富积累及个人和家庭成员健康管理，避免“老后破产”。
公共政策既要考虑政策之间的激励相容，又要对意料之外的负外部性保持警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不能仅关注涉老、涉幼福利补贴，“一老一小”支持体系建设应从代际平衡视角向中青年世代延伸，如生育友好、家庭-工作平衡、健康中国等，以此重塑代际责任伦理和社会有机团结。
一、引言
既不就业也不就学的青年人被学界称为尼特族（NEET），最早在英国和日本社会受到关注，从欧洲的法国、德国、西班牙到美洲、亚洲，发达国家的青年尼特族人口与日俱增构成严重社会问题[1]。据日本总务省统计研修所的数据，在日本“泡沫经济”繁盛的1980年仅有18万人与父母同居，2016年有158万人和父母同居，其中依靠父母养活的大约有31万人，随着这批人年龄不断增长，超过400万35~54岁的日本人与父母生活在一起[2]。
欧美国家类似调查发现，美国25~29岁的年轻人中，有33%与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欧洲国家35岁以下人群中，这一比例超过40%。2016年，美国25~29岁的年轻人中，有33%与其父母或祖父母住在一起。该数据创下75年来的新高，几乎是1970年的3倍[3]。两者进行纵向代际及横向区域比较，可发现欧美文化圈子女成年后必须“分家独立”是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公众误解和认知偏差。
子代选择与父母同住，既不用承担或大幅降低个人生活成本，还巧妙规避赡养老人义务，尤其对“单身贵族”来说，两性成婚这一社会规范耗费大量物力、心力、财力，从父母居即“家里蹲”比“成婚-分家-独立”拥有显著的制度比较优势，现代社会流行的啃老行为实质上支持了“单身文化”，这也是发达国家结婚率愈加走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检视欧美以及东亚发达国家经验，西方国家的年轻家庭成员即便成年后也会对原生家庭高度依赖，文化差异不是啃老行为流行的决定因素，不工作、不结婚、不育儿—“三不”社会思潮大范围流行必然伴随严重的啃老问题。
啃老应归因某种社会结构性机制—少子化家庭结构下，“不离家-单身”显性啃老或“离家-却不离巢”隐性啃老对青年群体来说费效比较高，代际恩流供养让夹心世代“社会性断乳”大幅延后。“代际恩流”下行产生“代际福利陷阱”，啃老族生命历程所面临的物质、身体、精神压力会随着年纪增长不断累积，在“少年-青年-中年”三期过渡进程中，求学-求职角色转换困难，职场竞争落败等现代性内卷机制，往往会叠加婚育困境和家庭经营危机及自我健康管理失控，诱发所谓“中年危机”。
一旦在过渡期发生难以预料和把控的风险性事件，未能在青壮年时期打下一定事业和物质基础，组建家庭及社会网络抵御各种风险，中年危机很难依靠各种形式的啃老得到妥善解决。相比显性啃老“尼特族”的研究与讨论较充分，当下对另一种啃老，隐性啃老的成因、表现与利弊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和探究，也未与当下“80后”“90后”“夹心世代”热议的“中年危机”现象勾连，本文尝试抛砖引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1. 隐性啃老族的由来、表现及定义
家庭伦理规范是驱动子女照料父母的重要影响因素。事实上，中国很早就开始出现“孝道”沦丧，成年子女的孝道认知程度及其对父母的经济支持逐渐减弱等社会趋势[4]。越来越多的子代不仅无力尽孝，反过来还要啃老，但啃老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家庭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啃老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根源是现代社会抚养子女时“社会性断乳”延后，近年来欧美遭遇的主要是危机型啃老，即两代人分摊经济不景气的负担；而中国遭遇的主要是发展型啃老，表现为两代人分摊高昂的城市化成本[5]。
啃老作为转型期家庭领域充满结构性张力和矛盾意向的集中体现，当下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自反性并未导致家庭的个体化：相反，代际责任伦理在家庭成员的自反性生涯和协商实践中得以再造。社会转型强化了“亲子一体”的情感结构，让代际互助传统表现出了强大的文化抗逆性[6]。
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显示无论是主动啃老还是被动啃老，家庭代际关系嬗变是其根源，公共政策的催生似乎也有联系。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都对子女与父母同住给予“减税”或者家庭“补贴”[7][8]。其初衷可能是为了让成年子女对老年家属养老给予支持，但“意外后果”可能是“到底是谁照顾谁”？
—大批三四十岁的成年人依然和自己的父母同住，由父母来做饭、干家务并支付生活费[9]。这样的隐性啃老族被一些研究者称为“袋鼠族”。“袋鼠族”是社会化偏差的结果—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转变过程中的角色不清以及由学校走向职场过程中的职业角色不清导致[10]。
初职、初婚和初育作为生命周期三个最重要节点，是生命周期中青年社会化的关键窗口，过往的“袋鼠族”及“尼特族”研究，忽略了另两种最重要的社会化机制：婚姻与生育，不工作、不结婚、不育儿等拒绝社会化行为，多由显性或隐性啃老作为支撑。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家庭结构的变迁和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国家庭代际经济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青年“买房啃老”“结婚啃老”现象成为常态[11]。本文将“啃老族”分为“显性”和“隐性”两大类，显性啃老表现为主动放弃就业的机会，赋闲在家，不仅衣食住行依靠父母，且开销往往不菲。在中国，“显性”啃老族绝对数量不少，但比例相比西方国家要低得多，毕竟只有“富裕社会”和“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体制才能容忍彻底不工作的“X二代”群体，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隐性啃老”更为普遍。
隐性啃老是指城乡青壮年群体在已从业、能够获取工资收入的状态下，却因社会压力与现实生活状况仍然接受或寻求父辈提供的各种形式的代际支持行为，这种代际支持包括金钱补贴、家务劳动支持、亲子照料与社会关系网支持等[12]。
尤其在育儿领域，年轻一代普遍需要老人“搭把手”，“隔代抚育”是我国目前最主要的育儿形式之一。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照看孙辈的中老年人比例呈逐渐增加趋势，从2011年的49%增加到了2015年的53%。其他的大样本调查也显示相似结果，不仅仅是年轻父母，祖辈也承担了大部分的育儿责任[13][14]。
即便在农村地区，农村年轻人“啃老”阶段长且内容繁多，但不平衡的代际交换模式没引起代际之间的关系紧张，因为大多数父母心甘情愿地被“啃老”，这种奉献牺牲精神已不能用“个体利他主义”动机解释，更多是“地方性规范”所形塑[15]。
啃老作为一种全球趋势，在某些情景下已不分城乡、家庭条件和性别，根据笔者的经验观察：显性啃老多是“单身贵族”，隐性啃老则多数已结婚成家，已为人父母的“80后”面对的“一老一小”照料抚养压力，多数正在经历和体验中年危机，未成家的“90后”婚育大幅推迟，即便其主动选择不婚，在职业发展、个人财富积累及家庭成员健康等方面同样很难幸免于中年危机考验。
隐性啃老所面对的中年危机不是父辈“表面上看不见”（隐形帮扶）就能妥善解决的结构性困境，现代“教育-职场”内卷化、“流变”婚姻家庭制度、人口延寿与公共社会政策“不当干预”等社会风险，诸因素合力让代际互助传统文化在表现“抗逆性”的同时，代际互惠失衡变得隐匿化、复杂化、风险化，存在交叉感染、破坏家庭认同和异化婚育文化的可能。代际扶助的“权责边界”模糊，使得隐性啃老在部分缓解夹心世代中年危机的同时，也在无奈助长代际互惠失衡。
2. 代际反馈失衡与中年危机的理论解释
代际“反馈模式”不仅形成了对中国家庭养老机制的描述，同时也成为理解中国传统家庭关系的理想类型。隐性啃老“黑洞”在长寿时代暴露风险虽被拖后，但结构风险在不断积累当中。在费孝通看来，中国传统的代际关系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接力模式”，而是一种基于代际公平原则的双向流动的“抚育”与“赡养”关系[16]。中国的“反馈模式”实际上是“接力+反馈”，在接力的基础上又多了一层“对父母赡养”的义务[17]。
“啃老”之所以被持续热议，是由于它文化上双重的不契合：既不符合中国家庭主义文化传统下的“反馈模式”的角色期待，也不符合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传统下的“自决个体”[18]。排除家庭资源绝对稀缺限制，出现亲代赡养资源匮乏有两种竞争性解释：家庭现代化理论和伦理转向假说。
经典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传统的家庭制度正在瓦解，扩大家庭或者联合家庭向夫妇式家庭或核心家庭转变，大家庭向小家庭转变。家庭的形成、成员关系、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转变[19]。“恩往下流”背后正体现代际之间责任的“软约束化”，这种代际责任软约束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父母会主动降低自己的福利要求、成年子女不断推进对年老父母的“代际剥削”、社区情理对代际责任的履行不再具有强约束力[20]。
有工作可做但仍选择在家“躺平”。事实上，啃老一族并非完全没有能力立足于社会，“中年危机”“啃老”与“青年失业”作为孪生兄弟，与人口少子老龄化的诱因类似，同属某种“富贵病”或者说“现代病”。后现代社会的“技术主义”滥觞—现代风险社会结构下，稳定职业越来越少，零工或“灵活就业”大行其道。
美国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指出，发达国家很多人都在从事没有意义、对社会毫无益处的狗屁工作（bull-shit job）—耗费人的精力，损害人的心灵，增加了社会的总工作量，让人们的工作时间有增无减[21]。更为严峻的是，互联网社会强化了新技术的推陈出新，年轻一代若不努力内卷，连所谓“狗屁工作”岗位都岌岌可危—随着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很多知识型的工作也日益出现了“去技能化”的特点，工作不稳定性大幅增加，完全可能在人工智能技术大幅提升后“被替代”[22]。
“机器替代人”如无人驾驶、无人售货超市、无人工厂等新业态不断成熟，在大幅节省人力资源的同时，人类社会正迈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长寿时代，我国的人口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43.35岁延长到2020年的77.93岁，夹心世代的人生焦虑由此叠加另一种人口结构性压力—中年危机。现代社会中年人需要背负四座大山：房贷、车贷、教育子女、赡养老人。
房贷和车贷是现代金融创制的产品，互联网社会一旦背负往往就是二三十年。三十年，在传统社会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正常人的一辈子，而如今，完全可能只是人们的“中年期”[23]。生命周期在短时间内的迅猛延长是我们过去从未碰到过的人口现代化后果，同时互联网改造了社会文化和行为规则。在青少年时期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可能很快就会被淘汰，整个社会文化和行为规则会向新时代青年人倾斜，让中年人在社会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位置，加剧了“中年危机”的感知[24]。
面对多维度、高强度、内卷且无意义的激烈竞争，如“996职场文化”“小镇做题家式”升学求职等，青年一代用显性或隐性的“不离巢”形式逃避，客观上“无罪”，主观上在进一步“脱耻”。正如知名影视剧宣扬的那样“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在代际福利转移中“讨生活”和“被供养”—无论这种恩惠是来自国家、社会还是家庭（父母），享用免费的代际福利就像“毒瘾”，短期可能无比舒爽，但长期来看则危害自身机体与社会健康。
3. “夹心世代”的中年危机与“长寿时代”的代际福利陷阱
“夹心世代”特指在工作的同时承担无薪的父母与子女两代或多代照顾责任的群体。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世代”正在被“长寿社会”重新定义：在中国，1976~1985年出生的约3000万人的第一代独生子女已经或即将进入“夹心”位置，“照顾者、雇员、志愿者与公民”四重角色使得这一群体在未来将面临多重竞争需要与福祉损失风险，关注焦点应由青年成长转换为工作-家庭平衡[25]。
在长寿社会，由“青年”向“中年”过渡所遭遇的“中年危机”，源自漫长的“人生负债”压力，一部分青年选择逆社会时钟而行，这种自主性表达透视出违背社会时间规范极大可能遭受社会性惩罚，但不按既定时间轨道“准时”发生特定生命事项具有强烈的诱惑力[26]。“长寿时代”的到来的确给青年一代更多的选择空间，但生命周期的大幅“留白”也会导致选择迷茫甚至逃避退缩。
“反内卷”、鼓吹“躺平”、“反婚反育”等“逆社会时钟”思潮的大量涌现，是一种角色超载与负担超载的“应激反应”。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夹心世代，正逐步体验“中年危机”叠加“一老一小”议题的双向压迫。近年来，“一老一小”问题愈加受到各方重视，成为我国民生建设的重中之重，不仅是因为老年群体和少儿群体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了社会发展的底色以及人民群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更重要的还在于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常态[27]。
夹心世代以各种方式啃老，的确可一时缓解“一老一小”压力，部分人因此沉溺其中忽略自身抗风险能力建设。但代际间的福利转移无法根治代际失衡的“病根”：只要子辈存在奢侈及慵懒习性，父辈的效用损失并没有使得子辈效用增加，“啃老”不仅使得父辈背负较大的经济及心理负担，效用损失，晚年生活质量降低，且不同程度催生了代际福利陷阱—子辈更多的奢侈与慵懒[28]。
子辈“剥削”程度越大，两者效用增量间的差距也将越大，西方国家公共政策尝试为子女与父母同住给予“减税”或者家庭“补贴”，实质等同于用福利转移“障眼法”变相鼓励啃老。积极应对“一老一小”社会问题正陷入某种“政治正确”话语氛围，政府与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总集中在人口队列的“两头”，多数情况下都热衷提高涉老、涉幼福利，但对长寿社会易感染和广传播的中年危机应对关注不够，也对现代福利体系一味汲取青壮年发展资源，只补贴老人和儿童的公共政策负外部性考虑不周。
总之，超大人口规模、不可逆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国情的基础底座，学界对夹心世代所面临的“两面夹击”困境已有察觉，但在父母“前半生”的精心呵护下，夹心世代普遍缺乏科学应对中年危机的自我意识。随着父（母）辈的快速老去，低生育社会结构诱发的“下行性代际恩流”可持续隐患很大，夹心世代的父母一旦职业、财富或者健康出现危机，以“断亲”为特征的独生子女世代因传统的亲属支持网络匮乏，从舒适圈“破圈”将不是简单的个体性事件。长期纵容家庭内部微观的代际互惠失衡，大面积的个人中年危机困扰有演化为宏观结构性社会风险的可能。
三、代际断乳、中年危机与啃老黑洞
作为人类社会族群绵延的最关键环节，婚姻和生育行为是绝大多数家庭代际关系建立的前提，而代际关系及其功能又对生育产生影响，两者形成互动关系。探讨代际关系与生育行为之间的互动形式、表现及其变动，会提高我们对生育意愿和行为的认知水平和解释力[29]。现有生育制度框架下，代际断乳延后、中年危机蔓延与啃老黑洞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逻辑关系，长寿时代的“倒金字塔”代际人口结构正推动代际关系伦理嬗变。
1. “4-2-1”代际人口结构下的代际互惠失衡
每个社会成员的一生由“生-死”两件大事构成“代际负债清偿”机制，“一老一小”问题也由“生-死”衍生。“老”和“小”作为最重要的家庭财富，幼儿及老人创造财富较少，一般情况下属于“寻租群体”。“生-死”连环的代际接力需要个体在青壮年阶段积累三份财富：一份为小，一份为老，一份为己。
实现全生命周期“支出-收入”平衡，几乎完全依赖中青年阶段的财富积累，现代社会财富积累现金流量表在生命周期“前-后半段”分布极端不均衡，青年事业起步期的支出远大于收入，需要代际支持给予大量补贴，两代人“六个钱包”共同买房、合作育儿就是一种成本分担机制。
“婚恋-生育-养老”历程相关的住房、教育、医疗及社保成本作为人口再生产的必要支出，现代社会高昂的婚育制度成本使得中青年群体要把最主要的经济支出集中在“一老一小”，特别是“小”身上，这是青壮年时期中年危机感较重的根源—要在现金流极度失衡情况下的负债前行，赡养父母与生儿育女之间存在资源争夺效应。
现代生育转变导致“代际财富流”逆行，并颠覆传统的代际伦理：传统社会既是多子女时代也是短寿人生，子女教育、成家立业及父母养老资源准备的年限短，子女在较小年纪就可成为家庭劳动力，代际财富“上行”正反馈循环较容易实现，寿命短、生育早且养育成本低建构了传统“父慈子孝”代际伦理，考德威尔的代际财富流理论在“多子多福”时代具较强的解释力[30]。
在长寿且少子化时代，人口延寿叠加生育推迟和高养育成本：现代子女漫长的培育期让生儿育女由“生产品再生产”演变成“消费品再生产”，婚姻制度成本及教育现代化成本使得子女培育成本极高，子女后代的公共产品化让青年一代抗拒婚育有了充足理由[31]。父辈敦促夹心世代在漫长的青壮年期积累“三份财富”，并在“一老一小”两头夹击下独自清偿所有人生“负债”，让子辈滋生畏惧和躺平心态。如果青年阶段匮乏“未雨绸缪”应对意识且积极筹备各项资源，代际恩流向下诱发“社会性断乳”延后，会由“青年啃老”向“中年啃老”蔓延。
以年龄线索解读“80后”“90后”正在遭遇的“中年危机”，最重要的发生机制是社会时间的压迫而非简单的生理延寿，其核心压力源头主要围绕“一老一小”展开。现代社会匮乏职业稳定性与安全感，却异常强调个体发展成就，新生代面对“重事业-轻家庭”社会氛围，“一老一小”人生大事的处置连环与社会时钟安排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在现代性规制下，个体生命周期内的重大决策及风险事件集合被“加速社会”结构纳入严苛的“社会时钟”时刻表，“社会时钟”时刻紧逼其做出重大人生选择与角色转型，这使得新时代青年既朝气蓬勃同时又充满焦虑迷茫。中青年人群在事业、生理、心理、角色、情感方面一旦遭遇“人生颠簸”，极易诱发心理调适不畅：
一方面，学业、职业发展压力大幅推后婚育的社会时间，对未婚族来说，婚育的社会时间与生理时间的周期不匹配加剧了新生代的婚育焦虑；另一方面，在新的人口形势之下，家庭规模变小，双薪夫妻多为事业疲于奔命，对生儿育女、照顾老人责任的承担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家中老人越来越长寿，内分泌、心血管、老年痴呆等慢性疾病的发病率增加，对那些既要照看儿女又要照顾老人的夹心世代构成严峻的经济和心理压力。
家庭稳定性下降、生育意愿低迷和“单身社会”蔓延是人口发展“过度现代化”的后果。在25~35岁“青年-中年”过渡期，“大成就、早成就、快成就”个体化意识形态塑造了内卷化的优绩主义氛围，唯个体发展主义形成显著的同辈群体压力。父辈看到子女不断加重的生活负荷，在自身健康且有余力的情形下给予帮扶，既是分内之事，也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压力调节机制。
但这种代际帮扶不应成为无限索取的啃老“黑洞”，父母所提供的金钱补贴、家务劳动支持、亲子照料与社会关系网等方面的支持是有形的，随着父母健康程度下降和逐步退出职场，代际福利的输送总是有限度的，“自我负责、自强不息、薪火相传”的无形精神资产传递才最关键，否则代际福利“黑洞陷阱”就会种下代际互惠失衡的“种子”。
“少幼-中青-老弱”三个年龄段之间的代际责任与义务，应遵循“你来我往”“权责统一”和“互惠平衡”基本原则，代际间的资源流动不能固化为“只进不出”“只出不进”“只上不下”或“只下不上”的单向度“黑洞”。随着少子化时代的深入，代际恩流方向整体下行，越来越多的家庭资源集中于子代享用，代际资源流动未能形成动态的、双向的“平衡-循环”机制，由此形成一种“非常态”的代际福利陷阱。
在父母全方位的呵护下，独生子女一代可享受较好的前半生，但在人生后半程，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夹心世代，无论主观意愿如何都要担负起“4-2-1”倒金字塔家庭结构的高压偿债历程。所谓“独木难支”，增加“尽孝”资源和个人养老储备配置，就相应减少即期消费与子女投资。不结婚可“4减2”，不生育则“没有1”，“4-2-1”结构中，除自己和双亲之外都可成为重要的人生“减负”清单。因此，仅从完全“利己”角度，“离家-立业-成家-育儿”的确不如在家啃老有吸引力，啃老拥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既补贴个人生活成本又巧妙规避赡养老人义务，从父母居远比“成婚-分家-独立”舒适自在。
现代社会流行的啃老行为实质上在鼓励某种“不婚文化”，即便成婚，对正在或即将经历中年危机考验的“80后”“90后”来说，渴望“减负”而不是“加压”才是最迫切心声，鼓励生育只会增加“负债端”压力。婚育年龄大幅推迟，使得夹心世代在考虑生育二胎、多胎时，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往往开始大幅滑坡，无父母帮衬情形下夹心世代多育子女阻力重重，反而要分配大量资源和精力照顾老人，因此，相关政策遇冷也是情理之中。
代际间的负债清偿机制不是单向度的“无私奉献”，父母在起步期给予必要的代际支持，须转化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等人生实践，实现人生“永续债”循环。但代际伦理关系互惠平衡正在被啃老族颠覆，子女高昂的教育成本并没有给父母带来丰厚的投资回报，“毕业”即可能“失业”或“低质量就业”外加“啃老”。啃老削弱了青年个体分家独立、生儿育女的意愿和能力，青年一代无法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生产与消费平衡，就会拒绝承担“一老一小”责任。
代际负债清偿机制破坏，导致生命永续债模式“断流”，少子化社会由此进入恶性循环。随着年龄增长，“一老一小”压力传递会明显挤压青年一代（特别是“4-2-1”独生子女家庭）的个人资源配置偏好。如果没有扎实的人生规划与家庭财富安排，现实生活压力陡增，又缺乏过去多子女时代的责任与风险分摊机制，“长寿时代”社会养老负担过重，会对生育资源造成挤占，使得刺激独生子女一代生育水平回升难上加难。低生育行为的流行及固化，进一步重塑了代际间的资源配置逻辑，由此形成夹心世代独特的低生育陷阱强化机制。
2. 代际失衡：中年危机与社会断乳的对立统一
代际失衡现象是社会发展和阶层分化的结构性压力在家庭中的呈现，老年人危机来自青年人普遍面临的社会压力向父母传导[32]。社会激烈转型、就业不稳定、金融市场动荡等现实因素，都会使当下“80后”“90后”的中年危机感更强烈。但笔者认为，中年危机社会舆论的大规模出现，除了竞争内卷增加心理负荷、“为自己而活”自我叙事面对诸多不可自我掌控的外部环境冲击外，其内核实质上是“一老一小”压力向中青年群体的具体投射。
随着时间推移，少子化时代被长辈宠溺遮蔽双眼的青年啃老族父母多数已年长，若碰到父母退休、家庭财务危机、自己及家人重大健康疾病甚至父母过世等现实问题，之前严重依靠父母支持的生存方式难以为继，仅靠个人收入、微薄财富积累和社会福利救济往往杯水车薪。啃老及中年危机造成大量社会悲剧，在东亚近邻日本和韩国的新闻报道、影视及文学作品中都有大量反映。
这些前车之鉴都显示老年危机叠加中年危机，在东亚高度老龄化社会已司空见惯，青年个体拒绝承担“一老一小”责任，这一“逃废债”啃老策略无法覆盖全生命周期，从“生理断乳”、“原生家庭断乳”到“社会性断乳”，“断乳”无论怎么延后总会有“了断”。
“无限啃老”作为一种非常态的代际关系无法贯穿全生命周期，“心安理得”自私享用上一辈无私提供的代际福利，总有不可持续的一天，中国的夹心世代尚未做好彻底“断乳”的心理准备。
在传统父系家族制度中，赡养老人责任主要是由儿子而不是女儿来承担，代际之间赡养责任与义务的规定主要与父系家族的代际传承规则有关：“夫继承云者，不惟承接其产业，实即继续其宗祧。故惟所继人之直系卑属为有继承权。若其人并无子孙，则第处置其遗产，与嗣续问题无涉，故不曰继承而曰承受”[33]。不工作、不婚、不育乃至事业“无继”、家庭“无嗣”、家族“无承”，还能全然继承享用父辈所有财富积累是现代“少（独）子化社会”才有的文化现象。
随着“倒金字塔”人口结构的确立，多子女时代的代际反馈模式成立的文化与制度土壤已经变质，阻止代际反馈循环不被少子化时代的啃老族颠覆性破坏俨然成为社会问题。现代社会提倡的两性平等促进女性地位提升，其理想状态应是：子孝、女孝两者可以等同发力，甚至因女儿天生与父母情感亲近，因此“孝女”更被看重。现代生育文化对其也颇有期待—民间普遍把生女儿比作“招商银行”，生男孩比作“建设银行”，以此隐喻在现代家庭赡养模式下生养女孩代际回馈更为可靠，或者说潜在风险更低。
“养女防老”是否比“养儿防老”更可靠，有待经验调查研究对比实证。但已有调查显示，女性“啃老族”占比过高很可能无力撑起“半边天”：“绝大多数既不就业也不就学的青年是已婚女性，尼特族中女性比例约占2/3，已婚者也接近2/3，在所有尼特族中，已婚女性占64.9%，这一人群是尼特族中的最大群体，实数量超过6000万人”[34]。
换言之，子女性别不是老人赡养的关键要素，代际反馈的关键在于“孝力”不是“孝心”，夹心世代成长于男女愈加平等的社会环境之下，赡养义务的“男女有别”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未曾可知。目前还很难判断“父慈子孝”传统赡养伦理被“祖慈子（女）孝”“母严子（女）孝”等现代多元家庭伦理所替代的实际后果，但社会各界对“养儿（女）防老”的超低预期已达成某种社会共识，养育子女不求回报正形塑新的生育观念。一些家长为了让子女追求所谓最大化的个体幸福，采用无限供养策略，接受子女在家“待业”成为尼特族、“不婚不育”单身族。正是这种“无私之爱”，纵容了显性与隐性啃老。
在现代社会无论“生男生女”，子代的“孝力”远比“孝心”重要，前者需要强大的心理建设与资源储备，依赖于青年自觉努力和勤劳奋斗，而不是父母扶助。但私域中，中国式父母却总是“心太软”，杨善华、贺常梅的研究早就注意到，责任伦理是家庭养老的基础，虽然相对于父代对子代的付出与投入，子代对父代的反馈极少，但父代却表现出宽容子代的态度[35]。
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作用下，“作为永远爱你的爸妈，哪怕养你一辈子都可以”成为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文化。考德威尔除了观察到传统到现代社会代际财富流发生了“上行-下行”颠倒外，父辈把资源过分集中于子代，会使其逐渐失去对子女经济收益、婚配以及个人消费行为的控制[36]。
代际资源过度下沉且失控的后果就是夹心世代的父母话语权大幅降低，子代无视代际平衡规则和生命周期的各项限制，择业、择偶及育儿等人生大事选择逆社会时钟，父辈的代际福利馈赠强化了“叛逆”行为，在父母的无私资助下，跳出这种“代际福利陷阱”路径依赖变得困难。
逆社会时钟、躺平摆烂、反婚反育等思潮其实就是青年一代想“逃废债”的隐晦表达，长期的代际互惠失衡会破坏家庭认同，腐蚀社会肌体健康，父母应坚决反对而不是鼓励纵容。在社会压力与日俱增的今天，中年危机已不是个体性事件。父母在子女困境时“扶上马送一程”情有可原，但代际福利不是无限供给且无条件的“单向度”付出。
若在青壮年时期丧失积极的主观能动性，仅以“鸵鸟心态”逃避成长压力，不重视个体抗风险能力建设，拒绝事业、婚姻家庭、育儿等社会化机制“规训”，只能拖延而不能规避风险事件发生，某些情境下，啃老或者说“断乳”拖延只会使两代人双双陷入黑洞式的恶性循环。
3. “断乳”及摆脱代际福利陷阱何以可能
当下，“低欲望”“内卷”等社会舆论，映衬出个体在当前激烈的社会竞争压力下产生的社会流动焦虑，也意味着当一个剧烈变迁的社会开始朝着相对稳定的状态转变时，将面临一次重要的文化价值观转向[37]。东亚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显示，在家庭规模萎缩以及社会财富蛋糕增量有限背景下，青年一代更醉心于消费和享乐，而不是生产和建设。
教育升学、就业婚龄压力剧增，升学、就业、结婚、生育等重要人生事项被集中排放于25~35岁年龄阶段，由此引发的青年群体压力与群体性焦虑共鸣。个人生存、发展焦虑缠身的青年一代，很多情形下也实难顾及“孝心”“孝力”这些远景目标，啃老“黑洞”不再是神话而是现实。父母的显性或隐性帮扶似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这一困境，青年群体出现“逆社会时钟”思潮，本质是渴望继续生活在“代际恩流向下”的温室环境，拒绝承担成年人不可逃避的责任和义务。
但是，时间流逝是无法停步的“单向度”历程，如果年轻人只想“逆社会时钟”成长，那“青年焦虑”将只是人生危机历程的小小“前奏曲”，求学深造、事业发展、婚育家庭、赡养父母或早或晚都将遭遇中年危机考验，后者远比前者有破坏性。换言之，青年群体要想获得足够的“孝力”，首先要跳出“代际福利陷阱”，顺应“社会时钟”安排，尽早走出父母呵护的“温室”，主动“断乳”靠自己实现自立自强。
无论何种社会形态和制度环境，青壮年时期努力拼搏为中老年可能面临的困难做积极准备才是一种科学的人生观，仅靠父母“输血”享受代际转移福利必将不可持续。即便是独生子女的父母更慷慨无私，对其没有太多的赡养回馈要求，所有人的一生都是一个资产负债表的平衡过程，并被“成长-成熟-衰老”人体生理规律和社会时钟匹配规则支配。
“成长时自律”“壮年时积累”“老年时消费”—在年富力强生命周期努力发展事业，积累财富并经营好家庭，晚年才有可能享用自己挣来的储蓄红利。反其道行之，“成长时放纵”“壮年时消费”“衰老时努力”—逆生命周期成为“幸运儿”的可能性极低，以逆社会时钟思维消极对抗中年危机，多半只能以人生全面破产而告终。尽管长寿时代给新生代的生理准备时间更长，但社会时间的宽容机制却搭建“迷魂阵”。
以“慢就业”为例，实证研究发现：“间隔年”“慢就业”等社会“缓冲”机制的职业损失常常被忽略，夸大“慢就业”对毕业生就业的促进作用，忽略了消极“慢就业”对毕业生就业能力的抑制作用，从而成为毕业生高质量就业的阻碍[38]。将其拓展到“工作-婚姻-育儿”三大社会化机制，社会时间的加速挤压让青年一代更推崇“间隔年”思潮，从“慢就业”演变为“慢婚”“慢育”个体化策略。
在延寿时代这些行为的确具有某些合理成分，但副作用是生理周期与社会周期的失配效应显现，婚育年龄的大幅推迟带来“单身社会”、“不孕率”攀升、生殖障碍与新生儿出生缺陷上升等后果，甚至最终出现“家里蹲”、“不婚主义”与“反育主义”等极端的对抗社会时钟行为。这背后，必有啃老“襄助”。
青年群体在“35岁门槛”来临之前，往往对“生理属性下降”“循规蹈矩的惯常工作”“复杂角色、多重义务压抑感”等“夹心层”迸发的中年危机表征多少持畏惧态度，在唯个体的优绩主义竞争氛围异化下，某些流行的“躺平”心态也可能是为此人生阶段打上一剂心理“预防针”，但更可能是“迷魂汤”。
已有人生阅历的父母更不能糊涂，父辈若不能及时“断乳”促使其独立，子代对“代际恩流”的无限索取就会产生啃老一族。代际断乳与扶助之间的对立和统一需要拿捏尺度，缺乏帮扶界限的代际福利陷阱诱发严峻的社会危机，发达国家特别是东亚日、韩等国的类似经验是前车之鉴。为此，全社会要对这种“非常态”的逆社会时钟思潮加以约束，提早给青年一代树立“社会断乳”和“中年危机”自觉意识。
代际平衡的本质是一种“关系”伦理。现代孝道伦理规范强调“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代际互惠的题眼在“互”字，其本质在于“互相”扶持—有来有回。如果代际责任过分强调父辈对子辈单向的利他主义付出，事实上就产生了家庭内部的某种“福利陷阱”。无论是社会、国家还是父母，给青年人无私的帮扶是必要的，但不可“无限责任”扩张。
现代家庭模式对子女回馈要求较低，这是一种思想进步，同时也蕴含某种文化危机。社会福利公共政策是一种看似美好却特别需要节制的政策手段，无节制福利的危害如此隐蔽，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中青年人口作为“一老一小”问题应对所需福利资源的最终提供者，“现代财税技术异化”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正在向各个领域扩散[39][40]。
特别是增加涉老、涉幼福利转移具有天然的话语优势，“一老一小”财税福利制度建立在代际资源转移基础之上，针对“一老一小”群体的代际福利转移，过往仅限于家庭内部，在现代数字治理技术加持下，各种福利通过税收、财政、金融等资源转移“障眼法”，从青壮年人群身上抽取资源补贴生育和养老成本。
这种优待“老弱幼小”的社会福利多被喝彩，却从未体谅“最终成本”的付出者—中青年一代的意愿和承受能力。假如青年一代努力工作，税后工资仍不及父母退休工资的一半，青壮年人口上缴的财税被大量用于补贴老人，支持所谓家庭养老照顾，那年轻人在家选择“躺平”，省心省力之外还能额外享受更多的补贴与免税，“啃老”何乐而不为呢？
社会福利、就业与婚育相关公共政策之间的激励不相容须引发学界反思：中国未来如果学习模仿西方对社会保障制度“从摇篮到坟墓”全方位介入，福利过度供给只会降低社会成员的抗风险意识，不负责的分发福利不仅扭曲代际责任，也在摧毁社会正常的激励机制，复制发达国家严重的“青年失业”后果。
四、结论与反思：社会督促与文化自觉何以可
1. 结论
对于显性啃老，特别是“尼特族”的反思和救治全社会都有基本共识，学界也在持续关注。但隐性啃老由于涉及代际互惠平衡性的复杂博弈，长寿时代其风险暴露的时间持续较长，破坏性容易被忽视。人类无法逃脱“生老病死”客观规律，社会制度安排的社会时钟秩序和生命周期脉动保持大体同步，随着年龄增长，“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具有制度合理性，逆社会时钟思潮的出现，既是长寿时代的必然产物，但也是一种必须要加以“规训”的非常态行为。
长期来看，代际反馈持续性的失衡助长青年群体逆社会时钟现象，但代际反馈失衡总有难以支撑的时刻，个体若无法在青壮年时代主动积累养老资源以及个体抗风险社会网络，父辈无私、慷慨的恩赐大概率存在猝不及防的“断供”风险。相比传统社会的“紧凑”人生，预期寿命大幅延长要求中青年群体必须具备超前的抗风险意识，并将“学业-事业-家庭”三者通盘考虑，把“成家立业”相关资源筹备转换为务实实践，在合适的时间窗口安排付诸实施。
在传统时期，父代“老化”的过程也是其逐渐走向家庭中心地位的过程，转型时期家庭再生产不再以父代及其“老化”为核心，而是以子代家庭的成长和发展为核心，家庭再生产重心的转换意味着父代“老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成为其“学会做老人”的过程—这种“学会做老人”的技艺和心态要在中年阶段就必须勤加练习，至少要有充足的物质和心理准备[41]。
作为“一老一小”问题应对的资源提供者，夹心世代遭遇“职场-家庭”失衡、“一老一小”照料焦虑、“断亲时代”等多维中年危机考验，少子化社会不仅逆转代际财富流走向，下行性代际恩流助长了显性和隐性啃老行为，由此带来养育子女成本的大幅提升、家庭互助网络缩水和家庭养老支持减弱等社会问题，并进一步固化低生育行为，两者相互促进导致啃老黑洞的自我强化机制。如何打破这一循环？由此引出反思，应对隐性啃老的“社会督促”与“文化自觉”必须加强。
2. 反思
在当下崇尚个体化独立生存的社会氛围下，为未来、为“一老一小”储蓄远期资源，会抑制即期消费享乐，并大幅增加生活重负感。隐性啃老的最终后果，发达国家有大量的现实案例，可为中国未来公共政策完善提供参照。作为对比，发展中国家多因家庭不富裕甚至贫穷，一方面经济条件限制恩流向下，无老可啃，使子代“欲望-能力”不匹配、逆社会时钟的现象会受到某种程度抑制；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子女数量较多，“雨露均沾”使之无法被集中“独享”，两者合力让青年人只能走上“穷人家孩子早当家”的奋斗道路，正是这种“自强不息”“自我负责”“权责统一”的激励机制激发社会进步。
发达国家在少子化背景下深陷“福利陷阱”：一方面，代际资源转移机制导致子女后代的公共产品化，诱发超低生育水平；另一方面，不负责任的滥发福利破坏了正常的生产力激励机制，因此陷入持续的经济衰退之中。现代病和富贵病医治的关键在于群体自觉，选择西方福利主义路线只会助长啃老黑洞和青年失业，及时的“社会断乳”是代际关系和谐的关键，反对不负责任的福利转移机制则是社会最重要的正能量源泉。
从青春期危机到中年危机再到老年危机，家庭内部的代际互助和支持是渡过生命周期典型“年龄困境”节点的关键，家庭制度的和谐稳定事关社会大厦基石稳固。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代际恩流向下的支持帮扶，或多或少隐含某种代际互惠与反哺期望在其中，闭环的“接力+反馈”家庭伦理伴随中华文明流传至今，显示出旺盛的制度生命力。
代际互助的主要功能是服务于人口与社会再生产，让代际帮扶真正起到督促子代独立自强，自觉担负起个体生命周期内的“分内之事”，以“薪火相传”精神把回馈父母、养育下一代作为自己一生应尽的义务。婚育为轴心的代际反馈“闭环”，事关血脉传递、代际更替、个体成长乃至文明延续，代际互惠的长期失衡必然导致人口再生产循环被阻断。
家庭制度稳固需要“中青-老年”之间遵守代际平衡与互惠规则，这也是少子化时代最迫切需要纠正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养育子女不求回报”，养育子女必须要理直气壮地追求“回报”。如果代际馈赠只助长子代的消费行为，不参与“再生产”建设以及赋能子代自立和回报父母，代际扶助将沦落为只为子女“表面光鲜”的福利漫灌，那么，纵容子女非主流行为、破坏家庭制度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从家庭革命到生育革命，由家庭革命再到人口革命，家庭制度衰败诱发西方社会普遍的“低生育潮”，低生育率现象因个体“利己”选择破坏社会整合，甚至走向社会结构性危机。这暴露出西方治理模式过分依赖于权力技术，以及工具价值与文化价值相分离—所谓“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固有缺陷。彻底“为自己活”即意味着“家本位”小集体解体，乃至更高组织层面群体主义价值观的式微。
当今西方社会正在发生的家庭与人口危机，显示西方治理技术自身不能消解群体性社会道德退化带来的显性隐患，忽视群体价值观教化是一个重大原因[42]。公共政策和舆论对“工作-家庭”失衡危害重视不足，对“养育子女不求回报”文化思潮太过宽容，如何发扬中华传统稳固家庭制度，“社会督促”与“文化自觉”在倡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3. 政策建议
社会政策的发力点不应是“拆东墙补西墙”的代际转移福利这一西方治理技术。从西方经验来看，代际福利转移手段由于激励不相容，甚至会产生反作用，比如，本文关注的啃老议题—不当的福利输送正在让夹心世代成为需要“照顾”的照顾者。中国社会问题的应对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智慧中汲取经验，重视社会督促和授之以渔。面对生命周期诸多潜在风险事件集合，当下“一老一小”支持体系建设应从关注“两端”拓展为代际平衡，依托资源代际平衡视角，向中青年夹心世代延伸社会关怀。
这其中，在家庭私域，一方面“做父母”是最重要的社会化机制，“成为父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大多数人在成为父母的那一刻，才会真正长大、懂事，学会感恩”[43]。同时，鼓励青年一代利用宝贵的代际恩流时间窗口成家立业抵御风险，用青年自觉和父母因势导利的及时“断乳”，在锻炼中成长。另一方面，面对生命周期或将出现的中年危机应自觉控制超前消费欲望，注重财富积累及家庭成员健康管理，避免“老后破产”。
在公共领域，社会舆论要扭转西方“个体化”“去家庭化”的文化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至上”“优绩至上”的社会内卷氛围，让夹心世代更深入理解“家庭-工作”平衡的重要意义，通过群体教化，敦促青年群体顺应生命周期规律，主动承担“一老一小”责任，并在生育友好、“家庭-工作”平衡、健康中国等具体领域给予实在的关心和支持，而不是用福利补贴鼓励逆社会时钟，助长啃老可能诱发的代际互惠失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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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青年研究 （ID：china-youth-study），作者：苗国（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现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员，社会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