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读书 （ID：ifengbook），作者：伊丽莎白·冯·塔登，原文标题：《对现代人而言，独处是孤独的解药吗》，头图来自：《重庆森林》
让我们把问题提得再通俗一些：他人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用？
“从本质上来说，生物学上的他者通过与我们的身体接触，让我们确信自己并不是独自一人在这个世界上。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能够明确证明我们存在的方式。我们看到和听到的一切都有可能会是假的，您想想梦。但是，这个从身体上能够感知到的他者并不能够回答我们人生中的一个根本问题：我是孤独的吗？
人这种哺乳动物离开他人是不能生存的，哪怕有只狗或者猫也行，但总归得是个活物。”活物？“嗯，要实在不行，鱼也能救个急……”
（上文来自德国著名记者、作家伊丽莎白·冯·塔登与莱比锡大学触觉研究专家马丁·格伦瓦尔德的通信。下文摘编自伊丽莎白·冯·塔登《自我决定的孤独》，经出品方授权发布。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默默的反抗：别靠我太近
1903年的柏林，到处都是人。
对于这座勃兰登堡沙土地上发展滞后于其他地方的城市而言，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这座大都市的居民数字在世纪之交时翻了一倍，短短几年中就增加到将近两百万人。
19世纪末的柏林
这座城市中有接近一半的人生活在逼仄的小公寓里，公寓里只有一个房间有暖气，每个房间里平均生活着四个人。
早在1871年，就已经有20%的柏林市民生活在被描述为“拥挤不堪”的房子里，在这里“拥挤”的意思是五个人住一间屋。1895年，有7.27%的男性“寄睡者”，也就是说他们只是在这类拥挤的房间里过夜，并且要付费。1910年前后，有70.9万柏林市民生活在这种拥挤中。而这种恶劣的生活环境并不是出于自愿的选择。
柏林西区的菩提树大道13号则不同，这里很宽敞，工人真实生活中的拥挤与《大城市及其精神生活》中所写的内容看上去有天壤之别。
这部杂文是文化哲学家、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的作品。齐美尔因继承遗产而过着优渥的生活，1901年，他成为柏林大学的非教席教授，与妻子住在中产阶级聚居的夏洛特堡区。他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论及密集人群中的身体接触，对别人可能过分亲近的恐惧，以及人与人之间拉开身体距离可能带来的各种后果。齐美尔写道：现代人生活中最深刻的问题就在于“面对强大的社会时，作为个体的人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存在的独特性所做的努力……”
这位给时代病做出诊断的人虽然自己生活的环境并不拥挤，但是他对自己所处时代中那种潜在的、可能形成威胁的拥挤有种非常准确的直觉。
奥尔格·齐美尔（1858~1918）
从18世纪中期开始的围绕现代转型的各种斗争中，齐美尔总结出了一个根本的主题：那就是“在社会技术机制中，个体为了不被平均化（nivelliert）和过度消耗所做的努力”。齐美尔用了一个在今天看来依然惊人且适用的说法，他提出当今社会城市化的特点是“内心性格从精神上的个性化”。齐美尔认为，只有在拥挤的城市才能实现社会发展由量到质的转变，在城市中，人从传统的束缚中被解放出来，同时失去了宽敞的生存空间，每个人作为一群自由陌生人中的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而这一点也是因为抵御拥挤和狭窄的混乱感受产生的。因城市的拥挤，人们在擦肩而过时身体无意中接触，这唤起了对距离的渴望。
个体将自我封闭起来，与外界划分界限，为的是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以及自己的反抗。对于现代大都市而言，有所保留是典型的心理状态，“正因如此，我们才会连多年的邻居都没有见过”。世纪之交时，大都市中那些焦虑的灵魂不仅表现出疏离，而且还有一种神经质的怀疑：“身体出于不同原因发生接触的同时，会以仇恨和反抗的形式表现出默默的反感，以及互相之间的陌生和厌恶。”作为个体的人要避免身体接触，保持距离，以免被突然的、无法掌控的亲近所伤害，或者避免自己去侵犯他人。
《单身公寓》（1968）
我们可以从“别靠近我”这种包含厌恶情绪的态度中看到柏林受过教育的市民享有的社会特权。
这种疏离和厌恶体现出的是个人能够随时离开并“关上门”的自由。摆脱了乡村和小城市逼仄的现代人所得到的，用齐美尔的话说就是“自由行动的权利”，这是一种新的历史现象。
这种自由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它既是心理上，也是身体上的，因为“一个人并非以他的身体或他的活动直接抵达的区域为终点，而是以他在时间和空间上从自身延伸出来的效果的总和”。假如我们的精神能够伸展双腿，我们的心能够张开双臂，那么这样的四肢所及之处就是齐美尔这段关于身体界限的话想说的意思。
齐美尔所描绘的大城市居民依据的显然并不是住在柏林威丁区那些拥挤不堪的狭小住房里的人，而是中产阶级的男性和他自己生活的环境。
《浴缸里的鱼》（1999）
用现在大家描述灵活移动的可能性的话说，这个人能伸得开腿、迈得开步，他从心理到精神以及行为的发展都是因为有了自由空间，以及身处人群中时可能产生的对身体接触的厌恶。
1900年前后在柏林夏洛特堡区常见的那种空间距离是一种社会特权，正是从这种特权之中衍生出了作为一种反抗形式出现的个体性。
稍稍拉开距离：维持个人的独特性
这些都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但是齐美尔的这篇文章直到今天依然给我们带来触动。
产生在宽敞的夏洛特堡区关于现代人个性的观点与威丁区出租屋中拥挤的居住条件之间反差巨大，而这种反差在全世界燃起了对个体化的追求：要求空间，要求彻底摆脱乡村或家庭的桎梏，希望获得自由、变成陌生人，希望感到自己的行动是有效的！但同时也能够体验到自由的另一面：“在某些情况下，你会觉得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大城市的喧嚣中更孤独和被遗弃。”个人所体会到的独一无二和反抗就是源自这种辩证关系之中。
直到今天，这种齐美尔式的“默默反抗”的态度依然吸引人，原因就在于它和居住空间之间的张力虽然奇怪，但是对人作为个体的发展至关重要。齐美尔所描述的强烈孤独感中始终隐藏着的危险被这种态度放大了。
《纽约，我爱你》（2008）
2017年11月，《南德意志报》在一篇报道中描写了居住密度的增加和大城市中的生活压力，并指出现在广泛存在的压迫感：“地方越来越小。”
这篇文章中并没有提到的一点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德国人均居住面积其实是在不断增加的，到今天已经创下历史新高。那些在这种情况下还忧心忡忡地说地方越来越小的人，从统计数据的角度看所拥有的空间其实是很大的。这种矛盾所体现出的是现代人一方面由于居住条件的改善，因而与他人之间的物理距离不断拉大的事实；但另一方面，现代人也面临着既要独一无二，又被压迫感和孤独感威胁的压力。如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避免难以避免的身体接触的愿望几乎是推动转变以及农村人口外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2017年7月的一项研究结果让我们看到，齐美尔所论述的这种通过空间距离实现个性化的形式在全球范围内发展速度惊人。
“世界价值观调查”对78个国家在51年中的数据进行评估，涉及居住面积、独居及离异者数字等，从中得出的结论表明，在几乎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都在加强，这种价值观强调个体的独一无二，并且会使个人与集体拉开距离，个体会离开集体，离开大家庭，并导致离婚率上升。齐美尔也许会这样说：个体拼尽全力摆脱集体的束缚，为的是“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维持个人的独立存在以及独特性”。
只要生活条件能够允许人们稍稍拉开与他人的距离，这个变化过程就会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钱的问题。
单身社会：自愿和非自愿的孤独
一个春日，天空明朗，度假的人无忧无虑。波罗的海乌泽多姆岛沙滩上正在举办文学日活动，这次的客人是哲学家彼得·斯劳特戴克，他的新书即将出版。斯劳特戴克随口讲起一些事，说自己很喜欢晚上回到空荡荡的公寓时的感觉，除了自己，只有一盏亮着的灯。对在场的很多人来说，这是他们生活在富裕民主社会里的一种常见经验。这位哲学家说，空荡荡的公寓就像是上了年纪、不再会对你指责抱怨的女朋友。他出门的时候总是让灯亮着，等他回来的时候打开门，就会有一种有人盼着自己回来的感觉。其他人会去吃精神治疗药物，而他靠的是增加电费支出。
那是2016年春天那段让人精神紧张的日子，2015年来到德国的86万难民还滞留在体育馆或者集装箱这样的临时安置点，科隆跨年夜的事件使非法侵犯成为公共话题。
在这种背景下，斯劳特戴克说的话突然再次引起了公众的兴趣：
从这位哲学家的话中，我们能够听到一个热爱生活的单身者自愿选择独居后所享有的特权，或者说是一个岌岌可危的富裕单身者共和国的过去，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快就要步入老年的男人的未来。
《单身公寓》（1968）
这个人在碰到紧急状况需要帮助的时候，得按紧急呼救钮，才能指望有人过来。支出更多的电费，或者吃精神类药物——如果不想忍受非自愿的孤独和黑暗，那么这到现在依然是替代的形式。与他人分享空间时与其身体上的靠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无法避免、逃无可逃的，现在，富裕的后现代社会正尝试用电费来弥补。
波罗的海边的这场活动前不久，J. C.尚多尔导演的一部影片展示了另外一种情况，让我们看到自愿单身的人如何将疏离人群进行到底并做到极致：
好莱坞老戏骨罗伯特·雷德福在影片《一切尽失》中饰演一个77岁的老人，他独自漂流在海上，海洋就是他的天地，天地中只有他一个人。雷德福是这部影片中唯一的人物，他彻底放弃了自己在社会中所拥有的一切，再没有人能接近他，他唯一能够触碰到的人就是他自己。而这次触碰是因为他要最后再给自己刮一次胡子，由于死期将至而进行的这种自我确认、自我修护和对自我的尊重形成了一幅定格画面。
剧本在这里让所有的未来都戛然而止：这个远离人群的人独自驾驶的小船被一个漂浮在海上的集装箱撞裂，在远离陆地的海洋上静静沉没。
在高度工业化时代的一片荒凉的海洋上，所有绝望中的求助皆告失败。这是讽刺吗？船沉没的一幕暗示了米开朗琪罗在画作《上帝创造亚当》中所表现的那种集中在人类指尖上的敏锐感觉。驾驶帆船的水手在沉入海中时，向天空伸出手，我们并不知道（或许会在）上面的那只手是否会伸向他、靠近他并让他感知到。在这部影片中，触摸也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一切尽失》（2013）
现代社会中的这种保持距离的亲近意味着什么？
什么是离群？什么是孤独？
芝加哥大学社会神经学家约翰·卡乔波带领的一个团队试图用实验的方式证明什么是孤独。数字化从大约25年前开始彻底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这个由神经学家组成的小组试图搞清楚社会、心理和大脑，以及合群、危险因素和健康之间如何相互作用。他们观察到的结果跟这个研究小组得到的各种奖项名单几乎一样长。
这项研究让我们看到现代社会中一幅令人不安的画面。这幅画具备心理图的所有特征，并能够变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幅画面：这个社会中的公民终于自由了，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独自生活，并与他人保持距离，但事实上，很多人又并非出于自愿地陷入了孤独。
对于身为哺乳动物的人类而言，他人的亲近起初被理解为保护和帮助，卡乔波研究小组也强调了这一点，莱比锡的触觉研究专家马丁·格伦瓦尔德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他人的不在场被当成一种潜在危险。
但是在那些感到孤独的人中情况却不太一样，有的时候甚至是相反的。
孤独感中隐含着格奥尔格·齐美尔所描述的那种“默默的反抗”：感到孤独的人，对于可能的社会威胁戒备心更强，他们会更胆小，对人更有敌意，并且精神也更紧张。
这种人会始终保持警惕，对亲近他人的渴望也会更强烈，但是一旦他人靠近，他们又更容易感受到威胁。孤独是一种会自己放大的感觉：一个孤独的人很容易会感觉受到威胁，而且他会不由自主地将这一点传递给自己遇见的人，并因此阻止他人亲近。
此外，感到孤独的人会对所有潜在的威胁都更加关注，包括对自己的保护，而这对于他人来说也会成为希望保持距离的信号。这种态度造成的结果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物质化，这一点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对孤独的人而言，来自物品的吸引力要比来自人的强。
《浴缸里的鱼》（1999）
下面这种感觉是具有决定性的：只有当希望在身边的人多过实际就在身边的人时，孤独感才会占据上风。愿望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是决定性的，不过，我们所感受到的人际关系同样重要。在这一点上，神经学家卡乔波依据研究得出的结论与汉堡的女按摩师哈尔斯塔特用双手获得的经验同样肯定：他人的亲近只有在双方都能够开放地接纳对方时才会有积极的效果。那些将所谓好感物化，甚至是出于职业要求的亲切并不会减少人的孤独感。
是否感受到孤独并不取决于身旁有多少人，而是由人际关系的质量决定的。人不仅会在客观的孤立状态下感到孤独，在婚姻、家庭、协会或者朋友中间同样也会感到孤独。不仅如此，即便是同样一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兄弟姐妹间，还是伴侣之间，都既有可能让人感到威胁，也有可能让人愉悦，二者相互依存。身边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讲也是会被伤害的。
对于孤独感，包括孤独的所有后果和副作用而言，一个人是自愿还是被迫选择独自一人有根本性的区别。卡乔波团队的研究也表明：离群索居或者性格内向本身对于健康而言并不是危险因素，但是孤独感却会带来伤害，这种感觉会增加患病的风险和死亡率。那些感觉孤单，希望得到更多的亲近而不得的人免疫力会减弱，血压会升高，睡眠质量变差。总而言之，孤独是比超重更威胁身体健康的危险。
不过，出于自愿选择的独居却可以体现齐美尔在1900年前后主张的行动自主，在百余年后，又体现为彼得·斯劳特戴克善良女友式的开着灯的公寓。不过，每一个在年轻的时候选择独自过自由生活的人，如果一直保持这种生活方式，等他们老了，就可能变成非自愿的孤独。
《浴缸里的鱼》（1999）
当然，也并不是一定会这样，并没有证据表明独居生活和孤独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根据卡乔波的调查，如今有四分之一的美国公民都经常感到孤独，如果只计算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感到孤独的人就达到了几乎一半。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罗伯特·雷德福的电影让我们看到这个男人选择离开了自己原本的生活，独自驾船航行，或许根本就不是想要再次验证自己的运动能力，或许这就是一个关于老年人的影片：老年人非自愿的孤独，以及由此造成的提前死亡。这就是一幅能够让我们看到不同内容的心理画，是我们亲身经历的划时代转变。
不管怎么样，这种现实造就了一些巧合：我在耶拿坐在书桌旁写到这一章末尾时，也就是2018年1月17日的16点15分，恰好新闻在说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宣布成立一个专门解决孤独问题的政府部门。带有讽刺意味的是，未来的孤独部部长克鲁奇此前一直担任的是负责体育和民间事务的国务秘书。不久后就有报道称德国政府也关注了这个话题。这不奇怪，因为老年选民的数字正在不断上升。
《自我决定的孤独》
副标题：难以建立亲密感的社会
作者：[德]伊丽莎白·冯·塔登
译者：顾牧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出品方：万有引力
出版时间：202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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