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村里的，多是老人。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们买来摄像头装在老家，隔着屏幕尽孝，维系着与家乡微弱的连结。摄像头里，有日渐衰老的父母和凌晨偷偷溜进院子的野猫。摄像头看不到的地方，是留守老人们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如果父母老得动不了或是生了重病怎么办呢？没人敢细想——毕竟，年轻人回不去家乡了，而父母也不想进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冷杉故事 （ID：fhzkfirstory），作者：高敏，编辑：雪梨王，原文标题：《摄像头下，100个留守老人的日常》，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摄像头下的影像没那么真切，但还算清晰——12点58分，朱素连坐在屋檐下的阴影里，左手边的木桌上摆着空碗碟。她把剩下的饭粒扒拉到跟前的水泥地上，七八只小鸡崽一股脑扎过来，绕着圈啄米吃。
摄像头里的朱素连
“对我妈来说，鸡才是真实的‘家人’，天天陪着她，也被她照顾。”摄像头另一端，1000多公里外的广州，朱素连的儿子姚华松刚给学生们上完课，吃过午饭。他熟练操纵着App上的摄像头转动角度，以俯瞰的角度望着母亲孤零零的身影。自从给老家装上摄像头后，每天早、中、晚，他都会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看看，“事实上，是我们需要摄像头，不是父母需要”。
这些年，无法陪在父母身边，姚华松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维系着与家人的连结。
镜头下总会有一些让他揪心的细节。最近两年，永远在屋里屋外干活的父亲开始午睡了，走路步伐也比从前慢了——衰老是客观事实，毕竟他已经74岁了。再比如3月13日这天，父亲咳嗽的频率比前一天高了些，71岁的母亲又开始把治疗白内障的“药”塞进眼睛里——朱素连得白内障几年了，这两年，她不知从哪儿听来的方子，说一种植物的籽可以缓解眼痛，于是就在水塘边的田埂上种了这种植物。每天下午将种子一粒粒捻出来，掀开眼皮塞进去，直到黑色的种子变白，再从眼里取出。
这时候，姚华松会通过摄像头喊话，提醒父亲多喝水少抽烟，或者让母亲少看手机。但他也知道，老年白内障很难根治，父亲也很难戒烟，“随他吧，这么大年纪了”。
根据民政部2022年10月数据，我国空巢老年人占比超过一半，部分大城市和农村地区甚至超过70%。姚华松老家湖北黄冈市浠水县“陶家仓”有18户人家。平日在家的不过20人左右，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和几个在老家读书的孩子。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们，只能靠着装在院子里的摄像头关注家人的日常。摄像头外，则是留守老人们更多的期盼、病痛和孤寂。
一、“尽孝”
摄像头在农村不新鲜了。
从浠水县的团陂镇乘摩托车穿过县道、农田和起伏的低矮丘陵，装监控的人家不在少数。村口的小商店、独居老人家门口、养鹅的鱼塘边，甚至院门紧锁的农户都处于“监控区域”。
信号塔建起四五年了。最近两年，在镇上找王欢欣装摄像头的人多了起来，她供职的运营商打了广告，200块办张手机卡，家里就有了宽带，还送个摄像头。仅王欢欣的老家卓家冲村，300多户人家里，有三分之一都装上了摄像头——有人不放心家里老人的身体，有人为了防止鱼塘里的鱼被人私自钓走，也有人只是想看看老家的院子以解乡愁，尽管院子里空无一人。
再往里走十几里路，便是姚华松的老家凤形地村三组，当地人称“陶家仓”。在当地，没有正式工作或在外打工的，都叫“讨米”。陶家仓家家户户的年轻人基本都在外“讨米”——南下的，在广东做模具；北上的，就搞装修。夫妻俩还往往不在一个城市，女的有进工厂的，有干服务行业的，也有在县城陪读的。
陶家仓
姚华松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离开家乡近30年了。弟弟常年在内蒙古搞装修，弟媳则在浠水县陪两个儿子读书。年过七旬的父母独自住在老家的二层小楼里。2021年10月，姚华松在朋友圈看到有同乡给老家装了摄像头，自己也网购了两个，一个装在院子里，一个放在客厅里。他本想在卧室也装一个，被老人拒绝了，毕竟他们也有自己的隐私。
监控里，农村老人的生活单调乏味：早上六点多，母亲开始打扫卫生、准备早饭、喂鸡，父亲要么扛着锄头走出大门，要么在院里劈柴。二三月还没到农忙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母亲没什么事做，就拿着手机坐在院子里刷抖音，大数据精准地推了黄梅戏、农村家长里短、如何养鸡和白内障的内容给她。她一看就是一个多小时。晚上七点过后，老人早早关灯睡觉。监控变成黑白，偶尔有野猫鬼鬼祟祟闯入镜头。
午饭后，朱素连独自在院子里刷短视频
但刚装摄像头那几天，姚华松却很兴奋，一有空就查看家里的情况：爸妈在干嘛，三餐吃了什么，家里来了谁。即使看不到人影，他也能从院子里的水迹推测出父母刚洗完脚，有时还会通过摄像头喊话，赶走跑进堂屋拉屎的鸡和凌晨偷偷溜进院子的野猫。
点击手机App里的“通话”键，姚华松可以和家里隔空喊话，电流里传来的人声大得像广播。看到爸妈经过，他有时会找个安静的地方和他们聊上几句，问母亲“中午吃了几个菜”，提醒她多喝水，不要太劳累。有一次他在图书馆写东西，从手机里看到母亲正要出门，急着想跟她说话，边走边喊了声“妈”，惊得周围人抬起了头。
姚华松和父母的合影
没过多久，姚华松发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母亲出现在院子里的时候，衣着变得正式了。他意识到，在摄像头的凝视下，老人的生活受到了干扰，变得不自然也不自由了。再后来，客厅的摄像头干脆被父亲拔了，“没什么好看的”。只有家里来客人的时候，他才会重新连上，让儿子看看家里的热闹场景。
最让姚华松揪心的是，有一阵，他发现母亲会驻足在摄像头下，长久地张望，直到什么也没等到，离开时嘴里还不忘骂一句，“我家的怪种又跑哪里玩去了”。
一天之中，这样的场景会重复多次。
姚华松之后才明白，没读过书的母亲不理解摄像头另一端不会永远有人，她以为儿子不理自己了。摄像头带给她期盼和假象，期盼落空的时候，又给老人平添了失落感和剥夺感。
二、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隔着屏幕“尽孝”终究太过遥远。更何况，也总会有些摄像头照不到的地方。
最近几天，朱素连逢人就说自己手抽筋，手背青筋凸起，提不了重物，“得吃钙片”。于是村里的婆婆们交流起有关钙片的话题，外地的子女总会买大瓶大瓶的钙片寄回老家。有人坚持每天一粒，有人只有腿疼时才吃，因为听说“吃多了骨头会变得很脆”。
村里的老人们最怕的就是摔倒——万一中风，就必须有人照顾了。住在朱素连家后坡上的夏菊开69岁了，年前摔了一跤，“差一点人就没咯”。彼时防疫政策放开没多久，村里人陆续“阳”了。夏菊开晚上起夜，突然头晕，一头栽到地上。老伴耳朵听不见，小孙女又睡得死，她在地上躺了两三个钟头，在凌晨冻醒，自己爬回了家里。
老人们一贯报喜不报忧。次日早上八九点钟，远在深圳的儿子王佑兵从摄像头里看到母亲脸上一大块黑青。夏菊开在追问下才说了实情。王佑兵打电话给镇上的妹妹，后者叫了辆摩托车，把老人驮到镇上卫生院检查，住了一个星期院。
住在池塘对面坡上的胡奶奶名字也叫“菊开”——和夏菊开一样，她也是农历九月出生。“九月菊花开”，她这样解释自己的名字。
71岁的胡菊开在农村独居
胡菊开71岁。老头死了10年，她也就一个人住了10年。担心老人在家发生意外，在佛山打工的大儿子给家里装上了两个监控，一个对着大门和院子，一个对着门外的土坡和鸡窝。大儿媳严梦枝在武汉一家早餐店打工，下午两点收了工就对着摄像头朝婆婆喊话。
“不要跑来跑去的！你把身体搞好，我们好多打几年工！”摄像头那端，严梦枝再三叮嘱。
胡菊开有风湿，喷药、打针、做理疗都不管用，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可她闲不住，又不愿意花钱买煤烧，总弯着腰四处捡柴火。看到大门上挂了锁，严梦枝就知道婆婆又出门去了。她一个电话打过去，“又去打牌咯？怎么望不到你？”“天天叫，总是那几句话，听着好烦哦！”胡菊开脚痛起来就烦得很，再后来，干脆搭梯子上去把摄像头电线扯了。
再想想，她觉得儿媳也是关心自己，就又给接了回去。
家人怎么喊话和叮嘱也不管用，胡菊开还是摔了一跤，中风了。那是凌晨三点多，她脚痛到睡不着，迷迷糊糊爬起来在院子里转悠。她只记得自己一下子跪了下去，然后就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吃药，说胡话。此后她身体大不如前，脑子愈发糊涂，总记不住钥匙放哪了。
家人不许她种地了，她也不敢再去打麻将，担心情绪一激动，人没了。她其实不怕死，最怕自己中风严重“不中用了”。她不知道那一天什么时候会来，“出去（跟儿女）住是不可能的，他们在外面，只能自个儿顾自个儿”。
有时闲得难受，胡菊开就去池塘对面找孙媳妇——那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留在老家拉扯着两个孩子。孙媳妇性子好，跟谁都聊得来，院子里每天都聚着三五个串门的邻居——皮肤黝黑的婆婆68岁了，老头早不在了，儿子当完兵回来“人坏了”，得了精神分裂症，不吃药就打人，全靠低保和她一个人种田过活。村口那家的大爷60岁了，在武汉打工，一个月回家一次。老伴、生病的女儿和刚上幼儿园的外孙在家，同住的还有70来岁的远房老表，说不了话，耳朵也聋。在武汉，别人刷短视频，大爷只看家里的摄像头，想着万一有事就打电话给派出所。
用姚华松的话说，留在村里的，多是老弱病残。
也有几个孩子留在老家给老人带。留守的孩子不好教。附近学校有个孩子的爸爸六年没回家，孩子上课不听讲，有一次因为作业没做，怕老师检查，从教室逃跑，最后被发现躲在了公厕。镇上的小学合并了早前的7所学校，周边4个行政村的小孩都在这儿念书，加起来也就百来人。“一年比一年少。”姚华松的三叔在这所学校教书，提到这些，他直摇头，“乡村人口要回归，难哪。”
平时村里只有六七十岁的留守老人，只有过年时一家人才能团聚
为了给儿子娶媳妇，村里家家户户盖起了二层小楼。可只有过年时，二楼的灯才会亮起。
2023年春节，姚华松在村里转了一圈。他发现，有人一回老家就忙着应酬，早上10点起来吃完早饭，就开车出去聚会，直到深夜才回家；有人春节回家就住在镇上的酒店，因为不适应老家室外的旱厕和洗澡时的阴冷，也害怕打乱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节奏。更常见的场景是，年轻人大部分时间都在埋头刷手机，一整天下来和父母说不了几句话。
三、鸿沟
但这也正常。姚华松有时也觉得，和父母之间像是有一道鸿沟，难以逾越。
不久前，他网购了两只油香鸡寄回家。隔着摄像头，他问父亲收到快递没。后者一脸不悦，埋怨他乱花钱，“你爱吃，不代表我爱吃”。
涉及物质方面的事情上，父亲一直拧巴——他总穿旧衣服，把儿子买的新衣服压了箱底；他几乎不吃水果，对儿子网购回家的龙虾生蚝不屑一顾。每次离家前，姚华松都会给父母留些钱，但他得先把钱藏到某个地方，等回了广州，再告诉父亲，否则他是绝对不会收的。
姚华松还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总是闲不住。四月份才开始农忙，但最近他却很少能在摄像头里看到父亲。一打听，父亲跑去隔壁村帮人砌围墙了，一天百十来块钱收入。砖瓦工干完了，他又忙着收拾杂草、扛着锄头翻土，晌午日头最烈的时候，还在地里忙活。
日头最烈的时候，田里只有姚少明在劳作
在陶家仓，姚少明算是最能干也最勤快的。他祖上是地主，成分不好，读完小学二年级就辍学了。早年间，他去石化厂烧锅炉，在武汉做砖瓦工，从1985年干到了2003年，供大儿子读完大学，又盖起了家里的二层楼给小儿子娶亲。再后来，他还是闲不下来，四处帮人盖房子、搭灶台、主持丧事。冬天没农活干了，他就养野蜂，把这当作“跟城里人养花一样的爱好”。
就在2023年春节前，姚少明还在早上六七点骑着摩托车跑到五六公里外的亲戚家，帮忙挖厕所。小儿子很生气，他心疼上了年纪的父亲还要去卖力气，再说家里也不差钱。姚华松也纳闷——弟弟在内蒙古算是个小老板，自己在大学教书，每次回家分别给父母留下几千块钱，平时也总买东西寄回去，老人不缺钱不愁吃的，何必这么节省？
对母亲朱素连来说，最要紧的财产是自己养的9只鸡。
每次从鸡窝里捡出热乎乎的鸡蛋，她都要讲给旁边的人和摄像头另一端的儿子听。这是她顶有成就感的事。儿子离家时，她总要装上鸡蛋、米，和家里的腊鱼腊肉，让儿子带走。
但这种劳动的价值往往会被无视。有一年除夕，全家人围着火炉烤火聊天，姚少明说起，两个儿子都是自己培养的，房子也是自己挣钱盖的，笑话老伴什么贡献都没做。朱素连立马反驳，“过年吃的300斤的大肥猪不是我养的？”在她眼里，这是自己对家里最大的贡献。
前些年，家家户户都去河边铲沙拉去卖。用卡车拉的人一天能挣上千块，朱素连用铁锹铲，一天也能搞到两三百——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挣钱。
2018年过年期间，朱素连把姚华松拉到房间，反锁了门，掏出4只缝了线的长袜子，用剪刀拆开缝线，倒出来一大桌子纸币。1角、5角、1元、2元，再到100元，分门别类叠成一沓，姚华松足足数了两个半小时，一共43500块。这是过去四五年里，朱素连铲沙挣到的钱。
姚华松抱着母亲哭了。她终于在丈夫和儿子面前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再后来，他也尝试着去理解父亲对他买东西回家的“敌意”——也许是老人节省惯了，又或者，那关乎一个农村老人的体面。
四、回不去的家乡
姚华松不是没想过让父母进城。
女儿出生时，他把父母接到广州住了一年多，帮忙带孩子。但老人适应不了城里的生活——朱素连看不懂红绿灯，连马路都不会过；一向沉默的姚少明学不理解城里邻居的社交规则，走在路上，有人向他问好，他基本不会回话。
两代人没少因为生活节奏闹矛盾。老人在家闲得没事做，下午两点就开始准备晚饭，四点半饭就做好了，但姚华松上完课，通常会留在学校打会儿篮球，六点半才回家。母亲不理解，骂他都40多岁的人了，还贪玩，又打不过人家，搞得手流血。
母子俩为此吵了一架。朱素连把自己反锁进房间不吃饭，姚华松只好一张一张往门缝里塞100元纸币，塞到第四张的时候，母亲才被哄好。
老人习惯早起。每周六早上六点，朱素连会下楼遛弯。她总忘带钥匙，遛了半小时后上楼使劲按门铃，吵到姚华松一家没法睡懒觉。他有时抱怨几句，母亲会气到哭，把鼻涕直接甩在墙上。姚华松得不断提醒自己，母亲表现得越反常，自己越要去理解，毕竟她没读过书。
在村里闲不下来的姚少明，进城后很少出门，吃完饭就拿着iPad回到卧室里躺着玩斗地主。他觉得自己“睡病了”，总喊着这里痛那里痛，晚上做梦还会梦到自家地里的稻谷被偷了，花生被人扯了。
姚华松看父母住不习惯，把他们送了回去。回老家后，老人自在多了，什么毛病都没了。
姚少明和朱素连在做饭
为了让老人能看到自己和孙子孙女，每天晚上7:30左右，姚华松会给家里打一通视频电话。另一头的父母早在六点之前就吃了晚饭，关好门甚至关了灯，准备睡觉了。他们不理解大城市的生活节奏，总会抱怨两句，“一天到晚带孩子出去玩，也不早点儿吃饭。”
陶家仓更多的家庭没有条件在大城市买房，更别提接老人进城了。王佑兵在深圳做模具，妻子在东莞电子厂。他们把房子租在了房租更便宜的东莞，夫妻俩每周团聚一次。儿子从小在村里被老人带大，女儿该上幼儿园时，也被送回了老家。
王佑兵每天通过摄像头关注孩子的动态，时不时跟他们喊话。读高一的儿子结束月假该返校了，他背着书包刚坐上摩托车，摄像头里传来了王佑兵的声音，叮嘱他好好学习，到了县里记得把头发剪短。儿子没说话，摆摆手上车走了。女儿每天下午五点多放学，遇到不会做的题，总会用手机拍照发给王佑兵，请他辅导。王佑兵最近总发愁儿子——他最近迷上了手机游戏。王佑兵想劝他专心学习，又怕话说重了。毕竟现在小孩自尊心强，他听说，前不久隔壁村有个高二的孩子，因为玩手机被班主任批评并通报了家长，从5楼跳了下去。
王佑兵盘算过回老家的事。这个念头在他脑子里打转了十来年，每次都被现实逼退。
他自小长大的这个村子，四十多年了，除了那条弯弯曲曲的村道在四五年前铺上了水泥外，再没新的发展。村里的老人都上了年纪，田地慢慢撂荒了。农民基本没收入，过了60岁的，每人每月能领到125块养老金，全靠在外打工的子女逢年过节给些生活费过活。
县里的工作大多月薪两三千，武汉的富士康招的基本是小年轻；如果去武汉做模具，和自己干了20年的老本行又不大对口，工资也比在深圳少2000块。2000块够老家人一个月的生活费了。
王佑兵打算再拼几年，干到50岁就回武汉，至少离老家近点儿，“不知道那时候老人身体还吃不吃得消，我得回去给他们养老。”
姚华松也不是没想过父母的养老问题。两个老人在老家相互扶持，是目前看来最合适的。他想着，真到了父母行动不便的时候，大概率要由弟媳出力，他来出钱。最近几年，每个公共假期和寒暑假，他都要回家陪在父母身边。他会牵着母亲的手，在村里、田埂上、对面的山里转一转，上午下午各一个小时，“让爸妈开心一点，好像他们离开的时间也会推迟一些。”
实际上，早在10年前，姚少明就找人在祖坟旁挖好了六个洞，是留给兄弟三人和各自老伴的。就像现在村里的房子一样，比邻而居。
姚华松家祖坟旁早已挖好了六个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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