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ID：ifengopinion），作者：贾拥民（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刘军，原文标题：《风声｜孔乙己的长衫与范进的沉没成本》，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孔乙己文学”引起了一些“读书人”的共鸣。“少年不懂孔乙己，读懂已是书中人”这种自我调侃的背后，也许隐藏着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面对失业时深深的焦虑和迷茫。
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年轻人放不下“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优越感。例如，有媒体称，学历的价值，只有在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中，充分挖掘自身潜力的情况下才能得以实现。孔乙己之所以陷入生活的困境，不是因为读过书，而是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不愿意依靠劳动改变自身的处境。“长衫”是衣服，更是心头枷锁。一时的困难不等于一生的失败。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是，仅仅号召年轻人脱下“长衫”，换上“短衣”；或者号召“孔乙己”去当“骆驼祥子”，肯定是不够的。这种做法，一方面无法回避“是不是那些自己穿了长衫的人，想忽悠别人脱下长衫？”的质疑，另一方面也可能模糊了关键的问题。
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大学生似乎“过剩”了——这些年来，大学一直在扩招，根据教育部的统计，2023年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将再创新高，达到1158万，同比又增加了82万人。大学生面临的就业压力可想而知。
是的，供求关系变了，这很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供求关系的变化，没有带来相对应的就业格局的变化。现在，对一般的受过大学教育的脑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普通白领的薪酬水平）相对来说下降了，对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以及普通蓝领）相对来说上升了。这种变化却似乎对有些大学毕业生的求职意愿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这是“孔乙己文学”流行的根本原因。
何以如此？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将教育视为一种投资，从个人决策的角度来讨论。
一、工资和受教育程度明显正相关
众所周知，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至关重要。而对于个人来说，之所以愿意在教育上投资，主要是因为存在教育工资溢价；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参加工作后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以美国为例，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和劳伦斯·卡茨等人的研究，在20世纪，美国的教育工资溢价是相当可观的。1915年的时候，多接受一年中学教育或大学教育可以让自己的收入提高11％。在接下来的1915年到1950年间，不同教育年限的人的工资差距大幅缩小。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这个差距略有扩大，然后到70年代又再一次缩小。
20世纪80年代，各受教育年限组之间的工资差距又一次显著扩大，90年代继续温和地增大。最后，到2005年时，多接受一年大学教育的工资溢价又大体回到了1915年时的高水平上。
中国也存在类似的教育工资溢价。网络上流传的不同版本的“大学毕业生起薪点”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例如，北京大学“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课题组的报告称，2021年博士、硕士、本科、专科毕业生的月起薪的算术平均值分别为14823元、10113元、5825元、3910元。
另据《2020年企业薪酬报告》，在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高中及以下毕业生平均起薪为3373元、专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4443元，本科毕业生平均起薪为5029元，硕士毕业生平均起薪为7057元，博士及以上毕业生平均起薪为9853元。
由上可见，从教育工资溢价来看，中国大学教育投资的回报是很高的，此外，一定的受教育程度（学历证书）往往还与落户、购房、报考公务员的条件，以及获得特定补贴的资格直接挂钩，因此有相当可观的附加价值。
当然，关键在于，对教育的投资还要从个人层面来看，因为平均数可能会掩盖不少问题。
二、沉没成本导致大学生不愿脱下“长衫”
上述数字反映的是所有学校的情况，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之间都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根据中国薪酬网的统计，在2022年，985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为9088元，双非院校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仅为5724元。更重要的一点，上面给出的数据，是不包括不就业的大学毕业生的。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之所以决定不就业（包括决定考研或考公），直接原因是他们原先对教育投资回报的预期落空了。我们不妨用不愿意脱下“长衫”来概括这种情况。
根据梁建章等人的《2022中国生育成本报告》，中国家庭将一个孩子从0岁养大到17岁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从0岁养育到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则平均为62.7万元。在一定意义上，从个人角度来看，一个中国人在大学本科教育上的投资成本为14万元左右。
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一个大学生，等到他大学毕业的时候，上述14万元的投资支出就已经成为“沉没成本”了——在进行就业决策时不应该再加以考虑了。但是行为经济学研究告诉我们，现实世界中几乎没有人在决策时能够完全摆脱“沉没成本”的影响。
对于有的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决策时为什么难以脱下“长衫”，我们也可以从心理账户与沉没成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提出一个解释。
假设某甲和某乙是高中同学，高中毕业后，甲考上了大学，乙则直接就业，从事某种体力劳动。四年后，甲从大学毕业，一时之间难以找到符合当初上大学时的预期的白领职位，但是可以找到与乙当前正在从事的工作类似的蓝领职位。纯粹从理性的角度来看，甲或许应该选择接受这个蓝领职位（也就是脱下“长衫”）。
但问题是，甲在考上大学时，就对“在本科教育上投资然后找到一份合意的工作”开立了一个心理账户，因此他会把不能找到合意的工作视为这个账户中发生的损失。
这里的机制是这样的，甲已经在大学本科教育上投入了14万元，而乙则分文都没有投入，如果甲也接受了与乙相同的职位，那么他就会在这个心理账户的借方记入14万元。心理账户是有“债务厌恶”倾向的，人们更喜欢有盈余的心理账户。
这就是说，甲如果接受了与乙相同的职位，会导致他的心理账户出现14万元的赤字，而这会令他非常不快乐。
在中国，这种心理账户的威力，还会因为传统观念的影响而加强。现在，我们的社会在看待“干体力活的人”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戴着有色眼镜的，许多人明里暗里地“鄙夷”体力劳动，认为只有“坐办公室的”才是正经工作，有文化的人不应该去做体力活。
当然，这种认知是落后的，蓝领工作与白领工作只是分工不同，并无高下之分。但在目前，这种社会认知会极大地强化了前述心理账户的力量（特别是学生父母的观念，影响极大）。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还提供了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沉没成本不但不能快速贬值，反而会继续积累，进而造成更大的影响。
下面以《儒林外史》中范进的决策为类比，说明这种激励机制对沉没成本的促进作用。
三、社会激励机制让大学生更难脱下“长衫”
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影响一般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因为沉没成本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贬值。我们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举过的一个例子来解释。
假设你买了一双鞋子。在购买的时候，鞋子看上去似乎很合脚，但是你穿了一天之后觉得不太舒服，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你试着继续穿这双鞋子，结果发现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然而到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能把鞋子退回去了（因为鞋子已经有些磨损了）。
既然鞋子不能退回去，你购买时付出的价格就成了沉没成本。塞勒给出了两个推测。
第一，鞋子越贵，你勉强坚持穿它的时间越长；
第二，鞋子越贵，你即使不穿它，将鞋子留在鞋柜里的时间也会越长。
然而，不管沉没成本有多高，这双鞋子最终肯定是会被扔掉的（从长远来看，沉没成本终将会全额贬值，从而不会影响到决策）。因此，要消除沉没成本对决策的影响，关键是让它快速贬值。
前面指出，有些人在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就业，是受到了沉没成本的影响，如果沉没成本能够快速贬值，那么它对就业决策的影响就会下降。但是“考公（考编）、考研”的机会及其相关规定会拖延沉没成本的贬值。
范进是另一个“读书人”的典型形象，他寒窗苦读几十载，一次又一次地参加科举考试，饱尝落第文人的辛酸和苦楚，到了50多岁仍然只是一个童生，家中穷苦不堪。到最后范进终于中举，结果乐极生悲发了疯，幸亏他的屠夫岳父一巴掌把他打醒。
范进每参加一次科举考试，都是在教育上继续投资，从而一次次增加沉没成本。这一点一望而知。关键是，当时的社会为他这样的只在“八股教育”上投资的决定提供了极强的激励。在这个意义上，范进的继续增加沉没成本的选择可以说是完全理性的。
在《儒林外史》描述的那个世界里，除了皇权，只有官绅阶层的地位才是稳固的、尊贵的，而且只要进入了这个阶层，钱财名声等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汇聚过来。其他阶层，哪怕是富户、豪强，都可能跌落至底层。因此，对范进而言，只要仍然有一线“中举”的机会，就应该继续投资、继续考下去，而且考的次数越多，沉没成本越大，也就越“值得”再考一次。
这种教育“投资”，已经与真正意义上的人力成本积累全然无关了，用现在一个很流行的词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无效率的“内卷”，因为在这种教育的过程中习得的知识和技能，已经是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
现在有一些大学毕业生，之所以难以脱下“长衫”，可能面临着与范进类似的沉没成本困境，尤其是当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考公”上岸的情况下。
四、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不就业，而选择“考公”
近年来，许多人变得越来越热衷于进入体制；据说，有的地方，“不孝有三，无编为大”已经成了流行家训。
众所周知，这与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大有关，而政府部门（包括国有企业）掌握了更多的社会资源；硬币的另一面则是，民营企业的生存风险增大，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优质岗位”了。
有人曾经将当今的“考公上岸”类比为科举制度下的“中举”。这两者有非常多的不同，但就导致沉没成本无法快速贬值（甚至反而上升）的激励机制而言，两者确实有某种相似之处。
例如，公务员考试对“应届毕业生”的优待，就特别容易激励大学毕业生暂时不就业而去参加“考公”，从而加大其沉没成本。
许多岗位都要求“只限应届毕业生”报考，而“应届毕业生”实际上有可能包括了很多年的毕业生——除了毕业当年的那一年之外，在两年的“择业期”内，如果没有落实工作（没有签订合同、缴纳社保），档案又保留在原学校或者是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或者是人才市场，那么就仍然算应届毕业生。
其次，服务基层四项目且目前未就业的人员，也可以报考限应届毕业生的职位。“四项目人员”包括“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人员、“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人员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等中央和地方基层就业项目人员，他们在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后2年内，都可报考限应届毕业生报考的职位。
再次，考上了研究生，那么毕业后又可以成为应届毕业生，继续享受倾斜政策若干年。现在为了将来“考公”而去报考研究生的人，也不在少数。
著名企业家曹德旺指出，大学生不就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他说，现在的大学生热衷于考公务员，不肯进入制造行业，“因为来制造业要去培训，要动手。他们不会做企业的事情。”因此，大学生“毕业就考公务员，因为公务员不要技术，只需要磨嘴皮就行了。”
是的，中国的大学，由于入学要求非常严格，而且几乎每个大学生都能够顺利毕业，大学本身就严重缺乏激励大学生更加努力积累人力资本的机制了。如果大学毕业后，不断“考公”考研，那么必定会导致越来越大的沉没成本，以致许多人越来越脱不下“长衫”。
在个人层面，这可能会给个人带来非常大的损失。而在宏观层面，当然会导致人才资源浪费、创新活力下降。
然而，在给定当前社会提供的激励的情况下（政府掌握的资源变多，公务员作为一种职业的优越性越来越突出），不能把落入沉没成本的陷阱这个责任，完全归咎于大学生自身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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