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傲慢》：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曾经，社会承诺人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如果每个人能在同等机会下公平竞争，那么优胜者就应该获得奖赏。这是“美国梦”所代表的理想，也是大多数现代社会认同的优绩至上主义的伦理核心。

 

然而桑德尔认为，昔日激励无数人奋斗的“美国梦”，恰恰是造成今日美国社会分裂的根源，这种看似公平的成功观造成精英的傲慢和底层民众的怨恨，使成功者深信其成功是自身努力的结果，忘记帮助他们的时机和运气，轻视比自己不幸和缺乏资格的人。

 

这一现状阻碍了社会流动，助长阶级对立，侵蚀民主政治，最终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

 

面对优绩的霸权，桑德尔希望能引发思考：

不同阶层的人是否可以谋求一种公共利益？

我们对彼此的责任是什么？

 

他带领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思辨：教育的本质与目的，如何建立每一份工作的价值与尊严，重新反思成功的意义。

 

同时，他提醒我们保持谦卑，珍惜所有人的付出，积极讨论更有利于社会公正的举措，走向一种少些怨恨、多些包容的公共生活。

 

桑德尔对于很多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讲授的政治哲学课程《公正》，是哈佛大学近二十多年来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后来作为哈佛公开课上线，在中国有非常多的观众。

 

什么是优绩的暴政？

 

桑德尔的表述是，优绩已经对我们的个人和社会生活施加了一种暴政，这就是他说的“优绩的暴政”。这种暴政让社会撕裂，让我们背离正义，也让工作丧失了尊严。这就回到了我们这一系列讲课的主题，就是工作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俩都强调，问题的要点不只是有人犯规，而是说这个规则本身就有严重的弊端。或者这样说，当前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不是优绩制没有得到充分地实现，而是优绩制这个理想本身造成的，这才是深层的问题。

 

那么桑德尔关切的深层问题涉及到什么方面呢？

 

他指出，在这个大学招生录取的问题只是一个缩影，在当代政治中，关于谁应当得到什么的辩论比比皆是。从表面上看，这些辩论关涉到的是公平，每个人都有真正平等的机会去竞争，去获得理想的商品或者社会地位。但我们关于价值的分歧，不仅仅涉及公平，也涉及到我们如何定义成功和失败，赢和输。这里就涉及到成功者对那些不如自己成功的人应当持有什么态度，以及所谓失败者如何看待自己。

 

在这种表述中，桑德尔就将一个狭义的、社会公平的正义问题，延伸到一个更广阔的现代社会的自我理解，特别是对价值的理解，那就是: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成功的生活。

 

所以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什么？是：好的社会，该如何定义成功？

 

在这里，桑德尔批判优绩制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优绩这个单一指标现在几乎完全主导了我们对生活价值的定义，包括对什么是失败，什么是成功的定义，以及成败与应得的标准。也就是说，优绩它过度地支配了我们的社会想象和自我理解，这让其他许多重要的社会和人生价值，特别是共同体的团结、人与人之间的关怀和友爱都被漠视了、被压制了，这就造成了优绩的独断专行，这就是优绩的暴政。

 

那么优绩制的实践造成了什么危害呢？

 

桑德尔以及马科维茨等学者对优绩制的实践展开了许多批判，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优绩制实际上固化了社会等级，摧毁了人们向上攀登的阶梯，实际上造就了新的世袭制。这是一个最为致命的批判。因为优绩制的道德吸引力原本在于哪里？就是打破凝固的世袭等级，最大限度地开放阶层迁跃的机会，让每个人都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凭借才能和努力向上攀登，保障那个《独立宣言》中所说的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是所谓“美国梦”的感召力之所在。

 

第二个对优绩制的批判就是，推行优绩制的结果是贫富差距的扩大，结果瓦解了中产阶级。由于现在的这个工作职位和收入等级，与教育水平是非常密切相关的。可想而知，优绩制会导致精英阶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收益差距扩大。

 

第三，优绩制造成了社会的分裂。这也是桑德尔作为社群主义者格外重视的一个问题。社会的不平等造成了阶层分化，这本身已经是个问题了，但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对不平等的认知。桑德尔说，如果我们把人们处在不平等的阶层看作是各自应得的、正当的，那么成功者就会自鸣得意，失败者则会陷入自卑，社会阶层就会形成一个鄙视链，瓦解了共同体的团结。遗憾的是，优绩的暴政恰恰是在助长社会的分化。桑达尔认为，优绩制对才能和成就以及谁应当得到高薪和社会尊重的这个思想方式，必然会损害社会的团结。这种方式在赢家和输家之间挖掘了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扩大了精英阶层和同胞之间的差距。

 

第四，优绩制的实践还造成了一种更为隐形的伤害，就是它剥夺了普通人的工作尊严。那些没有进入大学、没有文凭的人无法在就业市场上得到重视，他们的工作被视为是卑微的、低价值的。优绩的暴政对他们的伤害，不仅是经济地位的下降，更在于社会尊严的缺失。他们感到悲哀，不仅由于社会不公，而是感到自己被羞辱。对此，桑德尔提出一个质疑:工作的价值难道只能依据市场来衡量吗?难道对公共利益的贡献，不应该作为至少另外一个标准吗?看，这里，我们又听到了格雷伯的一个回响，就是什么是工作的意义。

 

第五，有一个反讽的现象，就是优绩制不仅伤害了底层和中产阶级，而且也伤害了精英阶层本身。桑德尔对此是有所揭示的，但是马科维茨表达更加充分，它就呈现了一种非常反讽的图景:优绩竞争让赢家也陷入了另外一种悲惨的命运，就是：拼命忙碌。

 

你看传统美国社会的老派精英，他们的特征是什么呢？是闲散，因为可以不劳而获。而现代的精英主要是什么呢?是一种超级技能的劳工，他们过着极为繁忙的生活，他们拼命地工作好像是要向昂贵的教育投资，索要回报一样。

 

《哈佛商业评论》的一项调查显示，高收入的人群当中，每周工作在50小时到80小时之间。而极端高收入的人群当中，有9%的人达到了每周工作100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这是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你想，更高的收入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而更长的工作时间又需要有更高的收入来证明它的合理性。

 

于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们承受着严重的时间饥荒，它损害了个人的生活，损害了家庭生活的品质。而他们的下一任，从非常小的时候开始，就被培养成有强烈进取心和竞争力的孩子，他们怀着和父母相似的那种野心和期待，也带着对失败的恐惧和担忧，去精心策划自己的未来。

 

所以，美国的精英阶层在这种无休止的竞争命运中，必须付出极端的代价，才能守住自己的特权地位。于是，美国的社会整个陷入了一个优绩制的陷阱，一方面是中产阶级无劳可做，就是找不到工作，转向了一种被迫的懒惰。而另一面是精英阶层过劳而获，陷入了时间的饥荒。

 

优绩制的竞争游戏本身成功了，但在这种竞争中，输赢双方都过着悲惨的生活。这有点像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卡尔·马克思说：不仅工人在资本主义中被异化了，而资本家也被异化了。桑德尔和马科维茨都认为，优绩制助长了阶级之间的对抗和怨恨，这种社会分裂的状况，侵蚀了西方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政治，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推动力。

 

本书引起的争议

 

首先，优绩制的实践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这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伤害，是令人深思和警醒的。但是这种批评论述，也会引发一些争议，其中的一个争议就是：我们追究优绩制导致不平等的责任，这是不是错置了指控的对象呢？因为优绩制本身，从来没有承诺结果平等，它只承诺促进机会平等和阶层流动。所以，哪怕阶层流动了，阶层的差异仍然存在，这在逻辑上没有办法提升结果平等。

 

还有，优绩的定义，当然取决于特定的社会功能需要，其内涵会随着文化和时代的改变。但无论是骑马射箭、吟诗作画，还是工程设计，一旦被确立为优绩，就会成为竞赛的目标，最终都会让一些特定的擅长者胜出。也就是说，改变竞争的目标，只能更换获胜的人群，而不是等级结构本身。

 

人们崇尚优绩制并不是出于平等的理由，而是因为自由与效率。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原则，优绩制可能有它无法替代的长处，就是最有效地发掘、选拔和使用当时社会最需要的人力资源，以效率最优化的方式使整个社会受益。

 

桑德尔也并没有主张完全推翻优绩制，而是希望对这个机制作出反思、讨论和转变，包括更多样化地看待什么是优绩的定义，更公允客观地理解成败的缘由，以及应得的道德含义。这样能够使我们更为谦逊地善待别人，也善待自己，更多地增加社会的公平，减少分化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