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并没有太高贵，我们也没有太浅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平等的时空里，经历着相似的喜怒哀乐。旅行能带给我们什么？可能就是让我们放下很多东西，去看见世界另外一些角落里，那些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南极的春天，气候多变，吕强乘坐的“乌斯怀亚号”在南大西洋海面上不断摇晃。刚登船的头两天，他一直在吐。记忆中为数不多的海上乘船旅行，还要追溯到童年和父母一起去烟台、威海。而这一次，他独自上路，从乌斯怀亚前往南极，航行持续22天。我们相约在当地时间晚上11点通话，因为担心灯光吸引海鸟撞船，船舱里所有窗户都被紧紧遮住。夜色沉沉，旅客大多已潜入梦乡。安静的船舱大厅内，吕强依靠所剩无几的卫星流量，传来远方的旅行故事。最初认识吕强，是因为他人民日报社前驻非记者的身份。受到某种“爱玩”天性的驱使，他在非洲大陆上空“画三角”一样地飞行，在1123天里走过30个非洲国家和地区，试图理解这片被许多人视作“野生动物园”和“落后博物馆”的遥远大陆。《尼罗河开始流淌》吕强著中国工人出版社｜万川，2024-1《尼罗河开始流淌》是吕强第一次接触旅行写作。站在人们所宣称的尼罗河源头，他看见碎石堆起的小岛上，19世纪欧洲探险家溯河而上的身影，那是后来殖民者无比好奇的“最黑暗的非洲”。圣雄甘地的骨灰长存于此，卢旺达大屠杀遇难者的尸体顺着卡盖拉河漂向维多利亚湖。但并非只有混沌的血腥，这里也有和解——吕强也见证过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在世界上最长的河流旁代表交战中的祖国宣告“和解”，古老而神秘的猴面包树，和头顶闪烁的满天繁星，一同见证着这片土地的苦难与希望。来到非洲后，吕强才开始认真学习拍摄星空。南非萨瑟兰德的无人旷野里，他攀到车顶，避开月光和人造光源，唯有野鹿的瞳孔在周围闪光。他轻按快门，等待长久的曝光，留下与银河的完整合影——必须“极尽一切的黑，去捕捉亿万光年的聚汇”。乌干达金贾“世界最长河流尼罗河源头”牌子旁，一个印度人和一个巴基斯坦人在吕强面前宣布他们国家的“和解”。（图/受访者提供）在非洲人的传统概念里，时间以事件为导向：12月是水源短缺的旱季，便叫作“给叔叔找水”月；丰收的5月则被称为“耳边听闻粮草声”。那些尚未发生的事都被归入“无时间”里，因此未来并不在场，时间向后而非向前移动，“现在”只能由“过去”标记。此时此刻，吕强在一段行进的旅程中，回忆一段过去的漫游，感觉像是身处两个平行时空。离开非洲最南端后，他于大约半年前从美国出发，一路向南，在美墨边境偶遇落日下狂欢的交响乐队，追寻着马尔克斯和“毒枭”的脚步来到哥伦比亚，然后奔赴世界最南端的大陆。从此，对于生在广西的他，“南方”除了炎热潮湿以外，又增添了冰冷的气息。海浪将“乌斯怀亚号”推过时区线，时钟的指针从11点回到10点，我们庆祝又“赢得”了一个小时，来讲述过去和现在路上的故事。以下是吕强的自述（内容经修订）。在非洲，不只“参观”贫穷、灾难和奇观2018年4月29日，经过22个小时的航班加中转，我终于降落在南非“第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之后三年时间里，我数十次从这里起飞。但在当时，我对非洲的了解仅来自于出发前恶补的几本书和几部电影。去非洲算是误打误撞。出国前我在人民网当主持人，碰上人民日报社面向所属机构招驻外记者。我更想去中东，还特意写上“服从调剂，愿意去艰苦地区，比如叙利亚分社等”。最初选择学新闻，就是因为向往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去经历战争与人性。我第一次独自旅行去的地方是朝鲜。十年前，旅行攻略还没现在这么普及，我就一个人跑到丹东，挨个找旅行社问能不能去。后来，我又去了伊朗、古巴、以色列……具有冲突感的现场始终吸引着我。由于我是第一次驻外，又不会阿拉伯语，报社领导就问我愿不愿意去南非的非洲中心分社。当时我一心想出去体验驻外生活，很快就答应了。非洲对我来说是绝对的“新大陆”。大部分中国人对非洲的印象是非常两极化的，国内报道中的非洲是“粉色的存在”，主要呈现中非友好、共同建设、讲究兄弟情谊。而在大众层面，人们对非洲的态度是猎奇的：贫民窟、动物大迁徙、落后窘迫的生活，去非洲搞钱、赚第一桶金，这些才是互联网上的流量密码。必须承认，我报名基贝拉“参观贫民窟之旅”时，一方面是对这个媒体口中的“非洲最大贫民窟”抱有猎奇心理，另外还有一种“虚荣”在作祟，许多驻非记者都把探访贫民窟当作必要履历，贫民窟或许是除了战场以外，最能“展现”世界复杂、记者情怀和人性道义的地方。穿过肯尼亚基贝拉贫民窟的铁轨。（图/受访者提供）两个小时的徒步游览，我安全地走完了既定路线。导游告诉我，再穿过两个街区，就是更危险也更真实的基贝拉，但他不能带我去。稍微令人感到安慰的是，游览项目的部分收入，会捐助给当地社区。所以我在书里写这部分内容时，其实怀着特别纠结的心情，既担心会加深读者对非洲的刻板印象，又担心会不自觉地将贫穷“浪漫化”。在非洲，除了“参观贫穷”，人们也在“参观灾难”“参观奇观”，可参观之后我们还能做点什么，直到现在我也没有明确答案。后来我告诉自己，只有走进去，才能看见，在“中国最好的朋友”和“最极端的被凝视对象”之间，去看见这片大陆上具体生活的人。看见是一切思考和改变的开始。长久以来，非洲常常作为一个整体概念出现。我们谈论非洲时，只会觉得那是一个黑人居住的地方，一片模糊不清的远方。肯尼亚是非洲，加纳是非洲，南非也是非洲。我在卢旺达遇到一位中国主播，她说那时80%的“非洲博主”都待在卢旺达，因为这里相对安全，拿着手机在大街上直播，不用担心被抢。但主播间有一种不成文的默契，为了让网友觉得他们分布在非洲各个角落，大家不会点明自己具体在哪个国家，而只含糊地说“在非洲”。很少有网友会发现这个小小的“谎言”，就像许多人不知道非洲一共有50多个国家，是世界上拥有最多国家的大陆。我回家过年会有亲戚问，非洲人是不是都只穿一块布啊？我说确实有这样的。但这就好像问，你们亚洲人是不是都只吃饺子啊？出发外派前，我曾下决心要走遍非洲所有国家，但哪怕我每个月都疯狂出差，直到三年后离开非洲，我也只去了其中的30个国家和地区，不少还都只是浅尝辄止。很多时候还没准备好就去了，总让我觉得有一种亏欠。南非是我停留时间最长的国家，我租的公寓在约翰内斯堡北郊一个叫“四条路”的地方，小区四周是高耸的围墙、刀片铁丝网和电围栏，门口有安保公司重型皮卡保卫。但其实南非的现代化程度很高，很多人认为它曾是发达国家，是一个“很不非洲”的国家。而当我如今再次回忆非洲，最先想起的还是基加利山谷里的“盏盏星辰”。我曾在一篇旅游推介里读到，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每家每户夜里都会给1994年种族大屠杀中的遇难者留一盏灯。为了验证这一说法，我在一个圣诞节的凌晨升起无人机。说实话，灯光并不璀璨，远远比不了上海、纽约、巴黎的都市夜景；但在电力匮乏的非洲，亲眼看到“基加利的星星奔山谷而来”，那个画面就像非洲的现状，经历了灾难和涅槃，仍尚存希望。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夜景，“基加利的星星奔山谷而来”。（图/受访者提供）来非洲前，我迷恋太阳，喜欢俄国诗人巴尔蒙特写的诗句：“我来到这世上，是为了看太阳”。但现在我爱上了看星空。南非限电频繁，停电的夜晚，坐在窗台看星星成了我打发无聊的方式。也是到非洲后，我才开始认真学习怎么拍星空。必须先查阅银河的方向、起落和月升月落的时间，避开月光和一切人造光源干扰，找一个足够黑的地方，立好三脚架，按快门，长曝光30秒，尽力捕捉天上星斗的光芒。我原本想的书名叫作《大地有星辰闪烁》。黑夜是非洲的本色，似乎没有一个非洲国家会被当作太阳或月亮，但它们都是散落在大地上的星星，有各自璀璨的理由。没有旅行者，能逃过“来都来了”的魔咒外派非洲的三年里，我首先是记者，其次是一名摄影爱好者，最后在工作间隙，因为我很爱玩，又变成一个旅行的人。开始写《尼罗河开始流淌》之后，这三种身份又颠倒为旅者、拍者、记者。我更希望以纯粹旅行者的心态书写非洲，记者的身份肯定带给我一些优势和资源，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镣铐和束缚。我也想过彻底剥离记者的一面，不去写通过工作接触到的内容，后来发现难以实现，因为中国在非洲本身就是不可忽视的存在。在非洲期间，我并没有想过要把这1000多天的经历写成一本书。真正接触旅行文学和非虚构写作，才发现它远比我想象的更复杂。越写，越觉得艰难。时间久远，很多细节都没记下来，只能努力打捞，再整理成可阅读的文字，原本计划4个月成稿，结果拖了一年多。也多亏了之前“扫街式”的拍照习惯，能让我在写作过程中按图索骥地找回记忆。书里的很多场景，都是我一边翻相册，一边用文字构图重建的。一段文字，就像一张照片，有它的前景和后景。南非约翰内斯堡，贫民窟与富人区的“一街之隔”。（图/受访者提供）第一位单人由东向西飞越大西洋的飞行员柏瑞尔·马卡姆，在《夜航西飞》中回忆了她30年的非洲生活。她写道：“故事可以从上百个地方开始，因为存在着上百个名字：姆万扎、塞伦盖蒂、南格威、科摩罗、纳库鲁……在记忆中故地重游，这些地名就是钥匙，开启一条条通道，这些通道已在脑海中被尘封，而在我内心却依旧熟稔。”再次出发，我开始更加有意识地去看见和记录。今年6月起，我从美国一路向南，由圣地亚哥穿越美墨边境，途经中美洲危地马拉、伯利兹、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巴拿马，这些都不是我计划中的目的地，原本想的只是抢一张便宜的Last minute船票去南极“打卡”，但总觉得“来都来了”。一眨眼三个月过去，我才发现竟然连南美洲都还没到。墨西哥蒂华纳，美墨边境附近的演奏乐队。（图/受访者提供）哥伦比亚是我抵达的第一个南美国家，这里是大文豪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故乡，小说中的马孔多小镇真实存在的土地；大毒枭巴勃罗·埃斯科瓦尔的“老巢”麦德林，如今成了美洲数字游民的聚集地，咖啡厅里都是抱着电脑工作的年轻人。我心里想着行程“来不及了”，脚下却舍不得走，在哥伦比亚又足足待了一个月。从报社裸辞后，我的目的地不再由采访任务驱动，旅行变得更加随性。我的拉美之旅仿佛受到冥冥中某种牵引。从世界地图上看，拉美就像非洲隔着大西洋的镜像。我驻外期间的两次长假，一次去了埃及旅行，另一次则去了古巴和墨西哥。我现在乘坐的“乌斯怀亚号”改装自20世纪70年代起服役于美国海洋局的科考船。船长来自阿根廷，他唯一一次和我们一起下船是登陆南乔治亚岛的古利德维肯。和马尔维纳斯群岛一样，南乔治亚也是英国和阿根廷的争议领土。当大家都在参观博物馆，用英文阅读历史上英国如何赢得战争时，船长带着几位船员，在港湾另一侧的公墓，找到这里唯一一位在战争中牺牲的同胞，敬上杜松子酒。吕强乘坐的“乌斯怀亚号”停靠在南乔治亚岛。（图/受访者提供）我问一位船员，不会觉得有点怪异吗，一群阿根廷人，带着游客去参观本应属于自己祖国的土地，博物馆里没有自己国家的文字，他们只能默默在旁祭奠。他回答说：“我对战争没有兴趣，这可能就是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结局，但我还是会平等地看待每一个国家的人。”船上的60多名乘客来自世界各地，就像一个小联合国。不过其中没有非洲面孔，能找到的非洲元素只有船尾挂着的一面多哥国旗——船只挂靠在非洲小国的公司之下，交的税和海运费比较便宜。亚洲人一共有五个，其中两个说来自香港，一个来自台湾，还有一个从纽约来的大爷。自我介绍突然从国家降维到地区、城市，于是我也只能说自己来自北京。我们正在前往的南极，是一片没有主权国家的净土，但好像这艘船上的所有人，依旧背负着沉重的行囊，关于国家、关于历史，也关于身份认同。成为旅行作家，不意味着我的旅行更高贵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要驻外，我都会回答，因为我太爱玩了。为什么选择当自由职业者？答案也是太爱玩了。“爱玩”是我想要出去看一看的原始动力，所以我并不排斥成为一名“肤浅”的游客。很多旅行作家、记者对如今社交媒体上网红打卡、强攻略式的旅行方式嗤之以鼻。作为曾经的驻非记者，我也不用操心怎么订便宜的机票和酒店，只要符合单位标准就可以了，但这其实是一种“特权”。当我脱离机构，成了完全自负盈亏的旅行者，我发现我不得不去看这些攻略，它告诉我怎么订车，怎么安排行程，怎么规划路线才能不走回头路，确实能省很多时间和金钱。旅行的方式多种多样，我们只是走在不同的线路上而已。我并不觉得写了一些旅行的文字，就意味着我的旅行变得更加高贵。有时读一些旅行文学，能感到文字背后的作者并不太轻松地在旅行，似乎总有一种义务，需要对当地指点一番，讨论一下社会该何去何从。当然，我有时也不可避免地会这么做。《尼罗河开始流淌》是我的第一本书，我还在学着如何成为一名旅行作家的过程中。一个变化是，我的旅途更“忙”了。一方面我迫切地想把看到的都拍下来，这次出门我带的一块4T硬盘，都快被照片和视频塞满了。另一方面我又想和旅途中遇到的人更深入地交谈，跨越语言的障碍，去了解他们的故事。玩着玩着，我会突然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那么累，不如就打个卡、参观一下好了。但夜深人静时，当我再回头整理那些照片，在备忘录记下那些与陌生人之间的谈话的时候，我会想这大概就是旅行意义的所在。在塞内加尔采访时，吕强和非洲的孩子们在一起。（图/受访者提供）一直在路上的一部分原因，是觉得自己的人生太浅薄了。之前我参加过一档演讲类竞技综艺，最大的感受就是我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我只能去讲别人的故事，或者形而上的内容。我渴望一些有血有肉的东西，但我身上没有，我只是一个按部就班成长、考学、工作的普通人。我想象着，让旅行填充人生的阅历，让世界丰富浅薄的自我。正如我曾经想象过，身处战争现场，穿上防弹衣的那一刻，自己也就成了一个有力量、有故事的人。阿根廷是我抵达的第70个国家，遗憾的是，旅行中需要确认的那个“自我”依旧模糊不清。但现在我已不再执着于成为一个“有故事的人”。我开始慢慢承认，有些人的角色就是记录者，讲述他人的世界已足够动人，抵达和记录本身就是意义。34岁生日当天，吕强登陆南极洲。（图/受访者提供）我们船上有一位23次探险南极的前阿根廷舰队成员。某天晚上，他自告奋勇和全体游客分享他的经历，还准备了PPT。但那时我完全没有心思听他激昂的讲座，因为我身旁坐着一位令我更好奇的老人。从上船起，我就注意到他腿脚不便，经常独自行动，呼吸也有些困难。在简单的交谈中，他提到自己的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英国人，有一个中文名叫林迈可。我立刻拿出手机搜索，发现他父亲当年和白求恩同船到中国燕京大学任教，是把无线电带到延安的第一人。而我身边这位79岁的老人，出生在中国，继承了父亲的爵位，生活在澳大利亚，曾是一名物理学家，后来成了派驻过智利、老挝、委内瑞拉、孟加拉国、巴基斯坦、肯尼亚的外交官。很难形容看到这些信息时我内心的震撼——同船的一位长者，垂垂老矣，竟然是一位英国男爵。尤其是当我知道，他1945年出生在延安窑洞里。我觉得，他的生命中应该有过堪比探险极地的惊涛骇浪。我想借用《夜航西飞》译者的一句话：任何作品，或许都只是短暂的逃离。可能你正在阅读一个不复存在的非洲，合上书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改变。但你知道，曾有过那样的生活、那样的世界、那样的信念、那样的人。我们并没有太高贵，我们也没有太浅薄，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平等的时空里，经历着相似的喜怒哀乐。旅行能带给我们什么？可能就是让我们放下很多东西，去看见世界另外一些角落里，那些和我们一样又不一样的人。

常见年轻的、读书少、见事少的网民批判资深专业人士，有时甚至到了只要后者和自己意见不一致就要批他的程度。有些曾经的专家为了牟利睁眼说瞎话，确实值得批，但这种人毕竟只是少数，我们业余人士总不能真认为自己胜过了专家，乃至一遇到看不惯或看不懂的专家就反吧。历史上早就发生过类似的批判知识精英的运动，而其结果，正如一句网上流传甚广的话所言：“年轻的时候，我捡了一把枪，因为好玩，我开了一枪，没有谁受伤；多年之后，正在走路的我听到风声，一回头，子弹正中眉心。”访谈整理|熊卫民1950年以来，中国兴起了多次学术批判活动，从批判某一个观点，批判某一个作品，到批判某一个人，批判某一类人；从批判某一个学派，到把某一些学科戴上“资本主义”帽子扫进垃圾堆。在一片批判声中，梁思成、俞平伯等举手投降，“胡风集团”被关进大狱，“右派”们被大批劳教，“摩尔根遗传学”一度失去生存空间，而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则被消灭掉……与此同时或不久之后，北京的多段城墙被拆除，国家的经济变得十分混乱，人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困苦。1961年初，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中央文教小组林枫副组长，教育部杨秀峰部长、蒋南翔副部长，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吴子牧部长等分别带队，到天津、北京等地的高等学校，组织了对“大跃进”运动，尤其是“教育大革命”运动中高等教育领域种种乱象的调查，其中一个重点就是对自然科学界那些批判活动的调查。所得材料对制订《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恢复高等教育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冯定、自然科学处副处长陈守良、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组长孙小礼等在林枫、吴子牧的领导下，参加了对北京大学的部分调研工作。受访人孙小礼，1932年生于北京，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并留校任教，1955年转到物理系，1958年去中央党校学习自然辩证法，1960年回到北京大学，1961年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组长，1986年创办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为首任主任。她还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的夫人。在这次访谈中，她从自己的学习和学术经历谈起，介绍了她所亲历的忠诚老实、思想改造、院系调整、四清等政治运动，详谈了1961年上半年他们对北京大学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调查。“我是学生时，也很积极参加这些批判；后来我毕业了，留校当了助教，渐渐觉得这些东西不该批；再过一些时候，我真正弄懂了，开始上课堂讲这些东西，我自己却又成了批判的对象。”当事人对自然科学批判运动的这种总结让人倍感沉痛。受访人：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孙小礼教授（以下简称“孙”）访谈人：熊卫民（以下简称“熊”）访谈地点：北京万寿路孙小礼教授家访谈时间：2014年8月8日孙小礼教授（2014年8月8日熊卫民摄于孙家）熊：孙老师，我对科技大跃进很感兴趣。以前对中国科学院的大跃进做过一些研究，现在想将研究范围扩展到高等院校。我知道您以前在北京大学数学系、物理系工作过，能请您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北京大学科技大跃进，包括科研批判方面的一些情况吗？孙：好的。熊：那我们先从您的经历谈起吧。您出生于1932年？孙：是的。（以下省略约1.1万字）谭天荣和冯定熊：物理系著名右派谭天荣是不是您的学生？孙：我是物理系的助教，教物理系三年级的数学物理方法，就是在这门课的课堂上认识了谭天荣。1957年，他已是物理系四年级的学生。就在反右前不久，我在校园里碰到他，他兴致勃勃地同我谈他的一些想法：他读了不少哲学书，对哲学很有兴趣，尤其崇拜黑格尔；他欣赏恩格斯，但反对马克思；他想在北大成立一个黑格尔—恩格斯学社，等等。那时我对哲学不熟悉，也没看过黑格尔的书，对他所说，只是诺诺而已。1957年5月，北大先是出现小字报，他也在宿舍贴了一份，后来又贴到大饭厅外面。有一天，冯定找我们系的人去汇报学生的思想情况。我就告诉冯定说，谭天荣爱看哲学书，对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和恩格斯感兴趣，想在北大搞一个黑－恩学社。冯定对我说：“看来，这个学生对哲学有兴趣，还有自己的看法。你告诉他，我欢迎他来找我，我可以同他讨论哲学问题，他想同我辩论也可以。如果他愿意研究哲学，可以来考我的研究生，我可以指导他系统地学习哲学。”我还没来得及把这话转告谭天荣，他又贴出大字报。后来就热闹了，很快就是反右斗争，谭天荣是重点批判对象，就再也不能提这个事了。熊：冯定这句话是在5月19日之前还是5月19日之后说的？5月19日是北大学生起来鸣放的日子。孙：他找我们开会大概是5月底的事。没过几天反右就开始了。这个事情我一直没有敢说——我是在这次会上第一次见到哲学家冯定，他对我说的话，他对青年学生的关怀和爱护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熊：批冯定不是1957年的事吧？孙：北大可能在1959年就开始批他，正值我在党校的时候，先批马寅初，后批冯定。我和谭天荣接触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反党思想，后来他却被划为极右分子。熊：他是学生右派的代表嘛。北大的谭天荣、人民大学的林希翎，被认为是男、女学生右派的代表。我读过他们当时的一些言论，感觉林希翎更尖锐、深刻一些。孙：我对这段历史不太熟。1958年大跃进时，北大物理系分成四个系——物理系、地球物理系、无线电系、技术物理系。然后我就走了。1960年10月回到北大后，学校仍让我回物理系，在教自然辩证法的同时，继续带两个班的数学物理方法课，因为物理系人手不够。北大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熊：您是不是北大哲学系里最早搞自然辩证法的？孙：哲学系原辩证唯物主义教研室里有一个搞自然辩证法的四人小组。去党校进修的这六个人中（注：1958年秋天，中央党校办自然辩证法班，北大派了六位教师过去学习。该班初期只有二十来人，后来增到四十多人，原定学习一年，后来延长到两年。），有一位是数学系的，他后来回数学系去了。1961年，学校决定让剩下的五人和哲学系原有的四人单独成立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熊：一共九个人？孙：对。那时候我还是助教。记得当时还跟我解释，一般的教研室主任是教授，你们没有教授，所以先成立教研组。让我当组长，哲学系原四人小组中的一个人当副组长。熊：是不是因为您到党校去专门学过自然辩证法，更专业一些？孙：大概如此。教研组成立之后不久又遇上精简。那个时候经济困难，我们组被精简掉三个人，都是我们的教学骨干。熊：精简到什么地方去了？孙：武汉大学一个，山东大学一个，科学院一个。熊：到这些地方去，实际等于调离啰？孙：是的。像去山东大学那位，等于是解决他的两地分居问题。但这也算是精简。那时候，夫妻两地分居问题很难解决。他后来在山东大学发展得挺好，成为自然辩证法的领军人物。我们组里还有一个名人——孙蓬一。熊：他是原四人小组的成员吗？孙：他是去党校的六个人之一。他原是部队的外科医生，后来考到北大哲学系，读完三年级提前毕业后到生物系当政治课教员。1958年，生物系把他派到党校去学习。熊：后来他和您一道调到哲学系了？孙：他本来是哲学系的学生。1961年春天，我一到哲学系就遇到党总支改选。哲学系的教员，有一些是大学毕业留下的，有一些是以前工作过，调干过来学习，然后留下来的。这两部分人有分歧，为总支改选的事，没完没了地开会。有些人对原党总支书记批评得很厉害，对于用人方面的分歧，上纲到干部路线问题、阶级路线问题等，提的很高。熊：他们背景不一样，然后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孙：还有就是对哲学系一些人的看法。那些人1957年没有划右派，1959年被批为右倾，然后就说这些人是“漏网右派”。我原来不在这个系，不知道这些情况，而那些批评，有些我觉得有道理，有些没有道理，很难支持或反对。而且，我想，我到这儿来是搞专业工作的，既要开课，又要调研，任务很重，我不能参加你们这些事。于是我就游离，开会能请假我就请假，必须去时我也就光听不发表意见。我不好赞同他们，也不好反对他们，所以我就总不说话，只当一个听众。熊：当时还可以不说话？孙：可以不说话。两派都拉我，但我就是不表态。总支改选的事拖了约两年，1963年，上面把原来那个总支书记调走，派聂元梓来做哲学系总支书记。派来就算当选了，然后，选了几个像我这样的人当总支委员。1964年，聂元梓过来一阵子了，她就做我的工作，跟我谈她的经历，意思是让我崇拜她，然后跟着她走。熊：她属于老干部吧？孙：对。她问我为何总是不发言、不表态。然后跟我长谈，主要讲自己的经历。结果我听了以后觉得，不过自吹自擂而已，对她的印象反而不好了，对于原来那个总支书记的问题，我也觉得没有他们说的那么严重。稍后一点，北京大学开始搞社教，中宣部副部长张磐石带了工作队过来。聂元梓很积极，就向他们反映过去哲学系的情况，把前面我说过的那些事情当作阶级路线问题等。我不大以为然：你一来就持那么明确的态度。后来，她批评我：“你怎么老不表态？一次也不发言。”我就谈了一下。谈完以后，她跟我说：“我给你做了那么多工作，你的认识怎么老上不去，老是上不了纲，上不了线。”我心里想，我对问题的认识还上不了那么高的纲。你让我作结论，我说不出这种话。作结论我得有根据，我不能根据你们说的话来判断，而前面那些事情我不了解。所以，我只能说说我到哲学系后的感受。这可能跟我受过自然科学的训练有关。孙蓬一听了他们的话后，就变得很气愤。我不一样，我只是听听而已，并不下结论，也不做判断。熊：孙原来在部队做点卫生工作，然后……孙：上大学，学了大概三年吧。自然科学根据事实说话，要有实验根据，我有这种思维习惯，所以来了以后我不随便表态。我来哲学系是搞自然辩证法的，不能把时间花在这种事情上面。给学校举办的夜大学里的理科教师讲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容易，自己必须弄通才行，所以我们都很紧张，就孙蓬一在政治上特别积极。当然他也很努力，也学德文、学经典原著。他也给我做工作，我还是说自己1961年才来，不熟悉情况，而他是在哲学系学过三年，然后又回这里，所以历史背景不一样。1964年，毛主席号召学生下乡四清（编注：“四清”即1963年-1966年5月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农村中最初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在城市中最初是“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后统一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聂元梓就找我谈话：“这样吧，你去四清，哲学系派你带队。”我就带了二百多个学生下乡。所以，两个关键时候我不在北大：1958到1960年，大跃进运动正热闹的时候；1964年到1966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后来有人问我：社教时，你们哲学系搞得那么热闹，你怎么没有沾边？我说我在农村整整两年。社教和四清熊：去什么地方？孙：先去北京朝阳区双桥的中古人民公社。中古人民公社四清工作队由北京化工学院一个党委书记领头，包括我带的200多人在内，大家分散到各村各队。我和哲学系一教员被派到离社四清工作队办公室比较近的一个叫郭家场的生产队，我任那个队的工作队队长，那个同事管整个地方财务方面的事情。我们学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按照那个经验办事，搞扎根串联、访贫问苦等。还要“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既要领导运动，又要参加劳动，所以挺紧张。熊：就在北京，您也不能回家住？孙：我有时候坐火车回来，一路要走40分钟才能到北京站。坐晚上6点半的火车回，第二天清早6点半再坐火车去。回家的次数不多，那个时候真是一心一意搞四清。熊：孩子小，还得照顾吧？孙：家里请了一个保姆，她非常好。我走一个多月后，龚（育之）老师也去四清了。本来他可以不去，因为家里已经有一个人去了，但他积极，也报名去。他被分在北京通县，与我距离并不是太远。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只能靠写信联系。参加了一期的四清后，他回到中宣部。那个时候，北大的社教运动是张磐石领队搞的，后来中央认为过左，把他撤回，改派许立群到北大。许立群把龚育之带到北大，所以龚老师参加了后期北大的社教。我第一年在朝阳区的中古人民公社；第二年在门头沟的上清水村，与哲学系的黄楠森、朱德生，外语系、数学系和以及北大地质地理系的一批老师和学生属一个工作队。我们那个工作队比较大，因为上清水村人多，是个大村，有三百多户吧，一千多人口，属革命根据地，日本人也占领过，挺复杂的，党员还挺多，有61个，开党员大会时，老党员由人搀着扶着走过来。熊：化学系的唐有祺当时也在门头沟搞四清。孙：记得我在门头沟还碰到过丁石孙，在工作队开会的时候。门头沟很大，大家分散在山里面，平时不易见着。“黑帮家属”孙：1966年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号，北京市委紧急通知，凡是北大的四清工作队员，不管是在郊区的，还是在外地的，一律立即回北大参加运动。交代完工作后，6月4号晚上，我们从门头沟坐火车回到北京，记得当时北大的党委副书记戈华曾到火车站接我们。一回到北大，就让我们学习。后来因为龚育之被作为“黑帮”成员打倒，我就成为“黑帮”的家属，还让我揭发龚育之。龚育之是在“牛棚”里面升的官。他本来只是中宣部科学处的干事，并没有官职，却被升格为“判官”，和于光远等人一道接受批斗。他之所以出事，主要不是因为参加了许立群领导的四清工作队，而是因为涉及“二月提纲”和《海瑞罢官》。熊：他参与起草了“二月提纲”？孙：他不负责起草，只是帮彭真、陆定一、周扬他们准备材料。后来的大事记说他准备了整左派的材料。他受命帮着查了关锋的文章。关锋以大左派自居，可之前他也有过一些右的论点。那篇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1]，说起来有四个人参与，主要是龚育之执笔的。他在文章中引用了列宁的话，意思是吴晗本来想走社会主义的房间，结果错走到隔壁房间去了，后来被批判为“真包庇，假批判”……熊：意思是吴晗好心办了错事。孙：对。吴晗在解放前就是左派教授，解放后一直听党的话，而且他写作《海瑞罢官》是听从了毛主席本人的建议，所以，周扬组织龚育之他们写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时，用的是这种调子。结果，这篇文章被认为是“真包庇，假批判”，与姚文元对抗。龚育之协助陆定一、周扬、许立群、于光远等人做的事情全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熊：那时候龚老师好年轻啊，才30多岁，就已经参与了那么多的大事。孙：龚育之说他一直处在漩涡的边缘，后来终于被卷进去了。他很早就挨批，“五·一六通知”传达以后，五月底就开始贴大字报批他了。我6月4日一回来，他就告诉我，他现在是“反革命分子”。我吓了一跳，说：“你怎么是反革命？不可能的事！”熊：戴帽子了吗？孙：没有，只是在批的时候那么说。他5月份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因为写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挨批了。熊：所以，您有点心理准备？孙：有点，但没有想到是“反革命”。6月5日我就知道为什么了。那天《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说北大的国际饭店会议是一个严重的反革命事件。熊：他参加那个会议了吗？孙：参加了。许立群带去的，让他搞简报。那个时候，我不但是“黑帮家属”，还是陆平的“黑班底”，因为我是哲学系党总支委员，参加过陆平在十三陵召开的一个会议。尽管我并没有干什么，参加会议后不久就下乡“四清”去了，但“文革”一爆发，凡是参加过那个会的就是陆平的“黑班底”。熊：您本人受批判了吗？孙：没有。“四清”回来后，让我们学习。聂元梓派人通知我，给我三天的时间，让我写材料揭发龚育之、揭发中宣部。我就写了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譬如龚育之爱看外国电影，爱看小说，都是这类事情。聂元梓读后很不高兴，说：“让她再写。”后来我就写了一个情况：“四清”以来，我两年不在家。“四清”之前，我也是平素住在北大，只周末才回家看孩子。对于中宣部的事情，我确实不了解。后来聂元梓他们也就没再逼迫我。熊：您实际了解吗？孙：实际上还是知道一些的。但我这个人，从来不搞这种揭发。包括前面提过的冯定要谭天荣念他的研究生的事。我心里想，这个事我绝对不能说，我要一说，就又给批判冯定添了一颗炮弹。调查北大理科学术大批判的情况孙：冯定跟我还挺熟的。这涉及到你今天想了解的正题。从1960年10月起，我给北大理科五、六年级的同学讲自然辩证法，一个星期讲一次，讲了近两个月，然后因经济困难，学生吃不饱饭，这一课程被精简，到年底就结束了。这个时候，华北局、北京市委到北大搞调查。基层党委就成立了几个组协助工作，其中一个组叫双百方针组，由冯定负责。因为课被精简了，学校通知我参加这个组，于是，我就到了冯定这里，得到的任务是调查1958-1960年北大理科学术大批判的情况。目前我手头一点资料都没有，只能把记得的情况告诉你。1958年“大跃进”运动中，学校领导曾提出“要敢于拔白旗，插红旗，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各学科阵地”，于是在理科各系开展起学术大批判，要“兴无灭资”。1959年正对过头的批判进行纠正的时候，全国范围的“反右倾”运动开始了，1960年校领导指出“右倾思想是教学改革的主要障碍”，号召广大师生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教学改革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大破大立”，大破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要彻底革命，要从头到尾，从表到里，树立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那时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的自然科学落后，一些人出国取经，回国来办理科、工科，没有自己的东西，迷洋、崇洋，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比社会科学更严重。苏联的教材虽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材有根本区别，但是革命不彻底，仍有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当时还流传过一种非常简单化的逻辑：科学家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就有什么样的研究成果。我一个系、一个系地去了解情况。数学系有个邓东皋，1958年曾和我们一块去党校学习。1959年，说是要派他留苏，他就回来了，所以他只去进修了一小段时间。后来，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他没能去成苏联，又回到数学系任教。我向他了解情况，他就跟我谈了很多。高等数学有个极限论，是微积分的理论基础，可那个时候，学生硬是要批判它。熊：怎么批呢？孙：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学生大概是批极限概念没有用，脱离实际。还有，公理化体系也挨批。从欧几里得几何学开始，数学中的许多成果都被整理成公理化体系：从一些公设、公理出发，人们再提出一些定义、假设，从中推理出一些新的定理。科学界多年来都是这么做的，到了1958年，这种做法遭到批判。从公理出发、搞公理化体系，被认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此，邓东皋很有感慨，他跟我说的一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我是学生时，也很积极参加这些批判；后来我毕业了，留校当了助教，渐渐觉得这些东西不该批；再过一些时候，我真正弄懂了，开始上课堂讲这些东西，我自己却又成了批判的对象。”这些话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后跟我说的。他还说：“搞运动时，有一些东西被从课堂上赶出去；甄别后它们又回到课堂；然后再一次运动中它们再次挨批，又被赶出课堂；再后又甄别……这样一些折腾，使得教学很受损失。很多东西我们都不敢讲，不敢研究。特别是反右之后，什么东西都从政治角度去批判。”物理系，那个时候没有批爱因斯坦，但批了牛顿。所以，物理系、化学系的学生就查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出身。结果发现，很多人的出身都不好，譬如，牛顿当过造币局的局长，拉瓦锡做过包税官，他们属资产阶级反动官僚出身。如果出身反动，那么，他们的方法论就反动；他们的方法论反动，他们的科研成果也就反动。熊：还有这样的话？孙：反正当时有这么一个逻辑。学生根据这个逻辑，查科学家的出身。查了以后，对于那些出身反动的人的成果，很是怀疑。或者说，虽然结果可以用，但不能用他的名字。所以，改称牛顿力学的三个定律为力学第一定律、力学第二定律、力学第三定律，不让再出现牛顿的名字。很荒谬！熊：问题是，没有几位出身于无产阶级的科学巨匠啊。孙：就瓦特是工匠出身，所以可以说瓦特的名字。熊：法拉第也是学徒出身。他们是少数例外。孙：1958年搞了这一套之后，1959年有点甄别平反的意思，后来一“反右倾”，又来了。物理系当时还批王竹溪。王竹溪出版了一本热力学方面的书，当时都用它作课本。这本书有公理化体系的味道，所以就批他，大概1958年10月我走的时候就开始批他了，后来物理系的一些教员还写过一篇文章，发表在《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上。大概是说王竹溪的书从概念到概念，脱离实际等，批得挺厉害的。从“三反五反”运动起，王竹溪就老挨批。熊：量子力学有没有挨批？孙：批了量子力学，但具体内容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当时物理系有个叫孙佶的讲师，还有其他一些人，根据苏联的一本书批判量子力学。熊：化学系批判什么呢？孙：批判拉瓦锡，还有科学实验中常用的单因子分析法。物理系、生物系也批了单因子分析法。做实验得控制条件，让其他因子都不变，只变化一个因子，从中找规律。批这种做法，大概说它把因子孤立起来了，所以是形而上学。当时还批判了科学中常用理想化方法，如各种理想模型、理想实验等，也扣上了唯心主义的帽子。熊：批判的主体是谁？孙：学生们批自己的老师，批自己所学的那些理论。熊：看来，他们主要用哲学概念来批判一些具体的科学知识。孙：他们学了一点哲学，然后用哲学来批科学。搞这些批判的，主要不是哲学系的老师，而是本系的学生。他们老是批判自己的老师。你想想，学生就学了一点点哲学，而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政治运动，学生总被作为运动的主力。所以数学系邓东皋，他后来当系主任了，对此很有感触，对我说了前面提到的那些话。当时我正在编《自然辩证法讲义》。听了他那些话之后，我认为我们要从根上、从道理上把一些问题说清楚。熊：确实很有必要。孙：我在一些理科的系调查了一段时间后，调研组决定要重点了解生物系。因为生物系学习苏联，吹捧米丘林、李森科，批判摩尔根，把摩尔根派的课都给停了，所以问题很严重。生物系有些事情我到现在还记得。生物系当时有三个典型的事例，一个是“试管种黄瓜”。做这项研究的曹宗巽教授被批脱离实际。其实在生物学和农学研究中，在试管里头种点植物是很普通的现象。熊：植物学研究就是要做水培，做单因子分析呀！那些学生真是很无知。孙：还有一个叫“蟑螂尾巴毛”。蟑螂学名叫蜚蠊，当时我听了觉得很新鲜。有教授带人做研究，刺激蟑螂尾巴毛，用它来研究神经、大脑对刺激的反应。这个人现在还在呢。熊：这项研究错在哪里？学生怎么说？孙：也说是脱离实际，走资本主义道路——上纲上线到道路上。其实，用昆虫和一些低等生物做实验，在生物学研究中也是很普通的现象。还有一个课题叫“刺猬冬眠”。是哪个老师做的？我一下记不得了[2]。他的学生还在。有一次，他的一个学生笑着对我说：“三反五反”批判刺猬冬眠的时候，我们就把刺猬给吃了；后来又让研究了；1958年又批，我们又把刺猬给吃了。熊：1958年的批判，是发生在“双反”运动中，还是发生在“拔白旗”运动中？孙：就在“双反”和“拔白旗”时候。但我是在调查时才知道这三件事。这个教授在“文革”过后又研究刺猬冬眠，还挺有成果的，对于怎么延长寿命，很有参考价值。熊：宇宙航行、星际探险迟早会排上日程，如果能研究出让人冬眠的技术，那可不得了。孙：这三个例子我很有印象，都被批脱离实际，都上纲上线到了科研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上。然后，我们重点调查批摩尔根学派的事。北大生物系有个李汝祺教授，他是摩尔根的弟子，本来开课，后来不让开了。1956年，陆定一做“双百方针”的报告，并让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开一个遗传学座谈会。这个会开得很好。于光远参与领导和主持这个会，他代表中宣部，在会上有两次正式发言。他讲到这个程度，就是唯心论也可以发表文章，大家都可以争鸣。他还讲，哲学工作者一定要学习自然科学，一定要把两者的关系搞和谐。对于那个会，中宣部科学处、科学院生物学部都做了一些准备。那个时候他们就认为，我们国家搞的很多批判都是跟苏联学的。确实如此。譬如，龚育之是1952年到的中宣部，在此之前，他正好有病，就在病榻上最早翻译了苏联对共振论的批判，然后，中国也跟着批判共振论。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来之后，中宣部科学处于光远等人研究了科学批判问题，发现我们的批判多是学自苏联，且比他们慢一个节拍。比如，苏联1940年代批某个东西，进入1950年代后开始纠偏，我们不知道后来的事，在1950年代还跟着批。他们都已经纠偏了，我们还跟着他们以前的脚步批。也就是说，我们的批判跟他们的批判有一个时间差。1956年前的科学批判，规模还比较小，但已经造成了较大的不良影响。比方说，批共振论，说它是唯心主义后，那些搞共振论方向的科学家就不敢研究了。黄子卿是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他是龚育之的老师，他后来对龚育之说：“老弟呀，我原来就是搞这个的，你一批，我就不敢搞了。这个东西不能批呀。咱们应该总结教训。”黄子卿回国前是研究金属键的，这个研究与共振论有联系，当时他的研究正处于科学的前沿。回国后正碰上批判共振论，他觉得不好再继续研究下去，就搞别的了。现在看来，这个研究是很有价值的，人家继续往前走，他却搁了下来，落在后面了。这个教训应该好好记取。熊：黄子卿是何时跟龚老师说的这句话？孙：他说这话，大概是1957年上半年，当时环境还比较好。然后很快就“反右”“双反”“拔白旗”“教育革命”，学生们又大搞科学批判。1961、1962年甄别、纠偏，1966年后继续批判，比以前更厉害。熊：1958年，学生们既批经典理论，又批最新理论，他们还学什么？孙：那个时候不上课，学生和老师一起来编书。譬如化学系师生编《红色化学史》，在很短时间内就搞了出来。那个时候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做什么事情都要加快速度，而且动不动就敲锣打鼓，出去报喜，宣称又解决了什么问题。熊：李汝祺于1957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百家争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那个题目还是毛泽东亲自给他改的。毛肯定过他。在1958年时，他还在挨批吗？孙：没有。1956年青岛遗传学会议后，他的情况就好多了。1961年，生物系老师葛明德以李汝祺的经历为主体，写了一个报告递了上去。葛明德后来当了副系主任。他去年去世了。熊：大概能在北大的档案馆查到那份材料。孙：由葛明德执笔，但不是以他的名义写的。我们双百方针组的调查报告，重点用了他的材料。我当时有一个笔记本，现在也找不到了。熊：调查过后，你们做了哪些总结呢？孙：当时冯定强调两个关系：一个是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不能随便对科学的东西做哲学批判，要区分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另一个是科学和政治的关系，不要将科学的东西上纲上线到政治上去，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学术和政治要分开，科学和哲学要分开，这是他强调的两条调查的指导思想。熊：调查完之后，你们是如何做总结和甄别的呢？孙：具体内容我记不清楚了。我只记得我们建议对于学术问题的讨论必须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在课堂上应该介绍不同的学术观点，应该允许不同学派的教师分别开设课程。“文革”过后，我主持编写《自然辩证法讲义》时，因为思想上有这些事情做背景，所以我安排了科学方法论部分，讲单因子分析法、理想化方法和公理化方法等，说它们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稿子出来后，送给许良英看。许良英说：“这些只是ABC的东西。”我就跟他讲，不是要给学生开自然辩证法课嘛，我们就是要向学生介绍这些基本常识，就是要让他们懂这些ABC的东西。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东西是必须的，是基础，可以突破、超越它们，但不能把它们全都否定，不能像以前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所批判的那样。参考文献[1]方求.《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人民日报.1965-12-29.[2]应为赵以炳教授。他的刺猬冬眠研究在“三反五反”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中两次挨批。据：熊卫民对陈守良教授的访谈（2017年1月20日），访谈稿藏于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

林夕是一位34岁的单亲妈妈，独自带着两个女儿，一个7岁，一个9岁。2021年3月，她贷款买了山东临沂的一处房子，合同上约定的是2024年1月30日交付，但后来开发商就口头延期了，无数次承诺交房日期，又无数次拖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地静寂荒凉，偶尔只有一两个工人在“表演施工”。万般无奈之下，2024年8月31日，林夕带着两个女儿搬进了当时没有门窗、没有水电的家。迄今，房子已经延期交付10个月，林夕却始终没有收到一张延期通知书。林夕的小区在装修进度到了80%时，停工了。（图/受访者提供）刚开始时，娘仨每天爬22层楼，在家睡帐篷，就着绿化带的水龙头洗头、洗衣服，在充电桩用电饭煲做饭。房子没有正式的水电和燃气，周遭是一片狼藉的工地，没有安保措施，还要随时应对开发商刁难。屋内屋外，就像是不同星球的两个世界。两个半月来，个中艰辛难以言说，但她决心和女儿们在废墟中打造一个属于她们的家。以下是她的自述。22层楼，一天爬8趟入住烂尾楼的第一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刻骨铭心。那天是8月31日，我带着孩子搬过来时，天正下着小雨，整栋楼只有我一户人家。楼里本来是有电梯的，我把所有家当都堆放在烂尾楼底下的楼道，但当我忙着搬运的时候，电梯突然就被人停了。那时候是晚上七点多了。我带着孩子摸黑爬楼，爬到22层时已接近八点，屋外早已狂风暴雨。因为没有门窗，屋里全是穿堂风，零碎的东西被吹得哗哗乱响。我给俩女儿支起了帐篷，又爬楼梯下去拿外卖上来给孩子们吃。因为动静太大，我一整夜都没合眼。在搬进去之前，我早就知道屋里是没有门的，所以我提前在工地上捡了一块约1米的正方形木板，把它拖到了22楼。我用它做“门”，但有点卡不住，大风一吹还是会倒，我就另外把一个施工用的木梯子和一个塑料置物架一起挡在门口。它们三个的高度加在一起大约也就一米二，所以上面仍是透风的。那时候是八月末，天气不冷不热的，我觉得可以先凑合着。但我答应了孩子们，一定会想办法弄一个门，哪怕是二手的。林夕在打扫自己那栋楼的楼道。（图/受访者提供）我家本来就没什么家具，唯一的洗衣机就先放在楼下。其实当时家里没有水也没有电，洗衣机也用不着。后来，一些同小区的邻居看到了，就自发去找施工方，要求他们马上开通电梯方便我搬运，并把门窗和临时用电也装上，因为孩子们住在22楼太危险了。但在短暂的几天之后，电梯和临时用电又被停了。之后在我入住的69天里，电梯至少有55天是不能用的，10天或半个月偶尔开一回，全凭工人心情。搬进来之后，每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寻找水源。提起来我就火冒三丈。我们这个小区是分批次交付的，已经交付的一期楼下有绿化用水，还有一个用来浇花花草草的水池。我提着桶装水桶到那去接水，结果没几天就有人出来驱赶我，还关掉了绿化用水的总开关，只有他们用的时候才打开。林夕在绿化带洗头。（图/受访者提供）我找不到总开关，只能换到附近500米距离的一个公园，在那里洗衣服和洗头。但当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又有两个工作人员说这里是公共用水，不能提水。第二天我又跑到别的公园，也是我一进去就有人出来说“赶紧走”。这事被附近的一些热心朋友知道了，便让我去他们家里提水，但我不想麻烦大家。后来一个汽修店的老板告诉我说，他的店门口有个水龙头24小时都开着，我想什么时候去都可以，还给我发了具体位置。之后我有时候白天会去那里提水，用电动车骑几公里带回来。因为水源稀缺，我们得攒一个星期的水，等到周末时才能好好洗一次澡。我家有一个很大的塑料洗澡桶，能装十多桶水，我每天到外面提6桶水回来，存起2桶。周一到周五就给孩子简单洗一下，周末再把存起来的水用锅烧开，来回烧6次，汇成一大桶洗澡水，让孩子们泡在里面。林夕日常一天要提两趟水。（图/受访者提供）寻找电源也是艰难的。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提着电饭煲到楼下充电桩那煮米饭。我一天只做一顿晚饭，孩子们中午在学校吃，早上喝点粥或吃点面条对付着。后来我在那做饭的事情被知道了，那个插座也没反应了，我就只能跑到隔壁小区去做饭。这22层楼，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得爬8趟：早上5点起床去提水，然后给孩子们做早饭，送她们去上学。回来后就开始收拾尘土飞扬的屋子，因为外面是工地，吹进来的全是土。那时候家里一个家具都没有，娘仨所有的衣服堆得有两米高，我每天都要收拾屋子和打扫卫生。下午的时候，我就得去买菜。买肉的话必须得到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去买，买早了不行，因为天气热容易坏。米饭也不能做得太早了，它会变凉，所以快到三点半时我又下去做米饭。忙完后姐妹俩该回家了，但她俩的放学时间不同，我要把妹妹先接回来，再爬下去接姐姐。孩子们上学的路。（图/受访者提供）空下来的时候，我还得倒腾去提两趟水。小女儿特别喜欢帮我提水，65斤的小人儿，在平地上提着30斤的水桶呼呼跑。爬楼次数多了，我也习惯了。因为一年前知道房子烂尾后，我天天睡不着觉，为了治愈自己的失眠，我天天去爬山，腿部肌肉可能形成了记忆。如今爬22楼我也觉得很轻松，大约只需要5分钟，孩子们爬得比我还快。“我太想有一个自己的家了”从决心搬进烂尾楼到真正住下，我前后只花了5天。之所以做这个决定，是因为我实在没有能力再租房子了。我之前租了两年的出租屋，其实算很便宜，才740块钱一个月。在临沂市，稍微带点简单家具的普通房子每个月租金得1200元左右，可我租的是一个回迁房，步梯上5楼，里面只有几张很破旧的床和一个卧室空调，环境也很差。但在某天半夜，房东突然给我发信息说“不租了”，房子他要拿回去自己住。我一看很崩溃，想到又要搬家，自己买的房子又一塌糊涂，不知道什么时候能交付——每隔两三个月好像有点希望，结果又往后推。一开始，我还是试着在网上平台找了一下，看有没有个人发布、不需要中介的那种房子。但是那样便宜的出租屋不好找了，而且700块对于我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单亲妈妈来说，也是负担。我就找了一个500块的，想着或许还能咬牙坚持几个月。但我到那一看，发现是在七层的阁楼，只有一张床，连空调和暖气都没有。我想，如果要租这样的房子，还不如去我22层的烂尾楼，至少它是精装房，只是在进度到80%的时候烂尾了。室内有白白的墙，客厅、厨房和卫生间都贴了瓷砖，无非就是没有门窗。我在家哭了好几天，最后决定搬来住。日常进出，要钻过一个围挡。（图/受访者提供）我太想有一个自己的家了。9岁时，我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也在我11岁时改嫁，把我一起带到了陌生的村庄。可在第二年，母亲在新家庭又生育了一个孩子，全家移居到了苏州，唯独把我留在了原地，让我一个人在一处破旧的山间小院生活，自己上学，自己做饭。妈妈每周只给我十块钱。村里每逢5天有一个集市，我就拿着这十块钱去赶集买菜。我那时候年纪太小，不会合理运用这些钱，于是我从12岁开始就没有吃过早饭，因为钱不够。我那时候特别羡慕孤儿，因为他们可以在孤儿院里一天吃三顿饭，我觉得那是很好的生活。同村的小孩都嘲笑我，因为我没有任何亲人看顾。其实我有仨姐妹，但是大姐已经托付给爷爷奶奶了，二姐已经托付给大姨了，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托付。村里的小孩还骂我是外地来的小孩，后来我就追着他们打架。所以我的性格从小就比较强势，无所畏惧。我就这样从12岁熬到了14岁。我的母亲每年都不愿意给我交学费，我想那我就自己出去赚钱吧，自己养活自己，于是在小学五年级后就辍学了。步入社会后，我拼命地工作。父亲活着的时候，就想把家里几十年的老屋翻盖成5间大瓦房，于是我使劲赚钱，想着回老家盖一个房子，这样我自己就有家了。林夕老家。（图/受访者提供）那时候我在一个电子厂工作，做笔记本的外壳。工厂是计件式的，比如预计一小时可以做100件，就算一个工时。我每天早上四点半就去上班，去得早也做得快，休息也很少，别人要花一个小时吃饭，我5分钟就吃完，回去继续做。我每天只吃三个馒头，连咸菜都不吃。后来老板发工资时都惊讶了，说“一天只有24小时，你怎么每天的工时是33个小时？”那些干了好几年的老员工一个月能拿到的工资也才1800元，而我已经能拿到3400元左右了。那时候是2006年，我才16岁。但等到我攒够钱回老家的时候，才发现房子已经被写上了我奶奶的名字。我去找奶奶，奶奶同意让我翻盖房子，但我的叔叔却不同意。奶奶只有两个儿子，我父亲已经去世了，她不可能跟唯一的儿子对着干。我又去找村里管事的人，但当时他们说这是家务事，管不着。老家的后院。（图/受访者提供）我对老家失望透顶，感觉它容不下我，所以那时候第一想法就是离开家乡，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于是就来到了临沂。之后这些年，我在临沂稳定了下来，生了孩子，又攒了一些钱，决定从此在这里安家。但万万没想到，这个为了离开家乡、每天吃馒头换来的房子，竟然烂尾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父亲还消失了。我独自带两个女儿，陷入了绝望，也很恐惧。有时候我在想，我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难道就为了一天吃饱三顿饭吗？不是的，我要生活得很好。我就是想给自己一个家，那些别人一出生就有的，我可能都得靠自己的努力。“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住在烂尾楼里，不时还会有人上门来催促我们搬走，说房子还没有交付，甚至老家县城也有人打着关心我的旗号，过来劝我离开这个地方。房子承诺的交房日期却一再拖延。工地的人甚至用一圈铁皮把整个小区围了起来，女儿们原本上学的大路都被拦住了，只能穿越工地，走一条泥泞的小路，一到下雨鞋子全是泥巴。这个围挡被人为弄开了很多次，又屡次被及时锁住了，直到一次狂风暴雨直接把它吹得稀巴烂，就再也锁不上了。林夕女儿放学走的夜路。（图/受访者提供）其实烂尾楼没有建好，我稍微可以理解。但是像我这样真正有困难的人，我是不是可以来住自己的家？我可以提水，用电不方便我都可以忍受，至少你要让我住。开发商或许看到了我的决心。我在烂尾楼坚持了六十多天之后，小区的工地终于恢复了施工，如今有人在做路面硬化，有人在种树。我家里剩下的20%也重新开始装修了，目前灶台和吊柜都已经装上了，水和临时用电也终于通上。我再也不用蹲着炒菜做饭了。日子突然间变好了，再回首看那些路，本来没有觉得很难，每天精神抖擞的，现在却很想掉眼泪，很心酸。这一切都来之不易。虽然我家环境有所改善，但楼上楼下都没有人，小区楼下的环境依然很不便，大女儿放学的时候天都黑了，路很难走，小区里连应急灯都没有，也没有保安值守。林夕家是第一户通上电的人家。（图/受访者提供）我也不能放心地去工作，每天在工地上捡一些纸皮来补贴家用。我有一些焦虑，我又要给孩子们做饭，又要辅导作业，又要赚钱，但是现在有什么工作适合我呢？冬季也快要到来了。如今山东早晚温差大，有时候晚上我冻得发抖，早上孩子们都不愿意出被窝。山东冬天最冷的时候要到零下十八九摄氏度，家里没有供暖估计也很难熬，我也没想到什么取暖的方法。但我也得坚持，因为这毕竟是自己的家，也没别的地方可以去。在入住烂尾楼的第63天，大女儿在没有水电的家里庆祝九岁的生日。她很失望，我本来答应了她生日时去一个游乐园玩，里面有好几层，还有城堡，但是门票一张180块，姐妹俩都去的话要360块。我觉得有点贵，最后就放弃了。我们平时周末游玩的地方就是超市，或者出去打打羽毛球和篮球，绕着旁边的小河骑自行车。我们也不能去太远的地方，担心出去一天回来后家里的东西不见了，怕别人以“没有交付”为由破门而入。林夕日常整理纸皮，抬到楼下卖。（图/受访者提供）至今，这栋楼都只有我一户人家。别人但凡有好的选择，都不会想要过这种生活。一开始，也有其他业主想提前搬进来，过来问我电怎么弄、水怎么弄，洗衣机要怎么洗衣服。我说你要来住烂尾楼，你就应该忘记洗衣机，有这个想法你就吃不了这个苦。我就直接劝他不要来住了。但有很多邻居和业主都来给我们送温暖。刚来住的时候，大家都送米面油来给孩子们吃。一些网友看到我们的遭遇后，还给孩子们寄来了太阳能小灯和书桌，让她们回家后不用坐在地上写作业。我不觉得烂尾楼会给女儿们留下什么阴影。她们很勇敢，跟着我经历各种各样的困难，没有任何怨言。我也跟她们说，我们住的确实是烂尾楼，但这不应该是我们自卑或被别人嘲笑的理由。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很快就会有一个温暖的家，他们早晚会把我们的家弄好。林夕为女儿们做的饭。入住这个家后，她一直在更新近期的生活片段。（图/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