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中老年并不是不看演唱会，只是一直在等唤醒他们一代人记忆的演唱会。最近，刀郎的演唱会备受中老年人追捧，火爆程度甚至超过音乐巨星周杰伦。不仅演唱会热度高，多场演唱会还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现象，社交媒体上也频繁传出“天价黄牛票”。华尔街见闻在刀郎演唱会合肥站前一天询问黄牛，其称原价880元的看台票已经要13000元。对比而言，此前该黄牛提供的周杰伦演唱会内场票价格为5200元。除了天价黄牛票之外，“代抢”的服务费也水涨船高。“价格从600元一张涨到了7500元一张，即便提前预约了代抢服务，票仍然难以到手。”一位帮父母抢票的女士向华尔街见闻分享了她的抢票的经历，“因为没有为父母抢到演唱会的门票，他们最终只能在场馆外听演唱会。”此前“刀郎演唱会门票已成尽孝硬通货”成为热搜话题，许多年轻人为了能给父母买到票，不得不在黄牛之间周旋，而黄牛票价飙升，让年轻人直呼“尽孝不易”。像刀郎这样的艺人，在中老年人群当中付费意愿很高。对他们来说，刀郎不仅仅是一个歌手，更代表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情怀。甚至有人将刀郎比作中老年人自己的周杰伦和泰勒·斯威夫特。刀郎在2004年以一首《2002年的第一场雪》开始被众人熟知，这首歌曲打破了大家对流行音乐的认知，与《冲动的惩罚》等曲目成为中老年人KTV必点曲目。今年8月30日，刀郎在视频号上开启线上演唱会直播，观看人次达6000万，点赞数超7亿。其中不少观众是60多岁甚至70岁的歌迷，许多歌迷表示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线感受演唱会的氛围。线上演出的火热，也带动着线下演唱会的火爆。自9月以来，刀郎的巡回演唱会“山歌响起的地方”已先后在成都、广州、南京、澳门、厦门等城市举办，年底还将在北京举办演唱会。据测算，刀郎团队在这些演唱会上的总收入在数百万至数千万元之间。一直以来，演唱会被归属于年轻经济的一类，市场认为中老年人并不为此消费。而刀郎的一票难求，让演唱会看到了中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在大麦APP的全国热搜榜单中，刀郎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榜首位置，超越了张杰、陶喆、邓紫棋、周杰伦等众多知名歌手。除了刀郎，凤凰传奇、谭咏麟、刘德华、张学友等老牌歌手也备受中老年观众喜爱。猫眼网站数据显示，“40+”歌迷是今年“张学友60+个唱”的购票主力群体，这与以往演艺市场对“40+群体”的票房画像截然不同。这些例子进一步证明，中老年人群在文化娱乐方面有着尚待满足的需求，这也为演唱会等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作为线下演出市场的超头部内容，演唱会的火热也在拉动相关经济的爆发式增长。除了直接的票务收入，演唱会还通过周边商品销售、赞助和广告收入，以及带动当地的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和文旅等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多元化。不少粉丝“为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对大多观众而言，演唱会与旅行并不冲突，不少观众甚至在确定好演唱会行程后，便开始提前做好当地的旅行攻略。中老年人涌入演唱会也显现出他们正在走向文娱消费舞台的中心，毕竟他们有着大把空余的时间，还具备一定经济实力。并且，随着他们成为资深网民，也更容易接触到文娱相关的信息，进而产生购买意愿。市场调研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的中老年网民数量达到3.25亿，月人均上网时长高达127.2小时，且这一年龄段的互联网用户比例还在不断上升。中老年群里对于精神层面的追求已经在旅游市场得以体现。综合全国老龄委调查和携程发布的《2023银发人群出游行为洞察》报告，银发旅游人数已占旅游总人数的20%以上，其中55—60岁年龄段是主力消费人群，占比达到六成，61—65岁占比超过两成。中老年人群正在用他们的消费行为重新定义市场，从演唱会到短剧，从旅游到社交，他们正在开辟一片新的蓝海市场。在市场细分化的浪潮中，中老年人对新娱乐业态的付费意愿和能力正在显现出巨大的潜力。例如，中老年题材的短剧在各大平台上播放数据亮眼，如《闪婚老伴是豪门》累计播放量超过5.5亿，冲上全网短剧热度TOP1，社交媒体上，父母为短剧付费成千上万元的案例比比皆是。然而，银发经济的市场布局不是一个追求短期利益的领域。中老年人群对于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日益增长，他们愿意为高品质的文化娱乐体验买单，但市场也不应快速圈钱，围猎他们。而是应该不断关注中老年人的真实体验，以抢演唱会门票为例，中老年人往往不熟悉购票流程，通常依赖子女帮助抢购演唱会门票。市场需要深刻理解并满足这一群体的真实需求，在具体操作上，为他们提供更多便利，提升他们在消费过程中的体验，让中老年真正享受到文娱带来的情感满足，进而才能把握这片正在崛起的蓝海市场。

在新节目《她的房间》第一集，时隔22年，主持人张越与刘小样再次进行对话。“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刘小样这样形容自己之前的生活。张越被这句话久久地震动。“她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人类的宿命，不都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吗？”2001年秋天，关中平原上一位名叫刘小样的普通农村女性，给当时国内最早的女性电视栏目《半边天》打去电话。此后，她又给栏目组写了数封长信，诉说自己生活中的苦闷、躁动和渴望：“在农村，有钱可以盖房，但不可以买书；可以打牌闲聊，但不可以去逛西安。不可以有交集，不可以太张扬，不可以太个性，不可以太好，不可以太坏。有约定俗成的规矩，你要打破它，你就会感到无助、无望、孤独，好像好多眼睛在盯着你，不需要别人阻止你，你会自觉自愿去遵守这些规矩。”这些朴素、未加修饰、刺破生活真相的话语，深深震动着栏目组的每一个人，包括主持人张越。一个下着大雪的冬夜，张越带着《半边天》栏目组，从1100公里以外的北京来到了陕西咸阳附近的一个村庄，推开了刘小样的家门。坐在自家的二层红砖自建房前，穿着一身大红色外衣的刘小样，发出了新世纪初一个普通农村女性最深切的声音：“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我不要我什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就很满足。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这就很好了。我不满足这些的。我想要充实的生活，我想要知识，我想看书，我想看电视，从电视上得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不能出去。”2002年3月23日，《我叫刘小样》在《半边天》周末版播出，引发大量观众共鸣。很多媒体同行、机构找到张越，想要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希望能跟她聊一聊，看看能帮她点什么。刘小样统统回绝了。她跟张越说：“我心里特别不平静，但是我没有机会改变了。如果我是我们村里那些二十来岁的小姑娘，我就走出去，去城市里面，去闯出另外一个更大的世界。但是我现在走不了。我上有老、下有小，学历又低，又没什么专业技能，我到城市里面能干什么呢？我只能在家里边守着，特别不甘心、特别难受地这么熬着。既然我已经走不了了，你就别让那么多人来诱惑我。”那期节目结束了，谁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的节目、一群一阵风似的来了又走的“城里人”，在刘小样心中留下了多大的震荡。张越则继续在中央电视台做着主持人的工作。和刘小样相比，张越有着看上去更加丰富、宽广的生活：她在演播室与不同性别、阶层、身份、地域、文化背景的人交谈，也带着摄制组上山下河，走遍大江南北，去过高山、矿井，也去过那种从来没有外人去过的山寨、不通路的山区，数十年如一日。媒体人张越。（图/受访者提供）后来，张越的手机坏了，刘小样的联系方式、家庭地址因这次故障同时丢失。刘小样手机里则始终存着张越的电话号码，但10多年来，她一次也没有拨通那个电话。“她就是不找我——她是一个非常有自尊、内敛的人，她绝不会无缘无故地给别人添麻烦。”张越解释道。故事似乎到这里就结束了。直到2021年，《人物》记者安小庆将《半边天》、张越与刘小样的交集从自己手机备忘录的选题表中翻出来，故事有了后续。经过不懈的努力，安小庆找到了20年后的刘小样，深入采访后，发表文章《平原上的娜拉》，在全网引发热议。20多年前，大凉山深处，一个将近零点的周末深夜，正在读初中的安小庆在电视上看到了重播的《我叫刘小样》。“和许许多多的观众一样，我被镇住了。那是我第一次在国家媒介平台上，看到一个普通的中国女性讲述自己对存在本身的不满和困惑。那时我还没有念中文系，不懂西西弗斯，不懂现代性的张力，也不懂娜拉和女性主义。”那个关中平原土色背景下的大红色身影，一直扎根在安小庆的脑海深处，促使她在成为记者的若干年后联系到张越，追寻在平原上“发着一场旷日持久高烧”的刘小样。三个女人联结、接续了这段跨越20多年的故事。从左至右依次为张越、刘小样、安小庆。（图/受访者提供）2024年年初，电话再次被接通，这次是张越给刘小样打去的。张越问刘小样在干吗，刘小样正在地里，她说：“当时做了个节目，好多人都说我挺有思想的，觉得我好像得干点什么事业，写个书啥的。其实我文化低，没写出来，好多我想干的事我都干不成，我也不会。可是我会种地，我种地种得可好了，村里人都说我种得好。我现在站在我种的庄稼面前，看着这一大片麦子，我可舒心了。”挂掉那通电话，张越特别高兴，她放下了一百个心。那天，张越做了一个决定，她跟刘小样说：“咱俩再聊一次好不好？”她的房间，谁的房间？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出版长篇散文《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在书中，她探讨了社会上针对女性的孤立和不公正现象。她说，女人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她的房间”指的不仅是女性经济独立、生存创作的物理空间，同时也是女性内心的精神空间。12月18日，《她的房间》在优酷人文独家播出。节目通过寻访人张越的视角，以访谈、对话的方式，针对8个当下重要的女性议题进行讨论，提供女性成长的切面和样本。《她的房间》第一期，就是张越和刘小样跨越22年的对话。《半边天》中，刘小样的第一个镜头，是她在光线昏暗的厨房里做油泼面，招待远道而来的栏目组；《她的房间》里，她的第一个镜头同样在扯着油泼面。不同的是，如今她家的厨房变得窗明几净，墙上贴着亮白色的瓷砖，农村传统的烧火灶台也变成了西式厨房，煤气灶、微波炉、抽油烟机，一应俱全。房子也是崭新的。原本的二层红砖院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白色大平房，门前开满了紫茉莉和玫瑰，墙角的三角梅是刘小样从南方带回来的，可惜只开了一次，现在只长叶子，不再开花。一切都说明，生活正在变好。“她们就是普通农民。直到现在，刘小样也是种着10亩麦子的普通农民，她不是发了财的人，但是她的房间变干净了，变漂亮了，生活条件也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习惯也在变好。”看到刘小样家中环境的变化，张越挺高兴的。22年过去，刘小样的面容变了，又好像没有太大的变化。新节目中的她变得更加圆融、憨态，眼角的细纹变多了，一笑就藏不住，颧骨依旧高高的，嘴唇上的口红颜色盖过了脸蛋紧致处的红。她不再穿着人们印象中的大红色衣服，而是穿一身简单利落的T恤衫、牛仔裤。如今的刘小样，变得更加圆融。（图/受访者提供）22年前，拍摄结束后，张越回到县城的宾馆收拾行李，准备回北京。刚要出门，房间的门突然被撞开，刘小样冲进来——她从村里追到县城，追到了栏目组入住的宾馆。她扑到张越怀里，开始长时间的大哭，哭得张越手足无措，张越只能等她哭完。刘小样说：“你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就像一场梦一样，你走了，又剩我一个人了。”22年后，张越、刘小样、安小庆三人在云南大理再次相见。经历长时间的飞行、乘车，刘小样深夜才到客栈。“她不常出门，又敏感，又失眠”，张越担心她到了陌生的地方睡不着觉。刘小样却睡得特别好。平常她一般6点醒，那天一觉睡到了8点。她说：“当时你们忽然就来了，忽然就走了，走了就走了吧，你们走了，我该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你们又回来了。你们回来了，我就可以睡个安生觉了。”张越和刘小样到安小庆家中做客。（图/受访者提供）“你们城里人怎么这样？”张越知道，这么多年，刘小样一定经历了撕心裂肺的痛苦。当年的她，不满足于现实，向往远方，表达过那么深刻的痛苦和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她说：“我要让我的生命中一直开着一扇窗，我绝不让自己哪都没去过，什么都不知道，有饭吃，有衣服穿，就很满足。”她羡慕城里人，更确切地说，是城里的女人，“你们真好看，穿黑衣服都那么好看；你们什么都懂，什么都见过；你们又有同学，又有同事。”这20多年里，刘小样不止一次离开家，去外面的世界。她去县城打工，去西安打工，还不够，她觉得诗在更远的远方，于是去了更远的南方打工。在家时，她给邻居种地；在外面，她当柜台的售货员，当寄宿学校的生活老师——这些都让她觉得有事可做。然而，每次打工过程中，但凡家里出事，比如婆婆病了、娃中考了、娃高考了，她都得回来伺候。张越和刘小样时隔22年的再次对话。（图/受访者提供）“作为一个中年女性，她一直放不下她家里的老老小小，但她又实在无法抑制对远方的渴望，所以她一次一次地去了远方，但是又得一次一次地回来照顾家庭。最后，她还是决心彻底放弃远方的梦，在家把老人都伺候走，把孩子都照顾大，慢慢地，也就留在家乡踏踏实实种地了。”张越能感受到，这个过程并不那么顺其自然，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刘小样对这个家庭的自我牺牲上。然而，城市并不像刘小样想象的那么美好。打工的日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们大致可以想象是什么样子的。在南方城市打工的时候，她看到马路边开着很多漂亮的花，她没见过，就问本地人“这是什么花”，被问的人都说不知道。刘小样向张越表达自己的不解，反复地问：“你们城里人怎么了？你们从来不看周围的东西，你们占有了那么多好东西，你们也不享用，也不关心，也不看。你们为什么不看看哪？”刘小样依然爱花花草草，但她觉得，麦子收割时的那种黄色，比花还要好看。（图/受访者提供）张越曾借着做节目的机会，带刘小样来北京散心。短短两天时间，刘小样哭了两回。其中一次是她去郊区看晚会，录制结束时已经很晚，几百个观众在门口排着队，找栏目组领车马费。“你们城里人怎么能这样？人家请你们看节目，你们排着队跟人家要钱，你不能自己想办法回去吗？你就非得去领人家的钱？”刘小样哭了，扭头一看，工作人员正在拆录影棚的景。她看到一群人在“搞破坏”，又伤心坏了：“你们怎么这么浪费啊，好好的东西，你们全给砸了。”刘小样来了几次大城市，换来的是对城市生活的不解、对城里人深深的失望。慢慢地，她觉得，诗好像不一定在远方。出走，还是留下刘小样依然留在农村老家，没有去到更大的城市。电影《立春》里，小城市的大龄音乐女教师王彩玲相貌丑陋，却天生有一副唱歌剧的好嗓子。她不甘心像周围的人一样过着平庸世俗的生活，一心要往北京跑。在那个封闭的小地方，王彩玲有着超越环境的强烈精神追求，然而，她与几乎所有人都有矛盾，与环境格格不入，没有办法正常地生活。刘小样不是王彩玲，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同时也并不厌恶日常生活、讨厌那个环境里具体的人。农村妇女没事喜欢聚到一起聊天、打牌、嗑瓜子、说闲话，刘小样不爱打牌，也很少跟大家一起聊天，但她跟村里所有人的关系都特别好。“我们家里有个事儿，娃结婚，全村的人都来（祝贺），跟过节似的，我们没有矛盾。”这让张越特别惊讶——刘小样看上去那么怪异、与众不同，但周围人全然接纳她，她也没有跟环境对立。这是为什么？后来，张越明白了。“因为她接纳别人。小样没有因为自己有着与众不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要求，就觉得其他人很庸俗、很无聊。她对别人充满善意，所以别人对她也充满善意。大家只是各自干着不同的事儿，都有自我，互相接纳不同。这点她干得特别好。”简单地说，打牌的和看书的也能相容，这本就应该成为常识。良好的家庭关系，也给了刘小样极大的精神支撑。在《她的房间》里，刘小样时不时透露出她跟先生王树生（小林）、一对儿女相处的温馨细节。刘小样要来大理，小林提着行李把妻子送上车，车开出去了，小样还在车里频频回望留在原地的先生；平时闲下来，小林喜欢打牌，小样喜欢看书，两人互不干涉，也不会抱怨对方。有时候，小林会兴高采烈地回来跟老婆说：“听说哪里要扔书，人家不要了，走，咱捡去！”他就扛着一个口袋，去替老婆捡书。儿女都已成家立业，在城里工作，但因为惦记着妈妈，隔三差五地找机会回家。女儿会带妈妈去听音乐会，给妈妈买新衣服、新项链；儿子会给妈妈买百合花，买漂亮的本子，买本地没有的花籽儿……一家人都充满爱，都在付出爱，更幸运的是，他们付出的爱都有回应。刘小样。（图/受访者提供）《平原上的娜拉》发布后，在网上引起轰动，以至于现在“平原上的娜拉”成为刘小样的代名词。可是她却不高兴。她说：“别管我叫娜拉，我不是娜拉，娜拉扔下家走了，我不会出走的。我绝对不会不管我的家，绝对不会不要我的娃。”她不仅爱儿女，也爱女婿和儿媳妇。她用的词是“爱”。她解释道：“‘喜欢’是你只喜欢你喜欢的，而‘爱’是连喜欢带不喜欢的、连优点带缺点，你都喜欢，那才叫爱。”“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刘小样看书不成系统。几十年来，没有人要求她，也没有人跟她交谈，她会默默地找书看，东捡一本，西捡一本，也不知道是什么，没头没尾地看。她家里有一摞小本子，看到有共鸣的文字，她就摘抄下来，一边抄，一边写自己的感受。她听别人说，《月亮和六便士》这本书好，就找来看。看完之后，她不喜欢，因为里面的主人公不管自己的老婆孩子，出去追求什么艺术，她觉得不能这样。张越说：“小样是因为特别诚实，所以她才可以非常敏感。小样作为一个诚实的庄稼人，她不认为追求艺术就比在家干农活要高级，艺术就比家人更重要。她知道常理是什么，所以觉得那样做不对。”刘小样在日常中保持精神的独立。（图/受访者提供）刘小样也看过《老人与海》。老人孤身在海上捕鱼，84天一无所获，费了好半天劲儿，终于钓到一条大鱼。但大鱼在返航途中被鲨鱼吃了，最终老人只拉回一个鱼骨架。很多人都觉得老人失败了，刘小样却觉得他是个英雄。“我们用尽全力，该做的已经都做了，结果是什么我们不问了。”“没什么，都是西西弗斯的石头”，刘小样这样形容自己之前的生活。张越被这句话久久地震动。她没想到，刘小样也在研究加缪的哲学，而她的理解和描述又那么准确。“她的人生，我们的人生，人类的宿命，不都是西西弗斯在推石头吗？西西弗斯往山上推石头时，脸紧贴着巨石，腿像柱子般扎根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把巨石推到山顶，刚到山顶，石头滚落下来，再推上去，再掉下来。人类终其一生就处在这样的奋争里，时而像个勇敢的抗争者，时而像个沮丧的失败者。从加缪的荒谬哲学中，刘小样读出了她自己的人生，读出了我们所有人的人生。更重要的是，她不光替自己活明白了，她还替我们大家活明白了，她活出了一种我们该有的样子。”两位女性，互相欣赏。（图/受访者提供）从刘小样这些独到的见解中，张越感受到她这20多年来的向往、挫折、抗争、失败，再抗争。“她的内心一定经历了千锤百炼，才完成了如今人生的巨大蜕变。很多人可能觉得，向往远方的刘小样特别美，屈服于现实的刘小样是投降。恰恰相反，如今，刘小样的身体在大地里、在日常生活里，她的精神一直在高飞，飞到了远高于其他人的地方。”张越一直觉得，能将生活和灵魂那么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十分美好的人生境界，她念了一辈子，最后刘小样替她实现了。努力哈出那一口口气2022年春天，张越正式退休，结束近30年的央视主持人生涯。她所主持的《半边天》节目以及其中的《张越访谈》栏目，成为一个时代的注脚。近几年，张越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20年前《半边天》谈论的那些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热门议题。这究竟是说明你们当年特别先锋，还是说明社会根本就没进步、女性解放没有向前发展？事实上，20多年前张越主持《半边天》时，女性节目、女性议题还被认为是边缘话题，好像只有一些思想意识走在前面、受过良好教育的所谓“城市先锋女性”发现了这些问题，一直在呼吁。但更多普通人不关注，也不参与。如今，女性主义成为显学，所有人都在热闹地谈论女性话题，让它变成网络世界和社会生活的主流议题。张越觉得，女性的觉醒和解放进步得太快了，只不过，性别平等这件事，女性要往前走，跟男性取得性别上的平等，绝不是短短20年就能够实现的，还得经历一个数以百年计的漫长过程。在今天的语境下，张越不想再将女性的生命局限在那些传统的女性话题里，比如女性如何平衡事业与家庭，怎样教育好孩子，怎么处理跟婆婆的关系……做了那么多年女性节目，张越在脑海里攒下了好多面孔、表情、人生经历。她想把这些面孔拿出来，让大家看见：“那是在历史过程中表现出的人的样子、女人的样子。很多题目不仅仅是女性的，更是人类的——人如何自处、人如何自我接纳、劳动创作的价值和乐趣、怎么看待人生……”张越希望做一个更加宽广的节目。去年9月，由她担任总策划、周轶君担纲主持人、任长箴任总导演的《第一人称复数》在优酷人文独家播出。这是一档女性视角的聊天节目，但选题并不完全围绕着女性议题展开。今年12月，她又与优酷人文合作策划了最新节目《她的房间》，将那些脑海中的女性面孔带到观众面前。《她的房间》是一个女性非虚构影像集。（图/受访者提供）此外，她还在做自己的自媒体小节目，通过视频、播客访谈等方式，看见个体命运在历史流变中的起落沉浮。她也跟新一代的自媒体人对话、学习、争辩，了解新一代媒介形式的变与不变。“我想慢慢做，攒着，给这个时代的这一批媒体人再留一个记录。”张越曾经看过一个女艺术家做的行为艺术作品，它让她想起了刘小样的人生，以及我们所有人的人生。北京的冬天，遍地积雪，女艺术家找了一面玻璃墙，在上面哈气，开始写字。写下一个字，它迅速消失，她又使劲哈了一口气，再写一个字……她写了好长时间，仿佛把自己内在的所有热量都掏出去了。然后，张越才看明白，她在写一首博尔赫斯的诗，《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王永年译）：我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我给你瘦落的街道、绝望的落日、荒郊的月亮。我给你一个久久地望着孤月的人的悲哀。我给你我已死去的祖辈，后人们用大理石祭奠的先魂我父亲的父亲，阵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边境，两颗子弹射穿了他的胸膛，死的时候蓄着胡子，尸体被士兵们用牛皮裹起；我母亲的祖父——那年才二十四岁——在秘鲁率领三百人冲锋，如今都成了消失的马背上的亡魂。我给你我的书中所能蕴含的一切悟力，以及我生活中所能有的男子气概和幽默。我给你一个从未有过信仰的人的忠诚。我给你我设法保全的我自己的核心——不营字造句，不和梦交易，不被时间、欢乐和逆境触动的核心。我给你早在你出生前多年的一个傍晚看到的一朵黄玫瑰的记忆。我给你关于你生命的诠释，关于你自己的理论，你的真实而惊人的存在。我给你我的寂寞、我的黑暗、我心的饥渴；我试图用困惑、危险、失败来打动你。见天地，见自己。（图/受访者提供）

2024年渐渐远去，在一岁将尽的时刻，又一年的新周刊中国年度新锐榜即将发布。每个人的2024年，都有属于自己的刻度，每个人对2025年，都有属于自己的希冀。站在新旧交替的此刻，制作人、监制、策划人，也是中国年度新锐榜推委会主席谭飞，讲述了他眼中的2024。2024年是裂变之年、迭代之年。我国经济仍处在缓慢爬坡阶段，但确实是往上走的，只不过进程比较缓慢。影视行业受到的冲击似乎更大，2024年电影总票房数据要比2023年差很多。此外，微短剧的兴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影视行业，年轻人似乎更愿意沉迷在对短视频的碎片化观影之中。我感觉在这个时代，凡是需要孕育、需要投入时间成本的事情，都在逐渐成为边缘化的行业。大家越来越喜欢短平快，希望在单位时间内实现效率最大化，因此，一切都在讲求性价比，讲求平替。过去，父母会觉得玩手机、玩电脑是不务正业，但现在父母刷手机比年轻人还要上瘾，隔一会儿就给你转来一条短视频消息，我感觉很多人的大脑都被格式化了。很多微短剧纯粹就是在贩卖情绪价值，不需要烘托，不需要背景介绍，一上来就把情绪浓度拉到最大。包括很多电影也是这样，花一张电影票钱买几种情绪价值。不过，今年还是有几部亮眼的电影，譬如《好东西》。这是一部让你感受到与时代保持呼吸同频的电影，非常当下、非常新鲜。这并不是一部女权电影，而是呈现男女关系中的不卑不亢，甚至可以作为公民素养的某类标尺，正常人都不会觉得被冒犯。今年真的非常有幸有这样一部作品。年初的《周处除三害》也很好，电影所提供的情绪价值，全都是在非常自然的状态下呈现出来的。这种电影才是好的，而不是在电影里伪装出几种情绪价值，简单包装一下就匆忙拿出来贩卖。今年的影视剧《边水往事》很好，用我们四川话来讲，有点像怪味胡豆，各种口味都有，十分多元，导演真的很鬼才。其次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剧是《新生》，可能最后两集有点烂尾，但这部剧前面部分完全是奈飞级别的。最近的《小巷人家》也很好，正午阳光终于回归它的优势领域，找一群老戏骨来表演，并给他们充分的发挥空间。很多时候人们看剧无非是在寻求一种安全感，老戏骨恰到好处的表演正好能够提供这种感觉。所谓怀旧，无非是因为旧的东西能给人提供安全感，看完使人觉得幸福。我觉得今年比较亮眼的文化先锋是付航。他是那种极具摇滚精神的表达者，他的愤怒、他的成长、他的激情，都非常具有感染力。至于网络达人，我推荐了侯天来，侯老师很有观众缘，亲和力很强。他演了很多反派角色，但这些反派都很鲜活，各种细节被他刻画得很生动。其实他一开始并非想要成为网络达人，但看到网络上很多人上传他的视频，于是开始学习上网，学如何拍视频、发抖音。套用李安导演那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来形容，有点像“老年天来的网络奇幻漂流”。巴黎奥运会上年轻一代运动员的表现也十分亮眼，尤其是郑钦文，她的性格、形象、气质都非常有国际范儿。前段时间，郑钦文在网球赛现场叫粉丝闭嘴，放在过去的年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运动员脾气有点大，但现在大家不会这么想了，觉得这样有话直说很好。包括她说她跟球员不是朋友，都是对手，也很直率。在镜头面前，她从来没有刻意呈现一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假象，而是棱角分明地展示自己的个性。时代确实不一样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代表人物，像郑钦文这种个性鲜明、自信十足、略带一点侵略性的年轻人，无疑十分契合当下的时代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