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华：向一个影子致敬

一

接到邀请要我推荐2023年读过的好书时，眼前正摆着不久前偶遇的《不任性的灵魂》。我与张新颖教授素不相识，也从不读随笔集，莫名其妙购入此书，似乎得拔到“上天自有安排”的高度，对自己进行一下心理分析。

从酝酿这篇文章起，播放器里就一直在单曲循环钢琴诗人肖邦的C小调第21号夜曲，有意无意地营造一种氛围。弹奏者是犹太裔前苏联钢琴大师弗拉基米尔·阿什肯纳齐。

自幼弹琴，肖邦夜曲一直是我的最爱，没有什么体裁能像肖邦夜曲那样，让人在曲终后无比恋恋不舍。它简洁而不简单，抒情但不滥情，敏感细腻中传递广阔坚韧的力量。别忘了，肖邦孱弱多情但脊梁骨笔挺，不仅曾断然拒绝过“沙皇陛下首席钢琴家”的称号，其浪漫调调更被比作是“藏在花丛中的大炮”。当然，肖邦之所以是肖邦，脱离不了他生活的时代情境。

《不任性的灵魂》张新颖｜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10月

《不任性的灵魂》里群星闪耀，作者对他们的记述含情又不动声色。对日常细节的敏锐感知和深长凝视，让个性飞扬的伟大人物得以以普通人的面貌示人：他们也会生活得乱糟糟，会委曲求全，会迷失于情爱。在作者眼中，这些天才因为意识到了自我的有限性，在各异的生命情境中，以各异的方式，选择了从个人中心主义的情绪和情感中解放出来，一个细小舞步接一个细小舞步地，按自己的节奏，谦逊、克制、坚韧地与世界共舞：

布罗茨基说奥登比叶芝更内敛，“从不把自己放在悲剧画面的中心”；歌德在获得盛名后去魏玛宫廷做了公务员，“做好了不受个人情感影响担负起责任的准备”；卡佛希望写“能见度”低、朴实而锐利的小说，感叹“像一个人一样活着并非易事”；失明对博尔赫斯而言不是“彻底的不幸”，而仅仅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一种生活方式；贝理夫妇各自保持、彼此尊重婚姻中“美妙的孤独”，为生活中不能交流的部分留出广阔的自由空间，允许冰山只露尖尖角。

然而，才华横溢的人怎么可能不任性？是生活和精神上的苦痛，磨砺了他们对现实的敏感，在个人无法控制的历史力量作用下，摸索掌握了表达、创造的独特本领。

《俄国之恋》一章是我读得最认真的。以赛亚·伯林与安娜·阿赫玛托娃促膝长谈的那一夜必定是幸福的，即便后者早已饱经磨难，贫困潦倒，比前者年长二十岁。在柏林看来，与阿赫玛托娃的相遇比以往与任何天才的相遇都重要，因为她是用他母语写作的最伟大的在世诗人：“那情形就好像他一直属于她的圈子，她熟悉的每一个人他都熟悉，她读过的每一本书他都读过，她的每一句话、每一层含义他都懂得。”

那天晚上，他们在昏暗的房间里分享了一盘马铃薯，讨论了俄罗斯文学，交换了个人感情生活的细节；阿赫玛托娃还为伯林背诵了自己的诗。她的诗以克制为标志，满含戏剧性的人生激情，掩藏在了普希金式的经典性优雅下。她年轻时风华绝代，无数男人为她的美而折服，尽管三段婚姻都极其不幸，但她镇定自若的举止总是拒绝出卖悲哀，唯有在诗中会痛苦满溢，终其一生着力渲染对被遗弃的渴望。

在《不任性的灵魂》中阿赫玛托娃已经很任性，《俄罗斯的安娜》一书则把她呈现得更加丰满、有血有肉，通过记述直接影响阿赫玛托娃人生的所有重大事件，呈现了这个既不是贤妻也不是良母的女人，是如何带着尊严，在女性激情、历史变革、贫困和疾病中经受折磨，获取能量，汲取营养。就像写《夜曲》的肖邦那样，优雅、多情、倦怠的女诗人有铁一般的脊梁骨。借用涅多布洛沃1915年发表在《俄罗斯思想》上的一篇阿赫玛托娃本人颇为认可的文章中的一段：

“这些痛苦和这种极端的温驯——是否精神的脆弱，是否纯粹的伤感？当然不是：阿赫玛托娃的声部进行，在承认痛苦和软弱时坚强而相当自以为是，最后，这种丰富性诗意地转化为痛苦——这一切证明不是面临生活的琐屑发出的哭腔，而是打开生活的抒情的心灵，比柔弱的更坚定，比爱哭的更残忍，这显然是居高临下而非被压迫。”

《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玛托娃传》[英]伊莱茵·范斯坦｜著，马海甸｜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

俄罗斯式的情感贯穿全书，深厚、复杂、曲折，个人感情生活与重大历史变革时刻交织在一起，坦率残酷地呈现了阿赫玛托娃作为女性，作为女诗人，在极度动荡时期所面对的多维困境，而这个困境以个人情感需求、艺术追求和社会文化之间的残酷搏斗所造成的严重撕裂为标志。

读者尤其会在阿赫玛托娃与其众多杰出男性友人的交往细节中流连忘返，会发现他们谁的身上也不具备我们期望中的“伟大人物”的典型特征——相反，他们脆弱，任性，容易迷失方向，甚至平庸得致命。

而恰恰是这些有缺陷的伟大的“普通人”，将五官全部张开来，作为有知觉的生命去感知周遭的变化，以至于他们作品中所表达出来的人生感悟，既没有超越普通人的体验半径，又有接天地的宏伟气象——说不好是精神找到了肉身，还是肉身找到了精神。《不任性的灵魂》里引用了《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对拉拉说的一段话，表达了类似的意思：

“我想，倘若你没有这么多苦难，没有这么多抱憾，我是不会这么热烈地爱你的。我不喜欢正确的、从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们的道德是僵化的，价值不大。他们面前没有展现生活的美。”

二

不止一个人给阿赫玛托娃贴过“女皇”的标签。以赛亚·伯林视她为扮演悲剧女皇的杰出演员，其演技完美无缺，同时又有足够的智慧跟角色保持距离，时不时嘲弄地打量自己和其他角色。“俄罗斯的安娜”这一称呼则来自玛丽娜·茨维塔耶娃，俨如阿赫玛托娃是一位女皇。

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另一位伟大的女诗人，布罗茨基称她为“二十世纪的第一诗人”“最真诚的俄罗斯人”，亦是人称唯一能在天分上与阿赫玛托娃媲美的女诗人。她跟阿赫玛托娃的交道打得多深，我并不完全清楚，只知道前者对后者的敬仰催生了组诗《致阿赫玛托娃》，后者是前者心目中“缪斯中最美丽的缪斯”，前者要为“金嘴唇的安娜”献上“比爱情更永恒的礼物”——诗人自己的心灵。

但无论如何，茨维塔耶娃对阿赫玛托娃的崇拜，是一个天才女诗人对另一个天才女诗人的崇拜，是“星星”在向“月亮”致敬，因为是她们二位一起，把女性主题、女性立场、女性情感带进了男性主导的俄语诗歌，贡献不分高下。

与阿赫玛托娃孤独无依的早年成鲜明对比，茨维塔耶娃生在温室里，父亲是莫斯科大学艺术学教授、莫斯科美术博物馆的创建人，母亲有德国、捷克和波兰血统，是个天才钢琴家，但受父亲所迫放弃了当音乐家的希望。童年的茨维塔耶娃曾随母亲和妹妹到过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并在当地寄宿学校念书，这使得她自幼就熟练掌握了德语和法语。

阿赫玛托娃和茨维塔耶娃气质、风格迥异：前者即便在横逆加身时依然保持着冷漠和尊严，而后者则个性不羁、有火一般的热情、极端情绪化；前者的诗内敛、严谨，多用细节来传导细腻的内心活动，后者则倾向于直抒胸臆、充满撞击、激情澎湃——可比较阿赫玛托娃的《最后一次相见的歌》（1911）和茨维塔耶娃的《我要收复你》（1916）；前者终身拒绝离开祖国，后者则随丈夫流亡海外；前者的风采让男性即使在她暮年时仍会拜倒在其石榴裙下，后者则强调，尽管她是男人的回忆录中的核心人物，她并不将之看作他们的恩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的《茨维塔耶娃诗选》，译者是俄联邦友谊勋章获得者刘文飞。300余首诗选自茨维塔耶娃人生的不同阶段，可算是其诗歌创作的全景图。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作中，茨维塔耶娃都体现出了鲜明的个性，个性和诗歌互为因果，相互强化和放大。

诗作按写作年代顺序排列，清晰地体现了诗人不同时期作品主题和基调的差别，从早期的青春躁动和极具个性的诉说，到以诗集《里程碑》为标志的，从极端情绪化到自我中心主义的转向，以及日益强化的内心紧张，到以《致勃洛克》和《离别集》为代表的，用愈发隐晦的诗歌语言表达内心的隐秘感受。茨维塔耶娃总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其诗歌亦总会有一条焦虑不安的情绪主线始终贯穿其中。

《茨维塔耶娃诗选》[俄]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著，刘文飞｜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7月

茨维塔耶娃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艺术的其他体裁因素渗透其中。首先是她的诗歌有散文风，是散文化的诗歌，是诗歌化的散文，酣畅、随意但不凌乱。其次是明显的戏剧因素使她的诗歌极具画面感和流动性，无论长短，其作品往往都有剧烈的冲突和激烈的对白，离舞台剧本仅一步之遥。

据说从1918至1920年，她一度与莫斯科的几家剧院关系密切，创作了一系列浪漫主义“诗剧”。最后是她的诗作有高度的音乐性、歌唱性，这无疑是受到了她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不难理解，茨维塔耶娃为什么会是俄语诗人中最受作曲家青睐的一位，肖斯塔科维奇、米加艾尔·塔利维尔吉耶夫等音乐大师都曾将她的诗作谱成歌曲，比如那首布加乔娃演唱的《我喜欢您不是因为我而痛苦》。

茨维塔耶娃最后一首诗《我一直在重复第一行诗句》写于1941年3月6日。1941年8月，由于纳粹德国的铁蹄逼近莫斯科，她和儿子迁至鞑靼斯坦小城叶拉布加。也正是在这里，诗人经历了一生中最不堪承受的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危机。她希望能在作协食堂谋求一份洗碗工的工作，但申请被领导拒绝了。8月31日，她在绝望中自缢身亡。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俄国诗人悲剧性命运的一个象征，也是她在俄国文学史中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写到这里，不禁要感叹我们这一代人是幸运的，到底还能被阿赫玛耶娃和茨维塔耶娃感动，到底还能侥幸地宣布“我不曾经历沧桑”，到底还能与无数人错身而过，与世界发生关系。前行的方向感，总是藏在对历史的回望中。时间会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惟愿理想不倒，来日方长。

记得《不任性的灵魂》开篇，布罗茨基解释为何要用英语写作——为了使自己更接近“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威斯坦·休·奥登，为了“取悦一个影子”。奔赴机场前匆匆写完此文，东施效颦地放了一遍米加艾尔·塔利维尔吉耶夫谱曲、布加乔娃演唱的《我喜欢您不是因为我而痛苦》，向一个影子致敬。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