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级社会网络如何影响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

中国经济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城乡和区域之间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劳动力从中西部地区到东南沿海地区寻找工作机会，在优化了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隐忧——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有大量文献证实，留守儿童相比于非留守儿童在学业和健康等方面存在劣势（谭深，2011；孙文凯和王乙杰，2016）。尤其是在心理健康上，留守儿童的抑郁、焦虑和行为失调发生率明显高于非留守儿童（Fellmeth et al.，2018）。并且，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作为重要的非认知能力，可能影响成年后的劳动力市场表现（唐宁和谢勇，2019）。

对于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劣势，传统的理论解释主要是父母陪伴缺失引起家庭功能失位，以此为出发点的“呼吁父母回家”等政策倡议在公平性和有效性上都引起了巨大争议。本文将视角从家庭转换到学校，试图探讨留守状态在青少年社会网络形成中的作用以及社会网络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劣势形成中扮演的角色，以期提出不同的干预政策思路。

儿童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是由家庭和学校共同塑造的。尤其是在儿童的人格和心理状态的形成上，学校内的同辈群体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Bukowski et al.，2009；Rubin et al.，2015）。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和学校之间并不是孤立的，父母教育会影响子女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互动（Boucher et al.，2023）。研究青少年在学校中与同伴的互动，最好的方法是度量并分析其社会网络。

例如，美国卡罗莱纳人口中心（Carolina Population Center）发起的Add Health调查从1994年到2018年共进行了五次，数据中记录了每个学生不多于5人的好友关系。Add Health逐步成为青少年社会网络研究的基石。反观发展中国家的青少年社会网络研究，则因受制于数据而极为匮乏。中国近几年才出现一些大规模的班级社会网络调查（Li et al.， 2020；Wu et al.， 2023）。

本文利用作者及其研究团队于2019年4~5月在四川省都江堰市、三台县和北川县11所中小学的调查数据，构建了每个学生的4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社会网络和一般意义上的好友网络，并利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简称CES-D）测量了学生的抑郁征兆。通过数据可视化、描述性统计和回归分析，比较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在社会网络形态、结构上的差异，分析留守状态在网络形成中的作用，并探讨社会网络在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劣势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

相比于以往文献，本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本文首次测量了青少年学习、玩耍、信息传递等不同功能的社会网络，扩展了以往文献中“好友网络”的内涵；第二，本文是为数不多的将儿童社会网络关系成因探讨从性别、种族、家庭地位、学业扩展到留守状态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因素的研究，给出了留守儿童社交劣势的反面证据；第三，本文将以往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研究视角延伸到学校，从班级社会网络角度，探讨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差距的成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社会网络研究中关于连接形成的基本理论为群聚理论，即特质相近的人之间有更多的连接（McPherson et al.，2001）。这样的特质既可以是性别、种族和移民状态等基本人口学和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也可以是合作倾向等人格特质。

依据群聚理论，留守状态相同的少年儿童，具有相似的日常活动时空特征和共通的情感体验，而留守儿童也早已成为一部分中国农村少年儿童身上的标签和符号（叶敬忠和潘璐，2008）。按照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后发展出的自我类别化理论（Hornsey，2008），留守状态可能激发儿童的自我分类，并形成群体认同，增加和同处留守状态的同学的互动。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1。

H1：班级社会网络会按照留守状态呈现群聚现象。

如果留守状态的确是班级社会网络的群分因素，则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一定具有不同的网络特性。Li et al.（2020）的调研显示，留守儿童相比于非留守儿童具有更低的入度中心性，即更不受欢迎。此外，儿童会通过不断学习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相适应，完成社会化过程。从群体社会化理论的视角来看，儿童的社会化是沿着家庭和学校的双轨道进行的（Harris，1995）。留守儿童因为和家长共处时间少，可能会更早、更深地在学校社会化，从而在与周围以家庭社会化为主的同学交往中占据更中心的位置。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H2。

H2：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具有不同的网络中心性。

在给定社会网络的形态后，需要探讨有哪些机制可以影响心理健康。网络节点之间会发生信息、情感、行为和健康状态的传递，这一机制被社会网络分析的集大成者Christakis and Fowler（2013）总结为“社会濡染理论”。情绪和心理状态发生濡染的最典型心理学机制是共情，此外，对情绪濡染比较有影响力的解释机制是模仿-回馈。基于社会濡染理论，本文提出假说H3。

H3：心理健康状态在班级社交网络中存在传递现象，即个体心理健康状态和网络上同伴的心理健康状态正相关。

除了濡染机制之外，留守儿童之间的交往可能会产生一种群聚保护机制，以强化自己作为少数人的身份认同，避免感知到歧视。大量文献显示，被孤立和被歧视对心理健康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网络中心性同样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依据社会资本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占据网络中心位置都意味着信息、资源和声望优势（Reynolds， 2007；Burt，2017），进而满足个体的自尊需求，对心理健康产生正面影响。

总结以上三种机制，网络传递效应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好友的心理健康状况；留守状态聚集作为一种保护机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为正；更高的网络中心性虽然对应着更好的心理健康，但留守状态对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并不明确。因此，班级社会网络对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差距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班级社会网络影响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健康差距，但作用方向不确定。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来自作者及其研究团队2019年在四川省进行的实地调查。选取都江堰市、三台县和北川县三地共11所中小学为受访学校。调查问卷分为学生问卷、家长问卷和班主任问卷三类。最后共有38个班的1632名学生参与调查。所有学生都填写了基本信息和社会网络问卷，但仅六年级和九年级的学生（共791人）填写了心理健康问卷，因此，本文实证部分仅使用六年级和九年级的样本。

（二）变量说明

1. 留守状态：本文将“至少有父母中的一个人在孩子身边”的学生定义为非留守儿童，将“父母均不在孩子身边”的学生 定义为留守儿童。样本中留守儿童的比例为29.7%。

2. 心理健康指标：问卷中衡量心理健康的是CES-D。CES-D量表的完整版包含20个问题。本文使用10个问题的简化版来测度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CES-D分数就落在0～30 的区间内，分数越高表明抑郁倾向越严重。本文将CES-D总分大于等于8定义为有抑郁征兆。

3. 社会网络：本文以班为调查范围，让学生在以座位表形式给出的班名单中分别选择平时和自己 一起做作业、分享八卦、玩耍和诉说心事的对象，进而绘制出每个班级的学习、八卦、玩耍和情感网络。此外，让学生按照关系的密切程度依次写出最好朋友的名字（最多5个）从而绘制出一般意义上的好友网络。本文以个体为基本观测值，计算了入度、出度、紧密、连接和特征向量5种中心性指标。

（三）计量模型

本文首先利用同班级内学生的两两关系数据估计一个好友关系预测模型，检验留守状态是否能够预测群聚的形成；其次，本文以网络中的每一个节点为一个观测值，以各中心性指标为因变量，估计留守状态对各社会网络的影响；再次，本文估计线性均值模型验证社会网络上心理状态的传递；最后通过估计仅包含留守状态和同时包含留守状态与网络特征的心理健康决定模型探讨社会网络在留守－非留守心理健康差距中的作用。

四、实证结果

（一）留守状态与社会网络结构

当作为源节点的学生为留守儿童时，他和另一个留守儿童一起学习的概率比和非留守儿童一起学习的概率要高2.84个百分点，这一差异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他和另一个留守儿童一起谈论八卦、玩游戏和成为好朋友的概率比他和一个非留守儿童形成上述关系的概率分别高1.91、1.73和1.15个百分点。社会认同理论所预测的留守群聚效应在这四种网络上得到了验证。

但情感网络的功能较为特殊，留守儿童并未基于对方也是留守儿童这一身份特征而增加与之谈心事的可能。当源节点为非留守儿童时，他和留守儿童一起学习的概率也比和非留守儿童一起学习的概率高1.3个百分点；在其他网络中，两者没有显著差异。假说H1得到验证。

此外，学习网络中留守儿童有更高的入度中心性、紧密中心性和特征向量中心性，说明留守儿童的学习网络更加紧密，与连接生成模型的结果一致，也支持了群体社会化理论的预测。除此之外，个体的留守状态对节点的网络中心性影响不大。假说H2得到部分验证。

（二）社会网络上心理健康状态的传递

本文分别使用CES-D 分数和抑郁征兆作为被解释变量，考察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其网络上的各向外连接点的平均心理健康状态的关系。回归结果表明，心理健康状况的传递主要发生在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这两个网络中个体CES-D分数和向外连接节点的平均分数有很强的关联性，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儿童在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中形成连接需要更加密切、深入的感情交流，更容易发生反复讨论负面情绪的“共同反刍”效应（Rose，2002），从而引起负向情绪的传递。假说H3得到了部分验证。

（三）社会网络与留守－非留守心理健康差距

从CES-D分数的分布来看，留守儿童在高分段的概率密度大于非留守儿童，呈现出更严重的抑郁问题。当以CES-D分数为因变量，不控制网络特征时，回归结果表明留守儿童CES-D分数比非留守儿童高0.999分，这是父母外出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总效应。

进一步控制学习网络、八卦网络、玩耍网络、情感网络和好友网络的特征，此时留守状态的系数表示的是社会网络途径之外留守对心理健康的效果，即陪伴缺失和资源增加两种传统机制的效果。而总效应和两种传统效应的差，即为留守通过社会网络机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以学习网络为例，当控制了网络中心性、留守同伴比例和同伴心理健康之后，留守系数大于0.999，说明社会网络机制的净效应为负，即降低了留守儿童的抑郁倾向。在学习网络中，留守群聚产生了正向的保护机制，留守儿童又在学习网络中拥有更强的中心性，这两种对心理健康起到正向作用的机制占了主导，从而缓解了留守－非留守的心理健康差距。回归结果表明各个网络均缓解了留守—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但作用大小存在异质性，玩耍网络和情感网络对缓解了留守—非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差距有着最大作用。

最后，本文按照Owen值分解方法得到留守同伴比例、同伴心理健康和网络中心性这三种网络特征对R2的贡献率来更进一步探讨这三种网络特性对心理健康作用的相对大小，发现网络中心性的影响始终是最大的。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研究发现：班级社会网络整体上对留守－非留守的心理健康差距起到了缓冲作用，但不同功能的网络作用力度具有异质性。这是由各个网络上群聚保护机制、情绪传递机制和网络中心性带来的社会资本效应这三种机制的作用力度差异导致的。

本文提出适度转变留守儿童干预政策的思路，在夯实隔代照料责任、鼓励父母尽量就近就业、促进新市民融入之外，应给予学校更多的关注。学校固然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不能取代家庭，但同辈群体对留守儿童的作用不可小觑。通过合理干预班级内部的社交网络，可以起到缩小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劣势的作用。

具体而言，班主任老师可以通过座位的排布、宿管老师可以通过宿舍床位的排布，提高留守儿童成为社交网络中心节点的可能性。有条件的学校应该定期展开心理测评，为心理健康较好和较差的同学一起写作业、参加课外活动创造机会，避免负向情绪传递加剧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劣势。同时，要防止班级中的“孤立”行为，对紧密中心性较高的关键节点同学做重点引导，避免负面信息传播对个体造成的“心理霸凌”。这些措施的采取，能将父母缺位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切实改善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ID：ruraleconomy），作者：王天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周晔馨（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