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正这一生快过完了

一

客人们陆续抵达，在门前的水泥地上停好电动车，来得更早、更聪明的那拨人则把车停在有顶的车棚里。我的干爸来得最晚，迟到了半小时，我认为是他打扮耽误了时辰，他的头发梳得齐整，没有垂下一根发丝，浅棕色细条、硬挺的西装衬得他很挺拔。

客人们也都穿着最好的衣服，走上了一辆大巴，35个座位只剩下寥寥几个。大巴是我爸前一天打电话和旅行社定的，也根据座位数量邀请客人。大巴车掉头，离开我们在乡下的家，开过一条扬尘的水泥路，抵达镇上。

我们从昨晚就在W市的新家等候大巴的到来。妈六点半起床把从乡下带来的鸭子烫熟，熬制一大锅卤汤。大巴拐了个弯，驶进高速路口，行驶一个小时左右，就从S市的乡下到达了W市。两个城市相连，分享同一种方言和文化，但经济上却差距颇大。S市是个农业城市，W市沿海，是个特区。

人来齐了，就有些派对的意思，因为你不得不处在一群大部分认识但是不熟的人之间。我也很久不曾这么直面亲戚们密集的追问了——无非问一些今年几岁啦对象找了吗什么时候成家啊之类的。三叔公在人群里说以为今天是我结婚所以他才专门请假来的，他在一个浴场当保安。

他们一人拿着一个塑料碗，轮流在锅里盛卤汤，把面泡软。面是在乡下买的，卤汤锅也是从乡下的家里带来的，那个锅大得不可思议，感觉可以喂饱一百个人。卤面配上刚炸出锅的豆干、五香和鸭肉。餐桌不够坐，电视机前架起了一张折叠木桌，塑料红色椅子十多个。也都是从乡下搬来的。

说是搬家，其实搬的都是这些物件，仪式结束了还要再搬回乡下去。我们依然住在S市的乡下并且打算一直住下去，妈在村里开了一家茶叶店，所有人际关系都在小镇的范围内。我们根本不可能搬走。

那张木桌在前一晚作为祭拜天公的主桌，面对着大门，大门敞开着。快到零点，搬家仪式就开始了。妈左手拿着一个红色的托盘，上面摆着一个炉子（称作净炉，烧的是金元宝形状的燃料），右手拿一把短的竹扫帚，在各个房间的空中挥几下，伴随着左手上的一小团烟，说是能扫除一切脏东西。

所有人下楼，要把车后备箱里的东西抬上来，舅舅和姑丈来当劳动力——那些东西可够重的。舅舅用肩挑，扛起了两个巨大的竹编篮，一侧装着要供奉给神明的一只猪头，猪耳朵露在外面。

还有一个炉要烧旺一些——旺人、旺财、旺家。所以火是在那时候就点上的，一丝火焰烧到了小区的草丛里，灭了后12岁的妹妹还不放心，又上去踩了几脚。装旺炉的竹编篮子是舅公前一天砍竹子做的，编了一下午。

我们上了电梯，进屋，仿佛是第一次来。装奶茶的竹杯被妈灌满香灰，插上香，烟雾缭绕。旺炉在桌子底下烧着。妹妹准备去睡了，她嘱咐我们记得把火灭掉。她从小就在市区念书，有自己看待事物的方式。我也担心对面邻居不满。但是门敞开才能和神明进行有效的沟通。

过了一会儿，妹又从床上爬起来，说闻到了火的味道。安抚了她后，妈在阳台上烧金纸。那些金纸原先是叠在一起的，用拳头在中央转，转出圆形来，好看，燃烧的面积也大。妈拿一根铁棍撑着，保证下面的金纸都燃烧充分。灰烬在高空中飘，落到了她的头发上。

这是一个城里的房子，小区的垃圾桶上着锁，只定时开放，这意味着一种充满秩序的城市生活。全屋安装了智能管家，当你开灯关灯，开窗帘关窗帘，你都需要轻轻呼唤管家的名字。门口的智能开关在你进门时会播放禅意的音乐。卧室里的灯还有会客模式。

室内的每一层台阶都有感应灯，踏上去之后灯会渐次亮起，有时候走得快了光也追不上。一个发出奇异绿光的小喷泉摆在房子里，喷泉中有一棵荧光绿的假松树，树下插着一个时兴的路牌写着，等待浪漫也在等你。各处的柜子上摆着一套套的假书，类型不能说不丰富，《论语》旁摆《既然时光留不住》，《春秋左传》则和《青春的花开花谢》摆在一起。当然还有《北大口才课》和《哈佛投资学》。

书桌上还摆着一台苹果电脑，用手轻轻一拎就能挪动，成套的键盘和鼠标也都是塑料的——但我爸妈以为那都是真的——可见他们买下这套房子时的仓促。他们是买了房之后才告诉我的，说是要给我惊喜。但我想也是怕我极力反对。

首先是这房子太大了，太贵了。还有，在2023年的下半年，买房或许不是一个审时度势的好决定。而我感到更不妙的是，前房主是为了售卖才装修的。徒有其表，偷工减料。所以在我住进这个家的第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侧身要把台灯插电时，插座冒出一小截火花，而后像乌贼喷墨，我的手被熏黑了。

但也没有那么糟糕。

在酒桌上，我听到爸对他从小在W市长大的表弟说他曾经是多么羡慕他，现在他终于也可以了。买下一处房子就意味着你拥有了在这个城市生活的权利。虽然他从没打算真正搬过来居住，更多的是为了我和妹妹。他的妈妈生了五个儿子，三儿子去换了一个女儿回来，四儿子夭折，最小的儿子送了人。爸是长子，为了养活一家人，十五岁辍学出去打工，走南闯北。

为了赚钱用井水自制过“金三角”牌的假汽水。北方的冬天，他穿着军大衣去买烟，敞开后里面全插着烟。老板把烟放在柜台上，转身去拿别的时，爸就从衣服里掏出长得一样的假烟，把真烟塞回衣服里，再拿去卖。停电是最好的，分不清真假，是他施展手脚的好时候。这些如今看来荒唐的小把戏。之后他做了生意，又亏本。

我刚出生那几年，家里总有人来敲桌子要债。后来他终于赚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在村里建了三层楼房，那是2006年底。房子是最显性的财富象征，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看。也不得不说起我妈。有段时间爸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妈骑自行车去买卖破烂，车太重，上坡的时候只能推着，大腿和腰被磨出大片淤青，每天赚来的钱还要给爸买烟。

大概10年前，爸到国外种香蕉，妈借了很多高利贷给他。他爱说起以前的事，他们家只能喝稀粥而邻居家却能吃粒粒分明的白米饭来阐释他的处境，以及他的动力来源。三分天注定——开车的时候他喜欢听那首歌——他的右手会短暂地松开方向盘，向前握成一个拳头，跟着歌大声地吼：七分靠打拼。

因此这个房子里那些在我看来不近人情的装饰品，那些虚假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他的审美和文明的需要。更发达的城市，更大的房子，他人的夸赞，对女儿们未来的保证，这是他认为的更好生活。

搬家那天晚上，舅舅和姑丈在酒柜旁的地上发现了一小群蚁。

应该不是蚂蚁，他们说。我们趴在地上，舅舅顺着它们行进的方向挪到了柜子边，它们消失在一条缝里。我打开手机的电筒，想看得更清楚些。爸就在旁边坐着，他一句话没说，甚至没有转头看我们。他极力忽视或者不在意这些微小的迹象。这些小小的刺。而我能做的是，停止抱怨。

二

在喧闹的客厅，树根一个人静静吃着卤面。之后，他在柜子前停留了许久。只有他注意到了那些书。或者说是空壳子。手一摸就知道了。但他没有，以为是真书。他看起来礼貌而克制，或者说是拘谨。从窗户看出去，眼前只是破旧的老小区和高楼，没有海。天气不错。旁人都在说话。

受邀的大部分人都是亲戚，树根除外，爸说村里的老人就请了他一个。外婆是个爱掂量人情世故以求达到某种平衡、精确的人。她说她也不知道为什么，难道树根有什么功劳使得我爸尊敬他。

两次吃饭的间隙有一段空白的时间。我爸决定让他的表弟带着他们去海边。30多个人又爬上了大巴车。从观音山到大炮台，中间有一段路途他们下了车，在海滩上走，在红色的一国两制大字下拍照。后来我才知道，树根无法享受其中，他就是跟着去了，又跟着回来。

他对政治和旅游似乎都不感兴趣，比如很多年前他去过杭州，同行的人结伴去西湖，他却在火车站旁找了个小公园，铺上油纸，在草地上躺了一会儿，醒来以后就直接去了火车站。

真正的宴席是在下午四点多开始的。爸在小区楼下的饭馆里订了四个桌子，每桌是10人标准，但都超过了。我本想离开，那种场合我无所适从，也怕被叫起来敬酒，但最后我还是勉强坐在了舅婆旁边。她是个哑巴，我们之间没说过什么话。刚才大巴车去海边，她也没去。她给我夹菜，拿来纸巾。旁边的人都说她很殷勤。

这一桌都是女人，除了舅公，坐在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外婆旁边，快70岁了依然有种做弟弟的软弱和畏缩。舅婆从他那儿拿来手机，给我们看她的两个女儿，几个外孙女和外孙。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她只能发出几个嗯嗯哼哼的音调。但她乐于展示，从头到尾翻相册，除了给我看，也伸给另一侧的人看，吸引大家的注意力。

舅公一言不发，没有抬眼看过，也没有阻止她。她的活跃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没有人在意她给我们看什么，只是都点点头，笑着。有人夸赞她，就像在哄小孩，像是为了安抚她，让她安静下来。

即使在吃饭，我也没有把脖子上的相机摘下来，像是一个不会游泳的人身上绑着一块浮板。爸妈在每个桌前敬酒、劝酒，我就站起来，不上前，就在他们身侧拍。这可以使我的存在和沉默合理化，同时也展现了我在这个场合的参与感。

更深入和铺陈的语言在我与这群亲戚之间是失效的，不仅因为我们对彼此的生活一无所知，也因为我退化的方言都不足以使我说出一个长句。拍照是我沉默无言的存在方式。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观察和记录他们，而不显得自己格格不入。

散席时，虾还剩了一些，干妈不愿意让服务员拿打包袋，不想让这事显得麻烦或者正式，或者是她不知道如何跟服务员开口。她们把抽纸分掉，干妈把虾夹进装抽纸的塑料袋。袋子中间有一条缝，她捏着缝的两边，带着虾，再坐一个多小时的车，才能回到家。

大巴车开走一段时间后，姑姑发来消息说，树根没上车。他们在车上没找到他。

妈吓了一跳。我说，他上车了，他是第一个上车的。宴席突然间就结束了，他一个人起了身，下楼梯，出饭馆门，看到了停在路边的大巴。他没有和任何人寒暄什么，走得像是坚决，只有一条路灯下的影子跟着他。我看到他握着扶手上了大巴。我说，他一定在车上。但这条消息像是一种隐喻，人们看起来多么关心他——因为他足够老了——但事实上却又是如此地忽视他。

他的心事就是他的影子。这天他见到我，开口第一句话是——我的那个事情，他们还是不受理。

三

他叫树根，大家都叫他阿树，方言里树的音近于“秋”，所以听起来就像“阿秋”，语调微上扬。虽然他今年85岁了，但我也叫他阿秋而不是阿公，只是喊起来有些心虚。他不是那种和我有血缘关系但并无任何交流的长辈，他最初是我爷爷的朋友，妈说自从她嫁来就认识了他，他常来家里串门。妈还说爷爷和他当时在村里是最被嫌弃的两个人，一个好吃懒做，一个坐过牢，共同点是都穷得要死。

如今爷爷去世了十多年，我们在村里换了三个地方住，离树根家越来越远，但他还是常来。他的身体还算好，但新冠痊愈后手脚变得比较笨重，说话也没有那么灵了。现在他要是两天没来我家，妈就会给他打电话，怕他在自己家里出了什么事。

2006年底，我读小学三年级，有了自己的房间，那之后我开始买很多的书。他应该是在我积累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向我借书的。这是我对他最初的记忆。但很长时间我并不太当回事，只是觉得挺有趣的，毕竟我书架上多是小学生课外丛书和霸道总裁言情小说，而他那时候就已经是个老头了。

五年级，我的一篇作文登在了报纸上——现在我可以说那个创意是语文老师指导我从一本作文书里剽窃的——他把报纸拿在手里认真地看了。我想这个村子里只有他那么认真看过，然后他很确信地和我说，你以后会是一个作家。那时我感到羞愧，所以我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这句话。当然那也许只是他随口一说罢了。只是如今我离作家还很遥远却真的做了以文字为生的职业。

家里的书是我一本本买来的，我的家族里没人看书。妈只读到了小学四年级，上一辈的人更是没有上过学。识字、阅读，这与他们的实际生活无关。但他们给了我很多支持。初中住校时，我几乎每天都去拿书的快递，以至于快递员习惯性地给我发信息，去了却没有我的包裹。我后来才知道当时家里拮据，妈其实很在意我每个月一千多块钱的买书支出，但想着孩子读书总归是好的所以也没有和我说。

但那时我看的书多是如今被戏谑的流行文学，言情小说从古代君王到霸道总裁没有一个落下的。早在《甄嬛传》被翻拍成电视剧前，我就看完了原著，七本，除了上课和自习，我在宿舍的床上一天能读完一本，读完后伸出手把书传给下铺，继续看下一本。那时候读书无人干涉也无人引导，对我来说没有什么该读或者不该读的，就是贪婪和近乎痴迷。

但也孤独，没人在意我读什么，也没人在意那些书。而他是我和这些书唯一的同盟者。

我住校的时候，树根来借书，妈就让他自己上楼拿。后来我又搬了一次家，还是在村里，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上了大学，他也不再来借书了。

印象里他手上总是拿着一把手电筒，可能是下了班才来的。或者是休假，他好像住在厂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好像在一个啤酒厂上班，头发还是黑色的，穿得整齐。说了这么多好像，因为那只是我关于他的模糊记忆。记忆只有这些了。而伴随着我的，是由此而生的想象和好奇。

借书的那几年里，他都喜欢看什么样的书？以前我没有深究过。在这样一个几乎无人阅读的乡下，这个老人，为什么会成为我书架上唯一的借阅者？

有一年，我那时候在北京上大学，假期带着相机在村里闲逛，碰见了他。他手里提着一桶酱油或者是食用油，刚要回家。他说，要不要去我家看看？

那天我才知道他的生活。夫妻二人和小儿子住在一起，是他们60多年前的房子，在古厝里。小儿子娶了一个越南新娘，两人吵架，对方回了越南，留下了一个儿子。男孩五六岁，很活泼，拉着我的手玩，说起话来也机灵，父母的分离还没在他身上留下什么深刻的痕迹。他的小儿子为我煮了一碗水饺。我知道了他生活的大概图景。但那一次，他没有和我说起那件心事。

四

搬家后的第二天上午，爸开车带我回了S市的乡下，他要去庵里参加一场婚宴——邻居家的女儿嫁人了——其实他就打算去吃个卤面。但他必须得去，这在乡下是情谊也像义务。这是他的事。而我则是前一天答应了树根，要去他家里帮他看看他的“事”。妈和妹妹还留在W市——我们得在新房里至少住三天，以完成整套搬家仪式。所以我和爸也会在当日再返回W市。

我到树根家的时候，他的妻子正在洗头发，在露天的厅里，在水龙头下。他们住的地方是从三房分出来的一个小厝，从前住着好几户人家，现在只剩下他们一家人。之前他花了5500块钱买了表弟的房间，两个儿子结婚的时候，一人分了一间房，他和妻子反而没地方住。

他曾想过买两层的铁皮房，有卧室也有厨房，一间五六千块钱。但妻子担心夏天太热，而且安置在哪儿呢？他说，放在厝前的空地上，或者放在田里。后来他的大儿子一家搬了出去，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树根从卧室里拿出了一个蓝色的尼龙购物袋，里面装着那些材料。

事情发生在1964年，他25岁，结婚不到四个月，在镇上的粮站担任临时助征员。他是那个年代是极少数读过书的人，先是在市区的学校，后来又去福州念机电专业。中专毕业后，分配给他的工作钱太少，一个月工资不够买一只母鸡。所以他回到了镇上，先是在一个农场的研究所上班，后来才去的粮站。

1961年，他被派去省会深造。行李都收拾好了。但他记得那会儿有消息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就搁置了。他一一数过过往人生的可能性，最后命运让他去了粮站，才有了后来的事。

现在一份判决书在我面前的矮桌上展开，上面写，戴树根在“粮换肥”的工作期间，伪造了两张单子。被发现后他坦白了犯罪事实，“同时退回全部赃款385.26元”。看着并不严重。但后边写道，贪污行为发生在当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应从严惩处。刑期二年六个月。

他先是在S市的监狱里待了一段时间，那时候新婚妻子还能去探望他。后来他就被送去了一个劳改农场，他记得在清流。但他已经忘了是留还是流了，还是他的小儿子经过我们时用抖音搜索出来的，而后他就继续去剁饺子馅了。他在树根之前工作的啤酒厂载酒，最近活少，会包些饺子去卖钱。

父子间的关系并不好。树根气自己花了钱给他娶媳妇，他却跟人吵架，把人气走了。即使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们也像分家，用两个厨房，各自做饭和吃饭。

清流农场在福建的西北部，曾经是一片荒山野岭，却是省属首个建设的劳改农场。人们开垦荒山，种植粮食，修建房屋，还陆续办起了各类工厂。资料上说，这个监狱的精神在福建省监狱系统内广为传颂。对于那段日子，他或许是忘了，也或许是他不想再回忆，他什么都没说。

服完刑后，他回到村里，成了一个劳改犯。原来光明的前程都没有了。连荔枝都摘不了，有人跟他说劳改犯不能摘荔枝。那时候大队分配工作，很多活都落不到他身上，“没人要”。他只能做最苦最累的活计。你可以说他确实做错了事情。他也认为这是自己应该承受的。

20年过去了。1985年某一天，村干部告诉他，去法院一趟。

我不是已经坐完牢了吗？他想，还要我怎么样呢？

事情出乎他的意料。他领回了另一份刑事判决书。上面写着，原判过重。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并退回全部赃款，可从轻处理——犯贪污罪，免于刑事处分。也就是说，他本不需要坐牢。这份判决像天意一样，凭空出现在他已经因为服刑而剧烈变化的生活里。

他带着这一张纸回了家。但什么都改变不了。叫他劳改犯的人还是这么叫他，失去的工作也要不回来。煎熬是煎熬，但他也没想过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不种田后，他的生计倚赖村里的一个人，先是在他的水泥砖厂打工，离家远，住在宿舍里，工资六百块钱。后来去了那个人的啤酒中转站打工，在一堆啤酒瓶罐里捡印着“再来一瓶”的奖罐，计算好，送回厂里去换啤酒。

如今家里挂着的红灯笼上也贴着那个啤酒的牌子。我也才知道，70多岁的时候，他还去过两趟广州，爸当时在那里做生意，让树根负责给四个人做饭。不仅因为他做饭过得去，还因为当时他还是很穷。当时他年纪已经太大了，爸还是跟树根的儿子签的合同。

等待真正的不甘心出现，还要30多年。

2018年，树根80岁左右，还在啤酒厂。一个村民跟他说，国家有个法律，叫《赔偿法》，可以对像他这样错误服刑的人进行赔偿。那是他第一次知道，他可以为过去失掉的东西——自由、工作、名誉——争取些什么。

他开始行动。先是去了给出两份判决法院，原判的法官却已经去世了。接待他的人给他打印出《国家赔偿法》，上面写道，本法适用于1995年后的案例。也就是说，他的案子并不在其列。

看到这句沉甸甸的话，我尽量委婉地和他说起失败的可能性。但他突然脸色一沉，沉默一会儿，说，是吗？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很残忍，我又说，等我回北京，先去咨询一下律师。他的理由执拗而翻来覆去，他是公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时间不是，他想不明白，也不这样想的。

这几年，他走了很多地方。用老人卡坐公交车免费，他先骑电动车去镇上，寄存好电动车，搭公交去市区，到站下车，走到对面，走回一会儿，拐弯，走到四岔路口，拐弯再走二十三公尺，就到法院。中级法院在另一个地方，更远，要转一趟公交车，到站下车后走一会儿。他经常要去“喊一喊”。

每天都去跟那些法官“辩论”，他的妻子说。她搬来凳子在我们旁边坐下，她对他反复讲起这件事很宽容，为他感到不平。但她也说，他的记忆越来越差，“成天想这些事，把脑袋都想坏掉了。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

2023年3月2日，他收到了S市市辖区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通知书。

五

那天去树根家里，树根说要当导游，带我在古厝里转转。走出门，我们绕到房子后面，那里有一扇被废弃的木门，里头改建成了厕所，两个老人用起来方便。一条白色的管道从厕所里爬出来，在房子的侧边拐了个直角，把污水泄到一条水沟里。他说那里脏死了。他们尽量忽略那里，孩子玩耍也避开那里。不过周边没有住户，所以也没有什么人真正在意。

曾经村庄的中心是庵，里面供着几尊佛像，除了保生大帝、关公外，还有秦始皇和武则天。是人们祭拜、婚嫁丧葬的场所，曾经也是孩子的游乐场、大人的交际场所。庵前有一面狭长的池塘，人们在池塘的一侧建房，往里排污水和扔垃圾，黑乎乎的，发出恶臭。小时候我在想人要是掉了进去一定会被垃圾缠上的。上面还停着一条破散的木船，变成了混浊的一部分。

直到2012年，它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池塘的东西被捞了干净，每年往里面投几千条的鱼。池塘在村庄的最低处，往上是庵，接着是层层的住房。古建筑的主体是七座大厝，坐南朝北，像是一个大的迷宫，在各个大厝里穿梭，路弯折而狭小。

这些大厝是曾经某个人的后代建的，正式的名字是——凤栖堂、南凤堂、凤福堂、园凤堂。但如今就只被称作大房，二房，三房，四房……这不仅仅是对建筑的分类，也是对生在厝里的人的分类，像是族谱。比如奶奶是大房的。爷爷是三房的，在大房生活，但去世之前他要求“回”三房，他的牌位和遗照如今都摆在三房主屋供台上，葬礼也是在那里举行的。

对于他来说，这意味着他的来处与归处。我从小是在大房长大的，厝里住不下，人们以厝为中心修建房屋。爸妈结婚后在旁边建了个水泥小平房，没有浴室和厕所。妈在这里生下我，一个邻居女人接生的。如今小平房已经废弃，门前堆满了老人们捡来的垃圾，还种了很多菜。

每年除夕我们会回去贴春联。每次看到墙上的小口子我都会想起爷爷，他曾经用小刀一点点刮下我贴在墙上的奖状，将它们收集起来，让我带到新房去。爷爷最后几年也是在这里过的，他得了皮肤病，不见光也不见人，门始终锁着。我偶尔来给他送饭。他打开门，光线里的细尘在门边上飞舞，他就在门后的阴影里，那时候我是有些害怕的。

奶奶的遗照摆在大房的主屋里，用相框立住，她是在我四岁的时候去世的，在之后好几年，大人们会指着她的遗照问我她叫什么。后来那些遗照被收了起来，主屋上了锁。我也忘了她的名字。

每次回来，我都会想起这些事情。有些人已经见不到了，有些人似乎永远在那儿。

有一年，我发现大房边搭着建筑的支撑物——说是有倒塌的危险——现在又拆掉了。大房里现在住着我的一个伯婆，童年伙伴的伯父一家人。他的妻子是越南人。我偶遇了她，她搭住我的肩膀，会说本地方言，但不会普通话。

她说自己叫华为，在这里十多年了，生了一个女儿，没有打算离开。她在越南还有一个孩子，她会寄钱回去。村里人依然叫她“越南啊”，女儿被叫“越南仔”。还有些女人回了越南，比如树根的儿媳，她的姐姐和妹妹都嫁到了这个镇上。

她的孩子和我说，他经常和妈妈视频，估计他被人问起很多次这个问题。但树根说孙子在家几乎不提起妈妈，也很少视频。他们把办签证的文件送去越南，但对方没有去拿。她应该是不会回来了。

我遇到了小卖部的老板，元龙。这是我童年时期最甜蜜的名字，意味着零食和饮料。我从窗口看到他正在打瞌睡。他见到我脖子上的相机，问我是不是来旅游的。我说我是谁的女儿，他一下就喊出我的名字。小卖部的窗是旧式的，用木板一块块填上，半夜有人敲门买东西，他又把木板一块块拆下来。

这么大的七房古厝，如今住的人不过几十个了，元龙说。他的生意只能勉强维持，所以还在种田维生。有个人租了他的地种水仙花，送了他一把，那天就插在饮料瓶里，放在柜台上。他说起自己的母亲生了十个孩子，他一个个数过去，如今死的死，老的老，只剩下他一个人还在劳动。他在窗前坐下，翘腿，比划手，左顾右盼，他讲故事的姿态仿佛他占有和守护着这个地方。

旁边一户是顺儿阿婆，过年她就89岁了。离开家后很多年，我都担心她会死去。因为她看起来实在太老了，又独自居住在一个黑乎乎的房子里，我经过的时候，会在她的窗前唤阿婆，如果她听到了，会应我，让我进去看她。

屋里有一个用泥土砌成的隔间，放着几尊佛像。以前我对她的家有种奇异的印象，总是烧香，红色的光打在佛身上。她是神婆，会附身。妈说我小时候总是去她那儿，因为供奉佛像零食很多。有一次正好碰上她“附身”，我去拍了拍她的大腿，惊慌地问她是不是要吐了。是妈说起这些的。我早就忘了。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拜访她和佛，屋里的红光没了，佛像上有灰。

去年她在屋里摔倒所以再也没法走出家门。子女给她剃了光头，她坐在草席上，声音还很洪亮，嘴里说着很多祝福人的话——那是她许多年的职业惯性了。

村里还有一座被称为“古城堡”的建筑，是圆形的三层石楼建筑，里头有53间房屋，分三层环列。树根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每个房子的门小，但因为是圆形的，内里有更大的空间。门口的石匾上写着乐居。我想象过曾经这里热闹而繁盛的样子。

那是我没有经历过的时代。我曾走进没有上锁的房间，楼梯可以通到二楼，踩上去感觉脚底是软的，让人不敢再向前。正门对面的两排房子已经倒塌，那是树根父母生活的房间。从石头缝隙里长出来的植物十分茂盛。院子里有一口古老的八卦形石井，但最上面压的石头被人偷走了，现在在井口加了铁杆。井下沿壁长出植物。

因为这是文物保护单位，树根曾有两年的时候承接了这座城堡的卫生，拔杂草，消毒，清理垃圾。他如此深地参与了这个村庄的历史。我不知道一个人只要年纪足够大就能经历这么多事还是只有他这样，因为他一直在寻找新的活路，不是活法，只是活路。

倒塌的两座房子后边的那面石墙依然稳固，可以看到每一块石头搭起来的痕迹。有几只鸽子在最上方的墙沿停歇。曾经一定有一棵树在石墙里长出，因为如今墙上紧紧嵌进去了干枯却繁密的树根。就像他的名字一样。他在这里生长起来，在这里安静度日，也将在这里安静地死去。

也是这天，爸在庵里向我介绍了一个人，说那是我童年最亲近的玩伴。他说他也认不出我了。我们的房子中间有一条小河沟，小时候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起上厕所。大人们都去公厕。我们总是吵架，又有和好的需求，因为要一起走路去上学。

还有另一个男孩，性格软，夹在我们中间，是个受气包。那时候我吃不下的饭菜总是要拨到他们的碗里去，我是一个霸道、任性的玩伴。他们都没有念完中学，很快出来工作，也都没有离开故乡。他的妈妈坐在庵里，她的前夫去世了之后她终于可以这样安然地坐在那里。记忆里他妈会从我家门口跑过，他爸在后头拿着菜刀追。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外地躲着，离了婚。

有一年，他爸被发现死在家里的天台，旁边有啤酒和农药。现在他的脸已经变圆了，人也没有了棱角，看起来温和许多，在一家修车铺工作。我第一次认真看他的朋友圈，他发自己修车的视频，多是体型庞大的拖拉机，配上要与之搏斗的文字。

很久之前，有一次我们吵架，我说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那时候我已经搬进了大房子里，也离开村子去市区上学。我从那时就在失去与这座村子的联系，我在这里不再有伙伴了。

六

如今没事可干，树根会去打麻将。但年纪大了反应慢，牌桌上的人总催促他。他说，去给人送钱还要被骂。他的右手背在左手掌上拍了两下，以显示这个事实的无可奈何。也有时候，他会来我家里刷抖音，妈给他连上了wifi，刷视频不用花流量钱。他没有登陆账户，只会一直滑动。

他从来都穿成套的深蓝色中山装，左侧口袋的上方开了一个口子，插进去一根蓝色的圆珠笔，仿佛随时需要被取用。去W市那天他就穿着这套衣服，我以为是他隆重地打扮，原来这只是他的日常穿着。有人说她认识树根几十年从没见过他的布鞋上有泥。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个体面的老头，不知道他坐过牢，然后发现自己不需要坐牢，却又被劳改犯的身份困扰了很多年。

北京是一个希望。他年纪太大不好坐飞机，那就买火车的卧铺，傍晚四五点从W市出发，第二天早上九点多就到北京了。也是在我家，他听说了有这么一趟列车。他请求对方跟着他一起去北京，他出两万块钱承担费用，他甚至都不记得那人的名字，但他十分迫切有人可以帮他。

但对方还是拒绝了，他说树根那么多后代，怎么能轮到自己？树根也让儿子开车带自己去省会，但儿子认为去了也没有结果。他也只能去镇上给省会的法院寄挂号信，打收件人的电话。

树根到处说这件事，听的人都说，他现在是老顽固了，还说他想的是没有可能的事。

但只有一点点的可能性，树根也还想去一趟北京，就算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六十多岁的时候他曾坐过十几次火车，押香蕉去北方，最远去过黑龙江的鸡西。我们镇上盛产香蕉，十几年前很多人在做香蕉生意，在镇上收香蕉，一筐筐装上铁路货车。

他和香蕉住在一起，在车厢搭了一个地方睡觉，妻子总担心筐子掉下来砸到他。从S市的火车站出发，到鸡西要一个礼拜， 他带着泡面和热水瓶，途中到了站就跑下去抢灌热水，烫泡面吃。

回到北京后我去打听了。有人跟我说，他的诉求首先是不合理的——《赔偿法》是1995年1月1日起效的，不溯及既往，树根的案子并不在《赔偿法》的受理范围。而且，他太老了。这件事一旦拖着，他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跟着耗下去了——他不会得到他想要的结果的。

如果没有赔偿，他说，有个道歉也是好的。来村里或者镇上开个研讨小组，或者在村里的广播告知全村人他的清白。他背出了《赔偿法》的第三十五条——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妈说其实现在基本没人记得这件事了，也没有人在意。除了他自己。

年初我回家过年，我正坐在家里的客厅，他突然冒了出来。来我家时，他一般会先去厨房找外婆聊几句再到客厅。他称外婆是国宝（有儿女给养老），自己是“死好”，死了才好。不是那种哀怨的语气，你可以认作是故作轻松的玩笑话，还押上了韵。

但也是一部分的事实——小儿子没钱，大儿子说等他花完了积蓄再给他。现在每个月他和妻子的新农合养老金加起来300块钱，还有900块钱的固定收入。他烟酒不沾，茶偶尔喝喝，在我家买的最便宜的50块钱一斤的茶叶，他妻子泡两遍丢了他也觉得浪费。

他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快12点了，要回去做午饭。他踏上天蓝色和白色相间的小型电动车，看起来像个塑料玩具。但被他擦拭得干净。车上挂着他从超市和镇上买来的鸡蛋、干贝和笋。

我没有说，不可能，别想了。但他或许已经听明白了其中的意思。他反复地说起他的依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我是公民。就像口号一样。

他可能会继续等下去，等回复，或者，再想新的办法。他说，反正这一生快过完了。这是真的。

七

过完年，我回北京之前，我让妈给树根打电话，想让他来我的新书架看看。三年前，我们在村里又换了一个地方住，我拥有了更广阔的书架，所有的书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有些书是一本本叠着放的，有些书能占据中心位置，露出自己的书脊。

树根站在那儿，大部分是以前他见到过的书，他说自己全部忘了，忘了看过什么书，忘了书里的内容。他拿了一本《万历十五年》。在更上方，还有一套七册的《明朝那些事儿》，我拿了前两本给他。他说三本够了。他的意思是这一生剩下的日子还不一定能读完三本书。在得知有一系列后，那天他带走了前三本的《明朝那些事》，《万历十五年》则被放了回去。

从前也是这样，我不知道他是如何给自己定了这个规矩，这还是妈说的，他从来不会借走超过三本书。我想和他聊聊当年和我借书的事，聊聊他说我长大后会写东西的事。但他好像已经不再感兴趣了。

我每年会回两次家，要么坐20个小时的过夜列车，要么坐飞机到W市，再搭一个小时的车。我每年回来，看的更多也是房子的状态，我与在这里的人基本失去了所有联系。我在这里度过人生最早的10年，之后就走得越来越远了，日常生活里完全用不到本地方言。

回到这里，听他们说话，也有很多听不懂的地方，我就录音，找人翻译，仿佛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我说起来也是奇怪的腔调，夹杂着普通话。到了妹妹这里，她更是一句方言都不说了，她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搬离古厝，村子对她没有意义，她喜欢待在自己的卧室里。有时候我带她去古厝，以导游的积极姿态向她展示我的记忆。

但她对我的热情感到不耐烦，提醒我墙上的标语——老旧房屋危险，请勿靠近。

那条肮脏、臭气熏天的湖是记忆里昏暗的一部分，如今是光洁发亮的水面和数以千计的鱼。村子曾经有新生的可能性——就像小卖部的老板元龙盼望的那样——在评了“古村落”后，游客会络绎不绝地来。

我对此一直持有怀疑态度，除了私心，也因为景象实在太过贫乏——没有什么旅游的景点与纪念物——如今很多人到乡村去寻找自然风光与宁静，我的村子不在其列。这里终究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一切都在消失、倒塌，不会出现新的人，不会有什么新的关系发生。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先生制造（ID：EsquireStudio），作者：戴敏洁，编辑：chen，摄影：戴敏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