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作家，站在中国文学地图的腰眼上

捧着作家冯杰的《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不用掀开书皮儿就知道是河南人写的，书页墨香中掺着一点荆芥，还漂着一点油嗤啦。

出生在厨师之乡长垣的冯杰，跟开封一条黄河之隔，他带着读者趟过河，在《清明上河图》里闲逛荡一番。一千年过去了，《东京梦华录》的遗民气已经淡去，现代人冯杰回过头去，从味觉出发，重新探索汴梁的声色和犬马。

《闲逛荡：东京开封府生活手册》

冯杰 | 著

作家出版社

2023年11月

这是货真价实的闲逛荡，冯杰在《清明上河图》里数人头，他查出图里一共有824个人物，95头驴牛骡子马。不过中原人的幽默藏不住，《戴院长吃豆腐》一篇写的是戴宗去东京出差，被一盘麻婆豆腐麻翻在地，文末突然来了一句：“忽然听牛老板高声叫：快看，杞县的大诗人王耀军来了，当代诗坛神行太保。我今天要请他给我墙上题诗，中午上豆腐全宴。冯老师，你一定得来作陪！”

我顿时胖脸绯红，果然亲不亲家乡人，冯老师这是把我植入进去了吗，我本名就叫耀军啊。不过谨慎起见，还是查了一下，到底那个杞人忧天的地方有没有一个叫王耀军的诗人。这一查不要紧，人家有百度百科，落榜老高中生，精神略有失常，浪游中州大地，收容如同吃饭，经常在墙上刷他的诗和嘉言，其中一面破墙刷：“中国六千年来四大名人：伏羲氏创天下，毛泽东打天下，邓小平治天下，王耀军游天下。”落款1994年写于周口。

一、把悲剧当喜剧，把苦难当笑话

王耀军是河南作家宿命式的趣味，发自本能的戏谑。这种与生俱来的中原味道，在河南作家以外很难发现。

作为一个文学门外汉，我看书的方式就是乱读，跟着气味走，越熟悉越共鸣，所以打小对河南作家情有独钟。中学时读李凖的《黄河东流去》，描写黄河发大水：

“怎么这么大灰气？什么也看不清！”话音还没落地，只见从东北方向，齐陡陡，一丈多高的黄河水头，像墙一样压了下来。李麦还当是云彩，天亮眼尖，她看到几个大麦垛漂在半空，就急忙大声喊：“水！黄河水下来了！”

作为一个住在黄河边，曾坐着木船横渡黄河的孩子，看到我的口头语“齐陡陡”入了书，看到黄河之水天上来，心里咣当一下，就魇住了，癔症了，用现在的话说叫“入坑了”。

读张一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是十几岁。1960年代，李铜钟为了不使乡亲们在大饥荒中饿死，带领社员抢了粮库5万斤粮食，最后入狱而死。

故事很悲惨，我却只记住了里面的喜剧情节，爱国卫生运动评比大会上，“张双喜谦卑地说‘俺李家寨卫生运动也老落后，站不到人前头。可经过领导帮扶，向先进看齐，俺那才上碾的小毛驴儿总算养成了刷牙的习惯。……’真是语惊四座，使得外队的所有汇报统统黯然失色了。”

当时年纪太小，只顾着乐，后来才明白，把悲剧当喜剧写，把苦难当笑话写，写出大悲剧、大苦难，写出对政治忍不住的关怀，对脚下土地“恨之入骨”的爱，那是我们河南作家的独门秘籍。在这方面，河南作家有某种共同的特质，而且很难被模仿。

今年是金庸100周年诞辰，我正在重读他老人家的武侠小说，满脑子都是武侠。于是恶搞了一下，把我喜欢的河南作家——当然是还在世的，编入我最喜欢的一个武侠组合——江南七怪。这纯属生拉硬拽，其实并不匹配，但为了好玩我就不要命了。

阵容如下：飞天蝙蝠李佩甫、妙手书生刘震云、马王神阎连科、南山樵子李洱、笑弥陀刘庆邦、闹市侠隐冯杰、越女剑梁鸿。安排阵容的时候，有热爱武侠的朋友提议，越女剑也可以是写《宝水》的乔叶，她是我们河南的宝贝疙瘩。

飞天蝙蝠年纪最大，武功也高，是带头大哥。当年《羊的门》一出，群雄束手，至今仍属于独孤九剑级别。妙手书生性格诙谐，喜欢讲笑话，所以《一日三秋》里花二娘在延津听了三千年笑话。马王神有三只眼，能看穿世道，正如《受活》的狂想现实主义。南山樵子言必有中，切中要害，《应物兄》对知识分子的刻画亦入骨入魂。笑弥陀为人谦和，擅长死磕，当年读《神木》冲得我潸然泪下，而且刘庆邦有佛相，有慈悲心。闹市侠隐街上闲逛，写写画画，倾吐着对《北中原》的土味情话。越女剑锦心绣口，一生要“出梁庄记”，却又念叨着“中国在梁庄”。

这个阵容一摆，我就有了我们村的老娘们当街一站、两手掐腰、腆胸迭肚的气势，走向世界不敢讲，冲出亚洲问题不大。

二、河南作家文学地图

在北京与河南老乡吃饭的时候，总要互相问一下对方是豫南豫北，还是豫东豫西，然后有一番说辞，什么焦作人肯吃苦，信阳人能抱团，濮阳人爱享受，周口人胆子大，洛阳人长得好看，南阳人有文化，都能给你盘个三四五六。当然任何一个省都有这种传统。

这个道理用在文学上也一样成立。学者杨义有一个口号：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他在《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里写道：“中国文学如《诗经》《楚辞》从源头上就与地理结缘，这是一个古老的农耕社会带根本意义的情结和模式，不讲地理渊源是不能讲到这些文学经典的根的。”

《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

杨义 |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1月

把文学地图的研究方法转换成读书的方法，再去读河南作家的作品，画一幅河南文学地理草图，应该也挺有意思。比如刘庆邦是周口沈丘县人，属于豫东，他写的小说《神木》被改编成电影《盲井》，如果不了解他的“宦游地”——当过新密的煤矿工人，就难明白为什么能写出《神木》，以及那么些煤矿题材小说。

李佩甫是许昌人，他在《羊的门》里写自己的豫中平原：“踏上平原，你会闻到一股干干腥腥的气息，稍稍过一会儿，你会发现这气息偏甜，那甜里还含着一点涩，一点腻，一点点沙。”“这就是平原的气息，平原的气息是叫人慢慢醉的。春日里，那雨后新湿的乡间土路上，那隐隐的酒气里会泛出一股女性的肉味……腐酸里会散出一股男人下体的臭味。”许昌离漯河的南街村只有几十里地，那可是中国最有名的村庄之一。如果李佩甫没有好奇地看过南街村，如果《羊的门》里呼天成没有受到王宏斌的神秘启示，那我敢说点啥。

梁鸿是南阳邓州梁庄人，南阳和襄阳争了一千多年诸葛亮，有学者考证，其实诸葛亮生活在邓州，只不过邓州人不爱争，也不爱吭。梁鸿的人生，是那种在最贫瘠的环境里最坚韧地挣扎，把自己拔出泥沼的故事。她的前半生就是拼命出去，走出去的时候流着眼泪，后半生就是频频回去，回去的时候也流着眼泪。梁鸿和梁庄的关系，像地头上的蒺藜一样扎得疼，又像疙疤草一样砍不断。

阎连科是洛阳嵩县人，从村庄出发到部队，最终到大学教书。阎连科开玩笑说他们村是世界的中心，因为河南古代是中原的中心，他们嵩县又是河南的中心（洛阳“处于天下之中”），他的村子荒诞又永恒，生了人不报户口，死了人不注销户口，最富的人上亿资产，最穷的人吃不起饺子。村里的男女谈恋爱，女的不同意，男的泼了女的硫酸，但是女方不找警察，而是对男人说，要么娶了她，要么赔10万块钱。不管多么神魔，多么狂想现实主义，《受活》就是写的他的村庄，不管《丁庄梦》多么灼痛，写的也是对自己乡亲的感情。阎连科说，如果丢掉村庄，他就丢掉了一切。

李洱是济源五龙口镇五龙头村人，属于豫西，在古代是荒僻之地，《水浒传》里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武都头十字坡遇张青的地方，离李洱家也就几十里地。李洱偏重写知识分子，但写乡村也是高手，《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农村人，在河南作家里最具现代气质，在其他人向后看的时候，他笔下的乡村在向前看。

刘震云老家延津已经和高密、额尔古纳河右岸一样，成为一个文学地名，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地图。延津、塔埔、黄河、渡口、传教士，刘震云建构了一个延津文学王国。那里是黄河的灾区，北方的大饥荒场场不落。外国传教士老詹去延津传教，被从教堂赶到一个破庙，每天晚上都要给菩萨上香：“菩萨，保佑我再发展一个天主教教徒吧。”

刘震云跟延津开着玩笑。他在《故乡相处流传》里让曹丞相路过延津，军队秋毫无犯，夜深人静的时候除了捏捏脚，另一个爱好是玩妇女，要求比较宽松，说“生瓜蛋子有什么意思？” 所以乡亲们很拥护他。有天曹丞相问：“猪蛋，我这生活是否有些特殊化？”猪蛋啐口唾沫答：“什么特殊，我们延津几十万人，连吃带日，还管不起你一个！”玩笑归玩笑，刘震云的小说人物，同样一辈子在出延津和回延津之间纠缠，我们豫北话叫“嬲”。

冯杰家在长垣，有那么几回曾属于濮阳，是离我最近的河南作家。冯杰家离延津百十里地，都是豫北。刘震云不安分，冯杰安分。不管《北中原》《午夜异语》还是《闲逛荡》，读的时候我常发出两声感叹，第一声是谢谢他为我们北中原记录了即将消失的习俗、童谣、笑话、传说、鬼故事，正被年轻人淡忘的吃食，感谢他为平原上的猪马牛羊猴兔、棉花、大豆、秦椒、核桃、鲤鱼作传，他是鬼魅仙妖的知心老哥；第二声就是感叹我的娘啊，幸亏冯杰老师心无旁骛，连个普通话都懒得讲，否则我们这块黄河沙土地拿什么留人。

三、文学的出走与留守

在《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里，杨义还写：“文学地理学第一个问题是地域文化，第二个问题是作家的出生地、宦游地、流放地。还有作家群体的汇合、形成和最后风流云散的集散地。”

我们河南这江南七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从豫南、豫北、豫西、豫东各自的乡村出发，经过当兵、考学、转干、分配、教书、当记者、考研、调动、考博，就像听到了某种集结号，就像《十月围城》里某个奇怪的目标，最后落脚在郑州和北京两个地方。在大学里、协会里谋生，在大城市窝蜷下来，然后一趟趟地回老家。北京和老家，都成了并非久居之地的“梁园”，把叹息和孤独感撒了一路。他们的人生轨迹，一半是出走，一半是留守。

我对刘震云小说中一个情节记忆深刻。老汪的女儿掉水缸里淹死了，老汪很伤心，他带着家人离开延津，“他一直往西走，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到了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

这个情节不仅属于伤心的老汪，也是作家走出家乡的某种隐喻。

作家的宦游和流放不独指古代（流放文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学类型），放在现当代作家身上一样适用。李洱的《导师死了》《花腔》《应物兄》，和他的人生经历有解不开的联系，包括《石榴树上结樱桃》，仍然是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对乡村命运的思考。梁鸿如果没有走出梁庄，就不会有文学地图上的梁庄。

梁鸿的学者式写作，阎连科的世界性写作，刘震云的哲学式写作，李洱的知识分子式写作，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流放文学。他们的肉身出走，而文学经过淬火之后回归。

像寇流兰和伍子胥，写起故乡来，反手一刀并不留情，因体会得深沉，所以扎的都是腰眼。但感情也是藏不住的，这就是忍不住的关怀，是恨之入骨的爱。他们共同体现出一种经过改造后的中原情结。他们站在了中国文学地图的腰眼上。而冯杰选择了中国文人的写作方式，用笔记式写作，诗、书、画、文一起，为中原画像，打着一个幡儿，摇着铃铛招着魂儿，这是一种自觉的文学留守。

关于出走与留守，在古代和现代，在文学和社会，在乡人和知识人，都是值得探究的话题。一篇小文，一点感想，想不了那么深，累得眼疼，只有停笔了。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经观书评 （ID：jingguanshuping），作者：潘采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