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 中国新闻周刊（ID：chinanewsweekly）
作者 | 霍思伊
题图 | 新华社，1984年1月26日，邓小平在深圳蛇口“海上世界”旅游中心眺望蛇口工业区
1984年1月24日至26日，邓小平在深圳时，没有讲话，没有题词。
几天后，1984年2月1日年三十早晨，邓小平散步后回到房间，桌上已经摆了一张纸。此时，邓小平的南方视察，已经走到了第三站广州。
此前他在珠海，题了一句“珠海经济特区好”。深圳市委听说后，很着急，“珠海好，深圳怎么办呢？”
曾跟随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参与经济特区建设全过程的国务院原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特区最有成果的是深圳，但邓小平在深圳没有表态，只说回京再说，因为当时在中央，对于特区的建设有分歧。
按照《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的分析，对建设特区一直很坚定的邓小平，从1982年开始，采取“守势”。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广州珠岛宾馆里，邓小平提笔落字，一气呵成，写道：“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落款是1984年1月26日，那是他在深圳的最后一天。
曾任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的吴南生对一个细节印象深刻。邓小平题词的内容是由他草拟的，最初他写的是：“实践证明中央关于办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邓小平看后，想了想，将“中央”两个字划去，改成了“我们”。
吴南生后来总结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时说，特区最大的功劳就是突破，引进了市场经济，应该说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从特区开始的。
1984年1月28日，视察深圳结束后，邓小平登上了中山市的罗三妹山。下山时，道路崎岖不平，工作人员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说：“不走回头路。”
先手
1978年，国门初开。
在毗邻香港的广东宝安县，日趋严重的逃港风潮让中央十分头疼。
1978年1月至11月，仅宝安一县，外逃人数就达1.38万人，逃出7037人，一些基层干部甚至带头出逃。1979年，情况更甚，逃港风潮蔓延至广东全境，宝安一地就堵截收容了外逃人员4.6万多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
外逃者的动力来自内地与香港巨大的经济落差。仅一河之隔，1978年宝安县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134元人民币，而对岸的香港农民收入为1.3万元港币。
在宝安，两种社会制度与两种经济体制以一种最直白的方式碰撞、交锋。
对于逃港潮，邓小平在1977年11月视察广东时就直指本质：“最大的问题是政策问题。”
粉碎“四人帮”之后，人心思改革，人心思开放。在中央层面，这点早就形成共识，问题是如何在不失控的前提下开局？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1979年1月，宝安撤县建市，改名深圳。
一个月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连夜给习仲勋和杨尚昆发了一封长达1300字的电报。在电报中，吴南生提出，在广东先划出一块地方，用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把先进的东西引进来。他说，象棋里有“先手”，就是先走一步，掌握主动权。“现在要贯彻三中全会的决定，我主张广东先走一步。”
1979年4月5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会上，广东省提出要“先走一步”，在深圳、珠海和汕头设立对外加工贸易区，引进外资。福建听后，也很心动。经过讨论，中央决定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厦门等地划出一定区域，单独管理，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
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原主任钟坚在《大试验：中国经济特区创办始末》中指出：中央首先选择在广东、福建两省创办经济特区，主要是因为两省具有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两省靠近港澳台，地理位置优越。港澳居民中，多有广东和福建籍。两省与港澳的经贸关系一向密切，有利于利用港澳台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另外，广东、福建华侨众多。当时，广东旅居海外的华侨和华人有800多万人，福建有500多万人，共占全国华侨总数的65％，有利于利用侨资。
少有提及的是，建立经济特区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中国解决香港、澳门以及台湾等历史问题做准备。
1994年，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视察珠海特区时说，香港就在深圳对面，如果它不搞特区，到1997年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了，两边一比较，就显示出经济上的反差。珠海面对澳门，搞特区有利于澳门1999年回归。还有厦门，它遥望台湾。
事实上，深圳特区成立后，逃港潮骤停。
最初，广东省委为特区的命名很伤脑筋。如果叫“出口加工区”，就和台湾新竹的加工区重名；如果叫“自由贸易区”，明晃晃的“自由”两个字，像把资本主义的标签贴在脸上；叫“工业贸易区”，似乎又太局限。
邓小平听说此事后，对谷牧说：“广东那几个地方就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
“特区”的名称确定后，一开始，中央文件中写的是“出口特区”。但到了1979年10月，吴南生建议将“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理由是特区不是单纯的进出口加工区，特区不仅要办工业，还要办农业、科研、商贸、旅游、房地产和其他经济事业。
中央接受了他的建议。从1980年3月起，“经济特区”这一名称开始正式使用。
同时，这一命名也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国务院原副总理田纪云回忆，中央反对办特区的同志听了邓小平的“陕甘宁说”，攻击道：“陕甘宁是政治特区，不是经济特区。”这话很快传到广东，广东的领导人脑子反应很快，说：“对，叫经济特区好。”
吴南生回忆说：“用经济特区这个名字，应该说是摸到了一块大石头。名字一出来，反对的声音好像也少了些。”
1984年，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图/新华
要权
广东先行一步，始于对中央的“要权”。
在创立经济特区之初，广东提出，希望中央对广东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的审批权限适当下放，对外汇分成予以照顾，对资金、物资安排大力支持，把外汇做得更活一些、更大一些。
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给点权，让广东先走一步，放手干。”
邓小平非常支持广东。但有人担心这样会变成资本主义，邓小平反驳说，中国是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变不了资本主义。如果广东这样搞，每人收入到1000至2000元，起码不用向中央要钱。此时，他的“先富论”已经形成。他直白地说：“广东、福建两省8000万人，等于一个国家，先富起来没有什么坏处。”
在计划经济背景下，“要权”的实质是对现有体制进行冲击。特区的第一代领导人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尤其在人们还没有摆脱对一轮又一轮“运动”恐惧的上世纪70年代末，更凸显了他们的勇气。吴南生曾在多个场合说自己是“提着脑袋办特区”。
邓小平的一句话最能代表特区性格：“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在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政策后不到半个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当时主管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即带领中央工作组到广东、福建考察。临行前，邓小平专门叮嘱他：“不要怕局部出现资本主义，解决局部的问题我们有经验。”
考察期间，谷牧对广东干部说，要改革体制，就要研究如何搞计划经济和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他说，中央对广东的定位很高，要通过广东经验，探索全国的体制改革。
当时，谷牧也意识到，特区做起来并不简单，在意识形态问题上要有准备，“路子是对的，将来出点乱子也难免”，“要加强领导，思想阻力不会少”。
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分多少权，双方存在不少分歧。
首先是财政、外汇改革。中央和地方都同意实行“大包干”，但对如何包干、具体基数如何计算，则存在明显分歧。地方希望包干基数定得低一些。中央则强调国家的承受能力，要求尽可能紧一点。地方希望按前三年的平均数确定基数，中央则提出以1978年或者1979年的实际收支作基数。
其次，关于计划、外贸、企业管理权下放到什么程度，物资、商业体制如何改，也都意见不统一。
每当双方争得“脸红脖子粗”，谷牧就出来协调。他说，总的原则是要体现邓小平提出的“给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部里同志的思想要更解放一些，地方同志也要有全局观念。
1979年7月18日，胡耀邦在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后，给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写了一封短信。他建议，在“特殊政策”前加上“对外经济活动”，因为担心“引起党内外误会”。
7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1979]50号）公布，也就是著名的“50号文”。文件指出，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
至此，中央与广东、福建就“放权”达成一致，坚不可摧的计划经济体制被撕开了一道口子。
“50号文”规定，计划以省为主制定；利用外资，除了一些特大的项目外，由省审批；财政和外汇收入实行定额包干、一定五年不变；物资的调配及商业活动可以适当利用市场调节，扩大地方管理物价的权限。
在最关键的外贸改革上，中央下放了外贸经营权，允许两省自行安排和经营本省的对外贸易，成立省外贸公司，承办口岸进出口业务。
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中，这一改革至关重要。
从1949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外贸体制。以广东为例，在改革前，全省虽有12家省直属专业外贸公司，但它们的生产只能按国家外贸总公司所定下的合同来进行，盈余要上缴国家，亏损则由国家承担。因此，传统体制的弊端非常明显，政企职责不分、企业经营自主权小、产销脱节、难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
广东获得外贸自主权后，省委马上决定，在这12家之外，再设立若干外贸公司，并赋予所有条件成熟的外贸企业以出口经营权。仅在1980年，广东就先后成立了冶金、农机、船舶、建材等十多家省属外贸公司。之后四五年内，中央各部委又在广东成立了50多家贸易公司，这些公司很快成为国家出口创汇的一大生力军。1981年，广东进一步赋予市县“外贸经营权”，市县外贸企业可直接与外商签订出口合同。
短短几个月内，广东、福建两省的外贸出口就创了历史新高。两省1979年的外贸出口收汇比1978年分别增长了32％和30％。
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把中央赋予两省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概括为三句话：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放宽，对下更加放权。
后来，谷牧不无感慨地说：“办特区，要有点孙悟空大闹天宫的精神。”
1984年4月，建设中的深圳蛇口工业区。深圳特区人最早提出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图/FOTOE 袁苓
收权
1982年春，“本应进入草木芳菲阳春季节的经济特区，却有点秋风萧瑟的味道。”
谷牧的这句感慨，后来被很多特区领导人写进了回忆录。
事实上，从1981年起，“寒流”就滚滚南下。
1981年1月、3月，中央连发两文，提出要坚决打击投机倒把和走私活动。当时，国内市场商品匮乏，电视机、录音机、计算器、优质布料等都是紧俏商品，国门一开，走私潮泛滥，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一度出现“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课，干部搞私利”的局面。
1981年11月，中纪委调查组进驻深圳。调查组认为，特区建设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外币充斥市场，宗教迷信活动加剧，淫秽物品大量流进，暗娼增多，台湾反动宣传渗透，港台电视也占领了阵地，“特区几乎成了不设防的城市”。
1982年1月11日，中央向全国下发《紧急通知》，指出“走私贩私是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
就在几天前，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在中纪委递送的简报《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
邓小平在陈云的批语“并且登报”前面加上了八个字：“雷厉风行，抓住不放”。
2月11日至13日，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题是如何更坚决、有效地执行中央《紧急通知》。广东省委、省政府共18人赴京，几乎涵盖了整个领导班子，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两省座谈会结束没几天，胡耀邦亲自给刚刚回广东的任仲夷打电话，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在听取了座谈会汇报后，很不放心，请他再来北京一趟。
2月19日，任仲夷和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刘田夫二度进京，因是去接受批评，又被称为“二进宫”。当晚，胡耀邦提前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传达了政治局常委会的意见。他说，关于特殊政策、灵活措施，现在回过头来看，经济上有所得，政治上有所失。广东的工作不是“活”得不够，而是“活”过了头。
任、刘二人听后压力很大。他们不知道的是，在头一天的政治局常委会上，邓小平一言未发。
3月1日，中央下发了《广东、福建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并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纪要》强调，经济领域中的走私贩私、投机诈骗、贪污受贿，已经比1952年“三反”“五反”时严重得多。少数人崇洋媚外，奴颜婢膝，丧失人格国格，甚至发生出逃叛国事件。
在这场“反走私”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特区。
《纪要》规定，对外经济活动要统一管理，除国家规定的单位，按国家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以外，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对外经济活动。这相当于，把原来已经下放给特区的一些权力收了回来。
国务院原副总理李岚清在《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一书中指出：当时，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和习惯于僵化垄断体制的人，把走私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对外开放，对广东、福建和深圳经济特区扣上种种帽子，说“资本主义又一次向我们猖狂进攻”，“广东这样搞下去，不出三个月就得垮台”，有的甚至要求停办特区。
定音
1982年，中央对特区的分歧达到顶点。
年初，谷牧负责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在国务院机构改革中被撤销。这也意味着对特区的领导工作被削弱。
此后，国务院成立了特区工作组。原特区办副主任赵云栋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最初，谷牧想把这个机构称为特区办公室，有的领导不赞成，认为名头太大，最后不得不降格为国务院序列下面的局级单位——特区工作组。后来到了1984年，反对的声音小了，工作组先升格为副部级的特区办公室，后来才变为部级单位。
特区工作组第一次开会，谷牧就说：“谁有顾虑可以退出，不过出了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我是准备让人家‘火烧赵家楼’的。”
《纪要》发布后，自称是“变压器”的任仲夷也“下有对策”。此前，他找到胡耀邦，说广东离香港、澳门很近，如果传出去，不仅可能引起广东干部思想混乱，而且在港澳海外也可能产生“政策变了”的错觉。胡耀邦说：“哪些可以传达，哪些不可以传达，你自己定。”
1982年3月20日至4月3日，广东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召开。很多干部抱着挨批评、受罚的心情到会，但任仲夷在会上提出了“两个坚定不移”方针，即打击经济领域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定不移；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也要坚定不移。
5月，他又提出口号“排污不排外”，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
谷牧视察深圳特区时也给当地干部鼓劲，说：“不能对我们走的这条路子发生怀疑。怀疑特区搞不下去，这是不合实际的。”
1984年1月至2月，邓小平南下，先去深圳，再去珠海，最后来到厦门，并且给三个特区都题了词，给特区的种种争议性问题一锤定音。
回京后，邓小平马上找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他明确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他把特区的作用概括为“四个窗口”：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
原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一直记得邓小平的一句话。在1992年第二次南巡离开珠海之前，邓小平说：“我的指示，还有点用处，我的用处就是不动摇。”
1984年之后，经济特区发展进入快车道。中国经济在其带动下，进入了长达数年的高速增长期。
1992年10月，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成立，以浦东为代表的国家级新区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经济特区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曾智华指出，经济特区，尤其是最早的一批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对市场经济和新型经济体制进行成功尝试，为中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创立了样板，在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出口以及吸引外资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本文首发于2019.8.5总第910期《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