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谈及道德时,我们担心的往往是一个人不能恪守道德原则,或者干脆忽视,甚至违背道德原则。因为存在这种担心,我们在公共话语中一再明确道德价值,宣扬道德原则,然后想方设法地通过家庭、学校、社会的培养和教育,让人们形成良善的性格,在行为上恪守这些原则。换句话说,在道德生活中,值得担心的往往是人们在道德能力和素养上存在不足和缺陷。
现在,我们把视角掉转个方向,提个反向问题。假设一个人是“道德天才”,这就意味着他能够毫不费力地理解道德价值和原则,可以在任何给定的场合中判定哪些行为符合这些价值和原则,并把这种判断转化成行为的决心,随后没有任何犹豫、担忧或者怀疑,意志坚定、毫不动摇、随时随地、不顾一切地依道德行事。对于这种毫无道德缺陷的人,我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吗?
这种反向问题的提出本身并不符合我们的直觉。我们需要担心道德不足,难道还需要担心道德过度吗?如果我们确定了自己在做一件好事,难道不应该把好事做到最好吗?直觉上,道德良善如此珍贵,以至于我们只需要担心它的不足,而不需要担心它的过度,也就是说,道德是一个绝对“多多益善”的东西。
在这里我们稍微区分一下“道德过度”和“爱心泛滥”。后者受到质疑和诟病,往往是因为爱心泛滥的人把友善待人作为唯一恰当的行为准则,忽视或者压制了其他具有道德价值的东西,比如这个行为准则带来的实际后果、个人的边界感和尊严等。而“道德过度”是否为一个有效的概念尚待商榷,因为这样的现象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就像不大可能存在“健康过度”或者“正确过度”一样,也不大可能存在“被做得太好了的好事”。
那些认为既然存在“道德不足”就必然存在“道德过度”的人,可能只是偏执于概念对称关系的强迫症患者,这仅仅反映了某种思辨上的诡谲,而不是一个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如此一来,“做有道德的人,做正确的事”就成了一个可以不断增进,值得精益求精,而无须担心过度的事情。
有趣的是,世界上有一群人正切切实实地用这种不断自我加码的道德考量来测算、计划和评价自己的行为和生活。这群人倡导的社会运动叫作“有效利他主义”,它的主旨是“用理由和证据来找到能够尽可能帮助别人的方式,并以此行事”,或者用其简短有力的口号来表达:有效利他主义就是要“更好地做好事”!
“有效利他主义网站”页面截图。图片来源:https://www.effectivealtruism.org/
让这个发端于20多年前的社会运动声名鹊起的一项工作是对全球慈善机构的排名。在此之前,人们对于慈善行业有着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慈善组织被认为是社会道德的重要实践者,正是它们的工作让这个冰冷的现实世界有了一丝暖意,让那些深陷绝望的人有了一点希望。另一方面,也正是慈善组织的道德面向让人们更乐于忽略其他问题,比如行政低效、滥用捐款,甚至内部腐败。
人们往往觉得,善意是最重要的,无须对实践善意时偶发的问题和存在的缺陷太过苛求,否则那些能提供最微薄的暖意和最底线的希望的组织都将不复存在。然而,有效利他主义者们就针对慈善组织开刀,提出既然要做好事,就要把好事做好。在这个思路下,他们以执行能力、善款使用的透明度、救助行为的后续跟进影响等因素为依据为全球数百个慈善机构排序,号召人们把钱捐给那些能把钱花好的慈善机构。
同样的思路也出现在有效利他主义者对于自己的道德要求上。以前人们对“好人”的要求可能是去做些善事、捐些善款。然而,有效利他主义者们认为,我们要以更有效的方式去做好人、行善事。这就意味着,慈善救助不应该是我们在时不时良心发现的时候捐些款、做些义工、参加些志愿活动,真正的善举要求我们按照能够给世界带来最多善好的方式来规划自己的生活,包括职业生涯。
假设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毕业生可以选择去贫困的津巴布韦支教,帮助当地一所大学的学生学习基本的数学知识,也可以选择去华尔街投身金融行业,每日从事冰冷机械的量化数据分析工作,赚取高额的工资,然后将这笔款项捐给专业的慈善机构,让他们培育和雇佣更多的数学老师来促进当地的基础教育。这位学生该做何选择呢?
有效利他主义者们认为虽然选择是艰难的,但是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后者可以为世界带来更多善好。而一旦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该做的,就要坚决地用最有效的方式来完成它,即使这意味着我们的行为方式会无视自己的心情、违背自己的感受、无法得到社会大众的理解和认同。
目前,在全世界的精英大学里,有近万人积极参与到有效利他主义运动中,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规划自己的未来和生活方式。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名叫山姆·班克曼–福瑞德的人。
班克曼–福瑞德出生于1992年,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从小就展现出了数学天赋,2014年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专业,同时获得数学辅修学位。毕业后,他在华尔街从事了数年的股票交易工作,然后回到加州开设了自己的量化交易公司。2019年,班克曼–福瑞德创办了加密货币交易平台FTX,短短3年间,这个平台就成为全球第二大加密货币交易所,总估值高达320亿美元。而作为平台的创始人,班克曼–福瑞德的身价一度高达170亿美元,被誉为“币圈巴菲特”。
也许你已经猜到了班克曼–福瑞德本人就是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坚定拥护者。在网上随手一搜他的照片,你就会见到一个貌似长年用钝剪刀给自己理发,日常穿着半旧、不合身的T恤和工装短裤,在人群中全然不引人注意的年轻人。
班克曼–福瑞德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不善言辞,待人拘谨友善,几乎不喝酒,也不度假。他和室友合租一套公寓,拥有一辆老丰田车,常常直接在办公室挨着电脑睡觉。早期在华尔街工作时,他就把自己每年薪水的50%捐给各种慈善机构,随着FTX的风生水起,光是2022年上半年,公司就向110个非营利组织捐赠了超过1.6亿美元资金。此外,他还承诺未来会把一生中的绝大部分个人资产都捐赠给慈善机构。
班克曼–福瑞德的这种极简的生活方式和超凡的职业成功被认为是有效利他主义运动的活标本。年少时,他曾热衷于动物救助,一度想要成为这个行业的从业者。然而他最终认识到,根据自己的才能和当下的薪资分配,他更应该去从事最赚钱的工作,然后把钱捐出去。
乍看之下,班克曼–福瑞德就是我们所寻找的“道德天才”:他很早就认识到什么是一个人该做的善事,并且根据这个目标规划了自己的人生,最终坚定地成为他可能成为的最好的人。他没有因为对流浪动物的同情而纵容自己成为动物收容所的一名兽医,没有因为对穷人的关切而试图改变性格去从政。相反,他让清晰有效的道德目标和自我认识指导着自己的人生选择,赚取海量财富捐给慈善机构和政治竞选活动,真正地践行了有效利他主义者的口号——“好好赚钱,使劲捐”。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吗?这不恰恰证明了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那个反向问题——我们要不要担心会过上一种“道德过度”的生活——是荒谬的吗?
有的读者可能已经想到了FTX的结局。2022年11月,FTX风云突变,被指财务制度不健全,遭遇疯狂挤兑,其经营的虚拟货币FTT暴跌85%,并在几天内毫无预警地宣布破产重组。班克曼–福瑞德的神话就此终结,并在2024年3月因为金融欺诈被判入狱服刑25年。当然,一个虚拟货币交易产品急速垮台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甄别,这样的结局可能早在他的道德人生选择中就已埋下了伏笔。
朋友们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谈及班克曼–福瑞德和有效利他主义运动:这个道德运动和它所宣扬的理念往往会让参与者产生一种确定的优越感,因为参与者往往认为自己掌握了改革和拯救这个世界的道德真理,因此他们也就有了最充分的理由要成为这个糟糕世界的救世主。一个“道德天才”根据良善和正确的蓝图行事,此刻的他不需要担心道德过度,只需要担心不足。
这种道德信念上的确定感所带来的自我肯定和认同让“道德天才”拥有了无与伦比的满足和力量,这几乎是包括权力和金钱在内的任何其他东西都无法提供的精神效力。我们曾经一再地被提醒沉浸于权力、金钱、美貌是危险的,却从来没有人提醒过我们,迷醉于良善、正确和道德也是值得担心的。
在班克曼–福瑞德这样的有效利他主义者看来,一个能赚到大钱的金融技术精英无疑比一个医生、老师和日常行善的普通人在道德上更为高阶。用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赚钱,甚至冒着极大风险并且违规地赚钱,不但是一个值得赞许的道德选择,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道德义务。一旦一个人的决定和行为有了如此巨大的道德加持,那么几乎所有会带来阻碍、造成不便、引发怀疑的事都会被其忽视。
因为担心会触犯金融安全法规或者伤害投资人利益,而不去尽最大可能、冒最高风险来赚取最高额利润来资助慈善事业,会被视为一个道德不足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他没有“把好事做到最好”。这种道德感所带来的信心和强烈的责任感,恰恰是班克曼–福瑞德在运营FTX时选择无视传统金融监管方针、忽视潜在危害、铤而走险地通过非法挪用资金等方式将利润最大化背后的心理动机。
让我们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那个问题:我们是否需要担心道德的、良善的、正确的考量具有的那种统摄我们生活的绝对力量?是否需要担心这种力量的过度?是否要坚定不移、竭尽全力、无所顾忌地“把好事做到最好”?如果班克曼–福瑞德和有效利他主义者的经验能给我们带来任何启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应该是坚决地高声喊出“不惜代价,正确万岁,道德无敌”,而是略带犹疑地小声嘀咕“我来试着做一下看看”。
“我们必须要义无反顾地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一种最具力量同时也最危险的信念。一旦一个人认为自己站在绝对正确的轨道上,就有了拼尽全力奔跑的理由和动机,从而可能变得异常勇敢、所向披靡。同时,这个不断奔跑的人在这种信念的加持下也就有理由和动机冲破所有规则,忽略近在眼前的常识,舍身犯险、义无反顾。
因而,持有这种信念必须慎而又慎,常怀谦卑和犹疑。回顾那个耳熟能详的哲学小故事——苏格拉底因为知道自己无知而被誉为整个雅典最有智慧的人,道德可能也具有一种同构的气质:真正正确的事恰恰是要常常怀疑自己是否正确,真正道德的人亦要不断质疑道德的价值,担心可能出现道德过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