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推荐个旅行箱，您有什么推荐？”
“下一个问题！”
当地时间1月8日，日产前CEO兼董事长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时间长达2.5个小时。这是自2018年11月戈恩被捕以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次戈恩计划在保释后的2019年4月召开一次，但随后因为被指控涉嫌特别渎职罪再次被捕，从而没能实现。
新闻发布会现场，这位65岁的老人如期现身，同时用英语和法语诉说着自己的故事，坚毅的眼光中略显激动，却遮掩不掉花白的头发所透露出的憔悴。发布会中戈恩并没有回应自己是如何逃回黎巴嫩的，只是称自己终于获得了片刻的自由：“今天主要讨论为什么我一定要逃离，因为自从这场噩梦开始后，这是第一次我能为自己辩护。”
不过似乎有些媒体只关心“戈恩是如何逃出生天”，并不关心戈恩为何会走到今天这般地步，所以在记者问答阶段就有了开头那段荒唐的提问，而此次新闻发布会戈恩一共才回答了13个问题。
此外戈恩虽然没有在发布会上解释逃跑的详细经过，但是最近也有不少消息爆出。
首先是戈恩并不是采用假护照出关，因为他的确还有第二本法国护照，只不过放在一个被锁的普通透明盒子中，可能是破坏了盒子拿走了护照；其次，根据在关系机场乘坐公务机（私人飞机）的人介绍，那里不仅规模小，且安检很随意，甚至行李都不进行安检；最后，逃跑过程中被证实有两名陪同人员，其中一人是迈克尔·L·泰勒，他曾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成员，有解救人质的经验，并曾为美国政府和私人客户提供安保服务。另一人是出生于黎巴嫩的美国公民乔治·扎耶克，他之前在泰勒位于波士顿的安保公司工作。
为什么一定要逃离
戈恩认为这一切都是“阴谋”，自己必须要逃离日本，其实总结来说原因就是两个：指控是子虚乌有的、受到严重违反人权的待遇。
戈恩受到指控中主要有四个（还有一些零碎的罪名），第一个和第二个指控皆是认为戈恩及其助手隐瞒了报酬收入，分别为2010~2015年和2015年~2018年两个时段（共计约8500万美元）；第三个指控是严重违反信任，具体是在日产汽车股票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暴跌时，戈恩试图挪用日产汽车资金弥补个人外汇损失（约1700万美元），当未能实现时，戈恩利用一位沙特商人的公司与银行签合约通过抵押获款，并后来从日产“CEO储备金”向沙特商人的公司转账1470万美元，用于补偿抵押；第四戈指控是戈恩将数百万资产转移至一家阿曼的经销店，而这家店的高管抽走了大约500万美元，有些消息称部分资金被戈恩的儿子用于投资，其他资金则转给了戈恩的妻子。
戈恩认为自己受到的控诉完全是错误的，这其中存在着“阴谋”。之所以日产发起对他的无端指控，戈恩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日产业绩下滑让戈恩“背锅”。
其实日产的业绩从2017年开始下降，但是戈恩在2016年10月时已经决定从日产的经营中抽身，转而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刚刚加入联盟的三菱。同时他跟西川广人说将会在董事会中提名西川为CEO，最终2017年2月西川广人成为日产CEO一事，是经过董事会集体做得决定。
但之后这件事经过了媒体的扭曲和捏造后，变成了西川广人是由戈恩个人一手打造成CEO的（CEO职位是董事会决定的，而非CEO可以直接任命的）。实际上日产的业绩下滑应该是西川广人来承担，而不是戈恩来“背锅”。
第二，日产着急闹分家。要了解这个事情，需要先补充一些背景知识。
雷诺-日产联盟的形成，是从雷诺出资50多亿美元收购日产36.8%的股份开始的，当日产在2001年被戈恩初步拯救后，日产购入了雷诺15%的股份，不过与此同时，雷诺也将手中持有的日产股份提升至的44%。这样的结构导致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雷诺拥有投票权，而日产没有投票权；另一个是雷诺其实是一家部分国有企业，法国政府持有雷诺15%的股票，也就意味着日产不但没有投票权，还要受到法国国家的“控制”和“影响”。
爆发点在于2014年法国曾通过了雷诺推出的“Florange”法案：“允许以自己名字登记股票并持股至少两年的投资者拥有双重投票权。但股东可以在年度股东大会上通过采取决议，维持一股一票制度。”也就是说，只要2/3的股东投票一致，就能改变“一股一票”或“一股两票”制度。而对于雷诺-日产联盟来说，显然不希望改变为“一股两票”，因为这样的话法国政府的影响力将会进一步增大。
但是2015年法国突然增持雷诺股票，提升至19.4%，并且按照计划法国政府会在两年后将持股比例提高到28%。然而虽然戈恩强力反对法国政府增持雷诺股票，可能破坏联盟关系，但由于政府先发制人，后来未能斗争成功。虽然后来经过多次斗争和多方压力，法国政府的持股降至15%，但此时的格局是日产和法国政府都拥有雷诺的15%股份，也就是说法国政府有两票投票权，而日产仍旧无投票权。
此举造成了日产的极度不满，甚至是“怀恨在心”。
戈恩原本在2018年6月已经决定退休，然而联盟认为戈恩仍旧是最佳继任者，所以戈恩继续连任并着力于“加强联盟合作”。但是问题在于盟友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不平等”，此时戈恩的所作所为哪怕是为日产的利益着想，也都会被“解读”为继续加深“不平等”，所以戈恩进一步被日产所“厌恶“。
戈恩：“他们说我是独裁者，我在日产公司工作近20年，难道2018年日产才发现我是独裁者么，2017年间，我出版《极度驾驭：日产的“文艺复兴”》《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书籍时，那么多媒体来采访我，没有人觉得我是独裁者。这只是他们编造的谎言拿去给媒体渲染。”
另一个让戈恩不得不“瞒天过海”逃出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戈恩称那段时间自己得不到基本的人权。
戈恩说除了被关在不见天日的小牢房中，里面没有人会说英语或者法语，并且在没有律师的情况下，每天受到8个小时地质问，还不能与任何媒体接触。检察官告诉他如果不认罪那么情况将会更糟糕，只有认罪才能有出路。当时戈恩不允许见到家人，检察官甚至问他：“你为啥要见家人，有什么意图？”戈恩说检察官根本没把他当人，而是像动物或者物品一样存在，戈恩只能在有监控监听地情况下，与妻子短暂的见面沟通。
更夸张的是，戈恩被捕一年多了，却一直没有受到真正的审判。戈恩说之前的庭前会议，检察官不是迟到就是不来，就算来了也以证据忘带或者证据仍需要梳理为理由，将会议继续拖延。甚至检察官说每个指控都要单独走一遍流程，逐个来解决，戈恩当时询问自己的律师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还需要多久才能完成正式的上庭判决，律师告诉他大概要超过5年。
所以，戈恩认为在日本继续待下去毫无希望，甚至可能死在日本，于是上演了一出好莱坞大片“拯救戈恩”。
戈恩事件的疑点
照常理说，全世界无论哪一个地方，有人被查出“贪污”等行径被惩罚时，几乎所有人的态度都是一致的——“活该”！
那么为何戈恩事件始终都存在着大量支持的声音呢？有一个不太严谨且比较简单的逻辑：“所做之事不符合当事人的所作所为，且动机不完全成立。”
我们来捋一捋戈恩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1985年，戈恩用了2年时间让米其林南美分部扭亏为盈，5年后成为了米其林CEO。
1996年，戈恩成为雷诺副总裁，在1998~2000年期间，通过严格成本控制挽救了雷诺，从巨额亏损实现盈利。
1999年，雷诺与日产结成联盟，当时戈恩任日产COO，也是仅用2年，让濒临破产的日产扭亏为盈，后转为CEO兼董事长。
2005年，戈恩成为雷诺CEO兼董事长，并在2016年由于三菱巨额亏损，日产购入三菱34%股份，达成雷诺-日产-三菱联盟，成为三菱CEO。后来戈恩又成为整个联盟的CEO兼董事长。
单纯从上述信息来看，还不能看出戈恩到底有什么样的能耐。但如果稍微了解生产行业和企业管理的人，相信能从以下内容中看出眉目。
戈恩从来都不是坐在办公室空想的老板，无论是在雷诺还是日产，整个工厂的任何部门都能看到戈恩的身影。戈恩从研发、设计、制造部分全部考查一遍，亲自测试所有车型，与大大小小员工和供应商们深度交流，获取第一手信息来找出问题何在。
戈恩制定的著名“日产复兴计划”（NRP）设立了多个跨只能团队，由不同部门代表出面进行讨论，让信息快速流通和碰撞火花，很多技术创新和解决方案都是从这里诞生的。要知道在2000年左右，能做到这样管理制度的企业屈指可数。
此外，日本汽车行业所采用的供应商制度与欧美有着根本的不同，日本多数采用的是内购模式（至今还存在），与欧美外购模式不同。外购是零配件通过类似“竞标”模式，选择物美价廉的零配件，这样一来供应商需要绞尽脑汁降低成本且需要保证质量，而内购则是固定的供应商，产生的结果是质量可能不差，但是售价稳定且高，最后会导致整车成本较高且无法从根源上降低。
所以戈恩选择的手段是，大幅度削减供应商数量，并提出了“双规供应制度”，每家供应商分配不同的配额。一旦一家供应商的零配件出现问题，立即由其他供应商顶上，而如果一家供应商价格过高，则直接选用另一家提供。由此使得供应商大量投入研发，以实现低成本、高质量的零配件，保证自己的生存。
基于如此，戈恩又采用“阳光协议”，指的是供应商可以举报行贿问题，来弹劾负责采购的甲方管理者、铲除运用不良竞争手段的同行。由此以来既保证了优秀供应商的生存空间，又能给甲方提供优质的零配件。此外戈恩还采用了深度供应商管理制度，其库存和运输管理范畴甚至延伸到了三级供应商身上，通过严格的管理和把控，大幅度削减了整个供应链的成本。
可以说，很多品牌汽车成本的降低和较便宜汽车的综合质量提升，都离不开借鉴戈恩的管理手段。
综上，戈恩的所作所为和整个人的立体形象，与被指控的“小人”存在出入，因为戈恩能够通过合法途径获得的金钱和权利，与被指控的“贪污”行为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
当然这些仅仅是从戈恩本人角度去看，那么我们来看看日本的司法制度。
抓走戈恩的“特搜部”全称叫作“东京地检特别搜查部”，由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组成，主要针对于政治人物贪污渎职、大型逃税或经济犯罪等事件进行搜查。
日本在二战末期，军方判断可能将会在本土作战，所以准备了大量粮食、燃料、各类金属等物资，这类预备作战所准备的物资叫作“隐匿退藏物资”，不过日本并未料到二战突然结束，所以政府决定将这些取自民间的物资，廉价售出或者发回民间，以免被美军收走。但实际上大批物资被无视民间疾苦的日本军方、官僚等人将物资偷到地下黑市卖出，获得暴利。于是在1947年，东京地检署成立特别调查组织“隐匿退藏屋子事件搜查部”，着手调查此类事件，即后来逮捕戈恩的“特搜部”前身。
特搜部成立几十年来，没有任何一个被调查的对象最终无罪释放，所以也被日本媒体赞誉为“地表最强搜查机关”、“特搜部不败神话”。这个部门真正引起轰动的是，1974年，特搜部调查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因涉嫌洛克希德公司行贿事件，最终逼迫田中角荣辞去首相一职。也是因为该事件，特搜部在民众心中的威望非常高。
不过后来在2010年大阪特搜部在一次案件中，检察官出现了致命纰漏，导致了日本民众对其产生了怀疑和反感。甚至不少日本学者提出强烈批判，“在日本的问题，不是特搜安检要怎么办，而是如何把案子做成特搜安检”，要求废除该部门。
其实这类控诉和质疑并不是没有依据的，日本虽然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国家，犯罪率极低，但是定罪率却高达99.9%。在日本最高法院提供的2014年司法统计表中显示，各地方法院和简易法院中，一共有59665件审判案件，其中无罪判决仅为122件，也就是说2014年刑事案件中整体定罪率为99.79%。
有不少日本影视作品都在“含影射沙”类似问题。比如《99.9刑事律师》中，剧中深山小律师只打不赚钱的官司，为了辩护人东奔西走，他秉承的心念是”为了0.1%翻供可能也要对案件真相追查到底”。再比如《即使这样也不是我做的》中，被冤枉的主角站在法庭上的内心独白为：“法官啊，请无论如何按照您自己想裁决我的方式，请尽情不顾事实地制裁我吧。”
其实这其中有一个背景因素，日本的法律于英美不同。英美法律有陪审团制度，和法官相比，陪审团更容易做出无罪的判断，其结果也很难让检察官预测。与此对比，日本的法官和检察官之间必须要达到有罪的一致结果，因为如果法官判决无罪，那么就意味着检察官存在判断错误，而以”有罪结果“为前提的起诉案件如果被判无罪，那么将会酿成巨大的丑闻，在日本媒体和民间会造成极差的印象。
事实上，定罪率高只是表象，而实际上是司法制度的问题。英美法律中，法官是在两个平等的双方中作出判断，所以相应的也有很多司法谈判、刑事免责等多种制度来保证搜查方和嫌疑人能够获得平等的权利。而在日本，司法的主要部分是由行政官来实行，并不与嫌疑犯共进退，他们需要的是嫌疑人来承认法官判定的罪名。
所以才会有诸多“不合理”的审查过程，比如长时间的拘留和延期、审讯期间甚至无法与律师取得联系等。日本现实中真实发生的《狭山疑案》和“足利事件”都反应过这类情况。
虽然日本国会在2004年通过了“陪审制度”，但实际上日本的这套制度和实际效果于英美仍然存在很大差别，这是由日本人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决定的。况且戈恩至今还未得到准确的第一次审判日期，也就是说戈恩连正式法庭还没上过。
结语
戈恩事件的前后存在太多的疑团，加上戈恩本身传奇的经历，才导致引来如此多的关注度。不过尽管笔者依照戈恩在发布会的所述，给出了一部分值得怀疑的信息，也没有人敢断定戈恩就是无辜的。不过唯一敢确定的是，戈恩事件还会继续发酵。
最后放上凤凰网整理的部分信息和问答环节，供参考。
“我对三家公司的未来战略原本是非常清晰的，现在联盟已经瓦解了，盈利也下降了，我看着他们丢掉了很大的机会，我实在无法相信，他们说要把戈恩的时代翻过去，的确，现在的事实就是这三个品牌已经没有未来了。自从我被逮捕之后，日产每天的损失是达到了4000万美元。我作为雷诺的一个股东，雷诺损失了35%的股价价值，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在我被逮捕的时间，只有雷诺、尼桑和三菱三家公司的市值是下降的。”
“我在位时，每一笔从CEO备用金走出的钱，经过我的签字，之后还要走流程，还要很多领导签字，如果大家同意预算，才能支付。他们的指控认为我可以任意支配CEO备用金，这是不合理的。如果一个外国的董事希望能够通过汇率的合同来支付报酬，我们看到大家都是投票同意了这个决议，这也不会给公司带来额外的成本，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我们就回复他们说这个问题到底在哪儿？他们说从尼桑当中收到了一大笔钱，但是并没有进行任何的公司。我们是有一个合同的，我们可以看到日产当中很多的管理人员都签订了这样的合同。”
“CEO准备金支出都有流程，还要有很多人对此进行审议，表示是否同意。当然首先有法务，然后有检控官、运营长官，最后是我，每一笔款项从CEO准备金当中支出的都要按照这个流程来进行。并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的签名在上面，大家对预算达成一致后，在支付的时候又会有很多人对此进行签字表示同意。说CEO储备金是我随便拿钱，然后把钱给了我的朋友，这都是虚假的。”
“我很喜欢日本这个国家，我离开日本的原因是我需要伸张正义，洗刷冤屈。最后，我想说，日本媒体把我描述成冷血贪婪的独裁者，把我形容成雇佣兵，很多日本民众都很同情我，支持我，我完全没有埋怨日本这个国家。”
记者提问：您刚才给我们展示的这些文件，您是否能够向我们提供？让我们做分析作为您的清白的证据
戈恩：我今天所有在这里展示过的这些文件，我都会向你们公开。在日本我被拘押期间，我是无法跟媒体进行沟通的。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文件交到你们手上，没有办法向你们解释。但是现在我是可以的。我的律师团队当中有一位也是与这个国际的律师和检查团队相合作的，他会向媒体提供所有我今天所展示的这些文件。
记者：您现在的规划是什么？
戈恩：我非常习惯的是创造不可能的奇迹。我会继续斗争，你可能会期待在未来做什么动作，我会说会有哪些司法平台来解决问题，或者把哪些问题放在台面上，我会把所有的一些证据都能够去整理起来，不是要去证明我自己，不是一个贪婪的独裁者，而是要证明我目前为汽车行业做了很多的贡献。
记者提问：你有没有想到你在未来会成为全球的逃民？
戈恩：我在1999年来日本，很多人不相信我会成功，我也成功了，我能证明自己清白，我相信我会回归正常，我很高兴来到黎巴嫩，我会继续抗争，未来我会把所有证据整理起来，要证明我为汽车行业做了很多贡献，不是一个独裁者。
记者提问：你当时在日本，你呆在小牢房里，你有没有觉得现在只是换了个大的牢房？你老婆也被通缉了，你如果去法国怎么避免自己被引渡？
戈恩：我想能不能把这个事件变成政治事件去辩护，我在黎巴嫩很自由，我能使用手机和网络，有家人朋友，只有记者跟着我，现在也不会这样持续下去，我会证明自己清白，伪造证据或说谎是不会成功的。
记者提问：你有没有建议日产和其他公司合并呢？
戈恩：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总部，只有一个管理委员会，这不是合并。我要想办法去消除日本想要独立的思想，也要去消除法国方合并的思想，而现在完全是在倒退。
记者提问：你认不认为，日本政府高层参与了控诉你的阴谋？你要不要在黎巴嫩进行受审？
戈恩：我个人并不认为日本政府高层参与控诉我的阴谋，我要去避免日本和黎巴嫩产生摩擦。日本对于外籍人员的审判成功率超过99%，他们还不让我与我的妻子见面，他们还控诉我会篡改证据，用家人来折磨我，如果有机会，我会在公正的法庭舞台表达自己的想法。
日本记者：为什么选择黎巴嫩？
戈恩：因为我是黎巴嫩后裔，我也是巴西后裔，黎巴嫩在路径上最近的。
日本记者：你为什么逃离日本，要逃到黎巴嫩？
戈恩：我认为我是日本受尊重的企业家，日本媒体不会质疑我做出的贡献。但我认为日本的法律系统不完善，我不后悔我在日本待过，我在日本民间还是受尊重的，我后悔我在日产公司做的一些动作，我无法理解我为什么要在日本受这样的冤屈。感受到自己被法国放弃了。我没有从雷诺辞职，而是要求提前退休，但是他们在我被关押期间解雇了我。我和FCA是有联系的，有比较好的彼此理解和对话，但在谈判结束之前就被捕了，雷诺日产错过了问鼎行业顶尖企业的机会。
记者提问：像您这样的人，愿意从日本逃亡，是否有什么后顾之忧？
戈恩：只要着了火就会有烟，任何事件都有后顾之忧，我在这边并不是因为有罪的，我只是在日本没机会证明自己清白，我寻求清白审判的地点一定不是日本，黎巴嫩、法国、巴西都不会引渡自己的公民，我在这三个国家都有可能得到公平的审判。
记者提问：现在是否收到法国传票？
戈恩：我希望是有，我希望收到公正的审判，而不是伪造的证据。法国设定我是无罪的，要定罪要有证据和公开审讯，这些我都没在日本得到。
记者提问：凡尔赛宫送您礼物，您觉得这是道德问题吗？
戈恩：我们买车的时候也会得到一些优惠，这很正常，凡尔赛宫的会议室也是他们作为赞助的感谢，是免费的，我使用他们人员和餐饮都是付费的，只是付款在账户上的呈现有点问题，这不是我个人道德问题。
记者：您说日本的监狱体系非常的糟糕，但是我还是不理解，因为他们的监管如此的严格，你到底是怎么逃离的？你不害怕吗？
戈恩：如果我想有更正义的平等的司法程序，让我能有权利见我太太，我只有能够跳出日本的这个司法框架才能得到，这就是我的要求。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让我见我太太，我太太做错什么了？还有让她禁足，就因为他们怀疑她九个月前的说话有说了不当的话语？我们会因为这样的理由禁足一位国际人士吗？所以我觉得司法体制绝对有问题，而且给我们压力实在太大了。
记者提问：如果要推荐个旅行箱，您有什么推荐？
戈恩：下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