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匿贵州的七个宝藏地：从700年土司到浙大西迁

海龙囤：贵州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

小初：今天我和折叠计划的领读人、北大考古学博士穆川，来聊一个最近的网红地——贵州。说起贵州，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贵阳的美食，以及一些大众认知度比较高的景点：荔波的小七孔、安顺的黄果树瀑布等等。今天我们不谈山水，聊聊人文。穆川，说起贵州，你第一个想去的人文景观是哪里？

穆川：就像小初说的，提起贵州可能大多数人想到的是山水自然、民族风情，但是贵州也有着非常悠久的人文历史，可以说是从石器时代开始就没有断绝过。如果让我推荐一个必须打卡的贵州的人文历史景点，我肯定首先推荐的是贵州遵义的海龙囤遗址。

我最初了解海龙囤是因为李飞的《复活的土司城堡——海龙囤考古手记》，这是一本向公众普及考古的书，最近海龙囤的考古报告也出版了，我看了以后对这个地区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海龙囤是贵州的第一项、也是目前唯一一项世界文化遗产，在2012到2014年贵州省考古所和贵州省博物馆进行了考古发掘，把它的价值更好地揭示了出来。

海龙囤的价值要放到历史背景中来理解。海龙囤所在的贵州遵义，就是黔北，古称播州。从唐末到明代，大概公元9世纪末到17世纪，是被杨氏家族所世代统治的，是一个羁縻的地方，中央不直接参与行政管理，由当地的部落或者民族的首领来代为管理。这些首领是可以世袭的，前提当然是要服从中央王朝，海龙囤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由当地的土官，也就是杨氏家族和南宋的政府共同修建，它最初的目的是为了防御从云南大理东进的蒙古军队，是一座山上的城堡。

小初：所以它其实是为了抵御外敌而建造的。

穆川：对，因为当时南宋和蒙古的战争到了第二阶段，蒙古多路出击来攻打南宋，有一个斡腹之谋：从西路经吐蕃、大理，希望从侧翼来进攻南宋的内部。在这个背景下，南宋的朝廷拟定了一个“山城防御计划”，把平坦地区州府的治所，迁到比较险要的山巅或者新建山城，在上面作为长期防守的一个基地。因为贵州也是山地比较多，基于它的地理形势，制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在南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朝廷派遣官员和播州第15世杨文商议“置一城以为播州根本”，共同建造了龙岩新城，这就是后来的海龙囤，所以它属于南宋当时在西南地区“国家防御工程”的一部分。

宋元时期，海龙囤其实没有真正经历过战火。大汗蒙哥死在钓鱼城后蒙古陷入了内乱，所以到战争第三阶段的时候，蒙古其实是以襄阳为突破口，然后再灭亡的南宋，没有走西线这条路。所以海龙囤并没有真正成为抗蒙的前沿阵地，但是它是作为杨氏家族的一个军事据点，就这样被传承保留了下来。

一直到明代万历年间的时候，杨氏家族第30世杨应龙和中央的关系就恶化了，当时的贵州巡抚还上书列举了他的24条罪状。出于防御的考虑，杨应龙就把海龙囤重新利用了起来，把它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

我们现在发现海龙囤上面的绝大部分遗址或者遗物都是明代这一时期的，等到万历二十八年的时候，中央忍无可忍，派兵来攻打播州，当时是兵分八路，一共有20多万人，这个事件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到最后海龙囤作为播州之役的主战场，明军苦战了40多天才破囤，杨应龙自焚而死，结束了杨氏家族对播州700多年的统治，次年播州就实行了改土归流，由中央直接派遣流官来管理。

小初：20多万人，这在古代感觉是一个不小的规模。

穆川：对，是非常大的一场战役了，所以在历史上也是非常著名的，而且播州这边的军队大概也有10万左右，所以总共可能有30万人在海龙囤进行了最终的决战。

小初：那看起来这个杨氏家族在播州统治的这些年就是一个土皇帝，一个这么小的区域，能够有那么庞大的军队。

穆川：对，所以这个也是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土司制度，它是在元朝的时候正式形成的，早期称作羁縻制度。就是说中央王朝依据原有的部落传统势力，来委任各首领相应品级的官位，授予一定的政治权力，当地的土官在臣服中央王朝的前提下，有自行处置行政事务的权力，还可以有一定的武装。这就是为什么播州杨氏最后能够反叛明朝中央的背景。

小初：我们现在去海龙囤就能看到这场著名的战争留下来的痕迹。

穆川：对，不光是能看到战争留下来的痕迹，海龙囤不光是军事的城堡，也是行政的中心，你可以通过它了解当时的土司是怎么统治这个区域的。所以有考古学家说《海龙囤》考古报告是一本“土司学”的百科全书，我们可以通过它来了解当时的这样一种政治制度。

小初：你推荐我看的《复古的土司城堡》，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考古队在挖掘时推测这一片遗址上哪些是主人的起居室、厕所，以及厨房，他们在可能是厨房的地点里也发现了很多碗，包括很多盛酒的工具，可以想象虽然在几百年前交通不发达时，杨应龙作为当地的统治者，也能够有很多充沛的物质资源，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山上过得也挺滋润的。

穆川：对，海龙囤始建时，是和今天的遵义老城，也就是播州府城相当于是相互配合的关系。一个是军事据点，一个是行政中心，但到最后杨应龙是把它作为最根本的一个基地来加以建设，集军事和行政于一身了。所以它上面不光有新王宫，也就是土司的衙署，还有城垣、关隘、军营、道路、采石场、窑址等等，还出土了大量的遗物，不光有箭镞、铠甲等武器装备，还有很多生产生活用品。

小初：我当时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印象是虽然它有一些战争的遗迹，但是它的建筑结构保存得比较完好。

穆川：因为海龙囤它不仅是一座山城，它也是一座我理解的石头城。虽然也有砖瓦木的建设，但囤上的关隘、城墙、台基，包括走路的步道，都是加工规整大石头营建而成的，重的可以达到数吨。你想在那么险峻的山上人工开采、搬运、垒砌这些巨石，这个工程量是难以想象的。

因为是石建的，所以就保存得非常好。国内的很多考古遗址都是土遗址，像大明宫之类，只剩土的基址了，你需要充分发挥想象力，有时候可能还需要借助VR的加入，才能想象它原来是什么样子，但是海龙囤就非常直观和宏大，你爬上36级的天梯，走过飞龙关、飞虎关这些关隘，站在山顶上的时候，就能明显地感受到它作为一座山城的气势，在目前国内的考古遗址中，也是比较特别的。

杨粲墓：探寻贵州土司文化

小初：那说完海龙囤，下一个打卡的地方，穆川会选择哪里？

穆川：下一个是和海龙囤比较有关联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杨氏家族统治了播州有700多年，总共有27代，所以遵义当地还有很多杨氏家族成员的墓地，都是比较有历史价值的，反映了贵州比较有代表性的羁縻·土司文化。

如果去遵义的话，去完海龙囤，可以顺便去看看杨粲墓，它是南宋的播州安抚使杨粲夫妇的合葬墓，杨粲是杨氏家族的第十三世的成员。它是一座双室仿木构的石室墓葬，墓室是用条石来砌筑的，保存得非常完好。虽然它被盗过，但是它的石室没有受到破坏，像条石都是用子母扣来固定的，没有任何的粘合痕迹。

墓室内外有非常精美的石刻，像有墓主人像、力士、花草动物等等，雕刻非常精美。在西南地区同时代的墓葬石刻中都是顶级的，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是原址保存的，去那儿还可以感受墓葬的选址，它是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的这样的一个地势，也有风水的因素在里面。如果要看墓葬的随葬品，就要去贵州省博了。

小初：听起来贵州比较喜欢用石头去建造，是吗？

穆川：这还是与等级有关，一般的平民可能就用土坑墓或者是一些碎石叠砌的墓葬。这类石室墓还是与高等级和财力有关。

茶马古道：穿越古今的商贸之路

小初：好，除了土司文化外，还有其他值得一去的人文景观吗？

穆川：贵州的茶马古道也值得一去。提到茶马古道，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云南、怒江或者是四川入藏的古道驿站，贵州的茶马古道可能比较少的人知道，但实际上贵州也是历史上“茶马互市”的重要场所。

小初：茶马互市是指的说交易茶的场所吗？

穆川：不仅仅只有茶和马，也运输其他的物资，比如说盐，因为贵州是中国唯一不产盐的省份，所以盐运就非常重要。因为不产盐，就会用茶或者用当地的马去和四川等地互市，这支撑了贵州古代生活经济的命脉。

小初：茶马古道在贵州哪里？

穆川：它是一个线性的遗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像蜘蛛网一样的线路，具体的话像在今天的贵阳、六盘水、毕节、安顺、黔西南，这些地区都有。不光有古驿道，还有桥梁、渡口、会馆、商号、寺庙、摩崖石刻等等，它是由很多的点和线共同构成的。

小初：所以就是古代的一个贸易网络。

穆川：是的。像“茶马古道”的典型贸易物品是茶和马，贵州的茶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也是重要的物产，贵州不光产茶，还贩茶。明朝的时候，中央在西南设了四所茶仓，播州就是其中之一，是茶叶贮藏和交易的一个集散地。贵州的马也很好，贵州西部的乌蒙山区有广阔的高山牧场。

小初：我有听说过乌蒙大草原。

穆川：它的草质非常优良，像毕节、六盘水、黔西南都是主要的产马区，而且贵州的水西马是西南马种里面唯一能做战马的。南宋的时候因为没有北方的牧场，能做战马的贵州马重要性提升，所以南宋的朝廷也会用盐向水西首领大量换马，保证了南宋有一支基本规模的骑兵部队。像我们刚刚提到播州杨氏，从南宋到明代都有向中央进贡过战马。海龙囤考古发掘出土的马的骨骼，通过研究对比也发现比西南其他地区马的骨骼要大。战马在冷兵器的时代，是非常重要的军事资源。

小初：那茶马古道大概是从什么朝代开始贸易？

穆川：最早从秦汉时期就开始了，像在西南地区的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南下广西，乃至东南亚、南亚，它长期以来都是民族融合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所以在2013年，云南、贵州和四川三个省联合申报了茶马古道作为第七批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小初：我们说经济的核心其实就在于交换，对资源的交换、物产的交换，交通网络对经济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穆川：唐宋以后茶马古道就比较盛行了。贵阳花溪很有名的青岩古镇是贵州四大古镇之一，最初兴起就是因为在茶马互市的驿道上面，加上军事地理位置也非常重要，兼具了经济和军事的双重功能。如果第一次去贵阳，也可以去青岩古镇看看，当地民居的整体风貌保存得还是相当好。

沙滩：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穆川：我们把时间再往后延一延，到清晚期，贵州还有一个更默默无闻的地方，这个地方比海龙囤更没有名气——沙滩。很多人听到沙滩会想到大海，但是它其实是遵义城东方圆不足十里的一个小村子，得名于附近乐安江中的一个古琴状的河滩，所以叫沙滩，又叫“琴洲”。

这个村虽然很小，但它是贵州的首批历史文化名村，有11处省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在清代晚期，这个地方涌现出了一批很重要的学者，以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为代表，百余年间留下了200多部的著作，内容涉及经史、诗文、音韵、地理、版本目录、金石书画等等，可以说在贵州的文化史上都是非常罕见的。所以贵州还有一句俗语：“贵州文化在黔北，黔北文化在沙滩”。

小初：我还挺惊讶的，我们印象中贵州是从古至今，经济发展或者说教育发展在全国客观地说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在清代晚期的时候，这么一个小村子里面，居然有那么多的学者或者说精英诞生。如果去遵义的朋友也可以去沙滩看看，因为沙滩离遵义也不远。

穆川：对，开车的话可能就一个小时。这个地方很重要，主要是基于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像郑珍和莫友芝在道光年间编纂的《遵义府志》，被梁启超先生誉为“天下第一府志”，钱穆先生还称郑珍是“清代诗家冠冕”。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给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都出了全集，我在图书馆翻过郑珍全集，有七大册，洋洋大观，非常震撼。

还有做外交官的黎庶昌，他比郑珍和莫友芝时代晚一点，早年通过科举入仕，后来在曾国藩的幕府任过职。他在光绪年间的时候任过驻英、法、德、西班牙四国的参赞，后来还两次出使过日本。他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是学版本学的朋友比较了解的。他在清末任日本公使的时候，搜罗了很多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古籍，有唐代的抄本、宋元的刻本，很多是我们国内已经失传了的。

他把这些古籍收集起来，请日本的刻工覆刻、印行，因为其中很多书是在我们本土已经亡逸的，所以称为《古逸丛书》。他做这个事完全是个人行为，经费也全是从他自己的工资里面出的，这套书是相当于是对唐宋元古籍的“再发现”。然后这套丛书的品质也非常好，请的是一流的刻工，用的是一流的纸张。所以一刻印出来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很多收藏家都把它视同于古本。你想他一个官员，这不是他的分内之事，而是一种抢救文化的自觉行动。

《古逸丛书》书影

沙滩这个地方虽然小，也来过很多名人。近代的著名漫画家丰子恺先生抗战期间寓居遵义的时候，还专门到沙滩祭扫了郑珍、莫友芝和黎庶昌的墓。他在当地游览了五天，创作了十几幅漫画，还和友人出版了一本《子午山纪游册》，子午山就是郑珍墓的所在地。

沙滩现在保存得还是相当好的，有黎庶昌的故居，现在是沙滩文化陈列馆，还有黎氏家族的藏书楼叫锄经堂，现在是乡村的公益图书馆，周边还有摩崖石刻、禹门寺，可以看上一整天。

抗战史记：那些无法忽略的历史

小初：好的，我们可以再把视角再往前挪一挪，贵州有没有一些近代的文化或者历史遗址？我们都知道贵州在抗战期间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地区。

穆川：对，贵州当时是作为大后方，北边又是陪都重庆，地理位置也是比较重要的。贵州也有很多有意义的抗战史迹，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一个是二十四道拐抗战公路。二十四道拐，顾名思义，它有二十四个拐弯处，它是一条全长约4公里的盘山公路。位于贵州黔西南晴隆县城南，是原来的滇黔公路的一段。这段公路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

（图片来自：虎嗅，拍摄：萬一）

滇黔公路最初修建于1935年，和抗战其实没有很直接的关系，是出于当时“追缴”红军、统一政令、消除割据的需要。当时的国民政府决定由中央出资，来修筑滇黔公路，当时是云南和贵州两省各自修筑自己辖区内的路段。

贵州山多，很多公路只能依山而建，二十四道拐所在的地方，是晴隆山的南坡，从山顶到山脚垂直高度约250米，坡的倾斜角约60度，这个地方古代叫做“老鸦关”，是古代从贵州入云南的必经之路，也是当时修路最艰难的地方。当时修筑这条公路也是耗费了非常多的人力物力，大概有将近10万人，最后在1936年竣工，最终是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日本占领了中国的大部分国土，也切断了对外很多的补给线。滇缅公路就成了国际援华物资的陆上交通命脉，各种物资都要经过滇缅公路到达昆明，然后再从昆明经滇黔线转运到重庆和前线。而二十四道拐就是这条运输线上的咽喉地段。因为它的重要性，日军也是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

小初：所以它其实是当时的一个军事交通的要道。

穆川：对，包括晴隆县城，在抗战中后期的时候，也是后方战略物资重要的一个运输和集散地，很多物资从这里被运往重庆、广西等地。

小初：你说修这条公路一年多的时间用了近10万人，真的是一个很浩大的工程。因为贵州本身山地多，修路其实更不容易。

穆川：当时是征调了贵州各县的民工，还有一些士兵，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的公路工程部队也帮助进行了维修和改建，也是基于它的重要性。这条公路现在还在通行（虎嗅注：新道路从山侧面绕过，二十四道拐经整修后开辟为景区，可乘坐游览车体验），可以去实地感受一下它的历史风貌。

小初：我们刚刚一直刻意避开了贵州近代史上最出名的遵义会议会址，因为遵义会议很多朋友在历史课本上就学过了。

穆川：你刚才提到遵义会议，其实遵义这座城见证了两个长征，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另一个是浙江大学文军西迁办学的长征，只是后者不太为人熟知。

抗战时期，北部和东部的很多大学都有内迁，比如清华、北大、南开先迁到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最后是定在云南昆明，这就是很多人都熟悉的西南联大。浙江大学也不例外，但是相比于西南联大，它的内迁路就比较坎坷，时间长达两年多，期间曾四易校址，在浙江、江西、广西等地都待过，到1939年12月，才落户在遵义湄潭，行程2500多公里，所以被称为“文军长征”。

小初：因为他们都是学校的师生，所以叫“文军”。

穆川：对，浙大当时的校长是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他经过考察，最后选择了在遵义湄潭来办学，因为湄潭物产丰富、物价低廉、民风淳朴。浙大西迁湄潭也得到了贵州省府的大力支持，补助了他们迁移费，省公路局还表示可以用运盐的车辆支持浙大的搬迁。所以浙大从1939年落户到湄潭一直到抗战结束，有7年的时间，在这里进行了稳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当时的湄潭县城只有1000多户人家，却接纳了数以千计的浙大的师生和家眷，所以浙大的师生后来都说，湄潭是浙大的第二故乡。

小初：当地的人其实是拥抱了他们，特别是在那个物资比较缺乏的年代。

穆川：虽然当时的湄潭还算物产比较丰富，但要接纳这么多人，生活还是比较艰难的。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双方还是能够通力合作，就像昆明之于西南联大的师生一样。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在当地进行了很多知识传播和学术实践，反哺当地，所以这是对双方都很有益的一段历史。

小初：大家去遵义，也可以去附近的湄潭，除了刚刚穆川说的有浙江大学旧址之外，湄潭的茶也是很出名的。

穆川：小初提到了湄潭的茶，浙大当时在湄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帮助改良了湄潭的茶。当时除了浙大以外，国民政府中央农业实验所也迁到了湄潭，在这里设立了中央实验茶场。浙大农学院的刘淦芝教授兼任了实验茶场的第一任场长。

1943年，他们以湄潭县当地的茶树为原料，采用西湖龙井茶的制作工艺，创制出了首批湄江茶，当时还被戏称为西湖龙井茶的贵州私生子，这就是1954年定名的湄潭翠芽。贵州的朋友应该很少有人没喝过湄潭翠芽，包括像今天湄潭的几十万亩茶园，都得益于这段历史。

小初：我身边有朋友是贵州的，他们都说贵州的茶不输西湖龙井的口感，但是价格却比西湖龙井更便宜，没想到它和西湖龙井是同样的工艺。

穆川：我在查资料的时候都很震惊，因为浙大在湄潭结合当地的实际进行了很多科学研究，我记了一些项目的名称，这些研究里面，有《煤炭的气候》《煤炭茶树土壤的化学研究》《湄潭红糖发酵实验》《草药在湄潭包谷酒制造中的意义》，还有《关于茅台酒的研究》《遵义锰矿的研究》等等。我看的时候很感动，他们结合当地的物产和气候地理条件做的研究，显然极大地促进了湄潭乃至贵州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

小初：这就是因地制宜，湄潭这个地方，虽然当时的居民比较少，在那个年代他们积极地拥抱了这群师生，这些师生用他们的知识，也反哺甚至是改变了湄潭这个地方的经济，或者是一些人的命运。

穆川：我看新闻，2022年湄潭县政府还和浙大共同成立了一个浙江大学湄潭茶叶研究院，也是对这段历史的一个致敬和延续吧。

所以浙大内迁到湄潭，不仅没有受到削弱，还发展壮大了，它在内迁前只是一所地方性的大学，只有三个学院，完全比不上中央大学、北大这些，但在湄潭这七年它就发展成有七个学院、五个研究所的一所全国性的综合大学。

小初：也是因为当时贵州没有受到战争太大的影响，在这种安全稳定的环境里面才能够有真正的学术成果出来。

穆川：对，像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李政道，他当年也在湄潭的浙江大学学习过。1942年，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来中国考察，参观后还称赞浙大是“东方的剑桥”。

小初：不是浙大的朋友也应该去看看。

穆川：现在浙江大学的旧址保存得还挺好的，包括湄潭的文庙、天主堂，是当时浙大的办公室、图书馆、医务室、教授住处，还有浙大物理系的旧址等等，保存得比较好的有9处。现在文庙还设了“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都是免费开放的。

小初：今天听穆川介绍这么多贵州的人文历史的景观，相信很多朋友有了新攻略，我自己也被种草了好多地方，可能这就是我们去了解历史的意义，最后穆川可以结合我们今天的主题来给折叠计划的朋友们推荐一本书。

穆川：非常感谢小初能够邀请我给折叠计划的朋友们分享这个主题，在准备的过程中我也对贵州有了更多的了解。给大家推荐一本旅行文学，是杨潇写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大家知道，1938年初北大、清华和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要迁到云南昆明，在著名学者闻一多、袁复礼等人的带领下，成立了一支由280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从长沙走到了昆明，2018年作者杨潇沿着他们的足迹，重新走了这条1600公里的路，通过这场重走，也是进行了一场相隔80年历史和现实的对话，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旅行和写作。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小锄头 （ID：yanxiaochutou），作者：穆川、小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