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能暖化两国科技关系吗？

2024年12月13日，经过几个月的拖延，中美两国终于在北京续签了已经历45年历程的《中美科技合作协定》（STA），协定有效期5年。对此，中方仅仅发布了一条消息，美国官方也没有对此进行宣传。

对这一中美两国科学界期待已久的协定的低调处理，似乎暗示着尽管协议得以延续，但两国科学合作的道路上仍然布满荆棘。然而，从2023年上一轮5年协议到期后双方扭扭捏捏只是临时续签了半年，半年到期后又拖延很久，却在这次一下子恢复了该协议正常的5年一续签的节奏来看，似乎两国科技合作又有回暖迹象。

实际情况究竟如何？STA的正式续签到底对两国科学合作意味着什么？对于即将上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打压中国科技发展的动议，这一协定的签署能够带来显著缓冲吗？

破解续签背后意图

要探讨该协定的意义，还要从协定本身的价值谈起。《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破冰访美，为中美关系带来的第一份主要协定。自从1979年1月签署至今的40多年来，它为两国科技合作带来了持续的推动，也对中国从文革后融入国际科学阵营，学习美国先进科研经验和利用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科技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量中国科学家赴美访学或深造，也受益于这一协定带来的两国科学合作的暖风。

到了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科研产出大国，在很多指标上还超过了美国。两国之间虽然在高科技研发上存在大量竞争，而且经历过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国行动”（China Initiative，2018年启动，拜登上台后终止，在其执行期间迫害了200多位与中国开展科研合作的以华裔为主的美国科学家）对双方科学合作的严重影响。

但在基础科研领域，中美仍然存在着大量共同感兴趣的领域以及科研能力的互补。例如，在Science杂志评出的2024年度十大科学进展之一的多细胞真核生物起源的相关论文中，仍然能看到双方科学家合作进行探索。

Nature报道，2023年中美合著的科技论文数量比2017年这一中美合著顶峰之年下降了6.4%。这一数字一方面说明两国科研合作面临严峻挑战（同期中国国际合著论文从11万篇增长到18.7万篇）；另一方面也说明，尽管从特朗普上个任期，美国就开始了对中国科学的封堵，祭出包括“中国行动”在内的多项打压甚至是迫害性措施，中美科技合作仍然保持着相当大的体量。

Nature的报道和其他渠道都没有公布2023年中美合著的科技论文的数量，但2022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数据显示，中美两国科学家合著的科技论文达到了2.6万余篇（各种调研依据的数据库不同，不能直接对比）。

中美双方仍然数量庞大的科研合作产出，这一方面说明了两国科学家的科研存在经费、理论与技能方面的互补，另一方面则是科学世界主义（或者说普遍主义）的体现，即从事科学研究，其默认前提就是要进行跨国境跨机构的合作。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科研产出最大的两个国家，彼此开展科研合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正因为如此，美国科学界一直在以各种手段游说拜登政府，延长中美科技合作协定。

那么，为何拜登政府要到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才决定续签协定呢？

实际上，这也与美国国内政治形势相关。拜登政府在即将离任时，似乎更以一种象征性的姿态，将STA作为本届政府的遗产，来彰显尽管中美面临激烈竞争，但这不会改变美国拥护开放和国际合作的理念。这自然会得到传统上是民主党支持者的科学界的大力拥戴。

所以，美国国务院在STA续签的新闻稿上多次强调，这一协议不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协议不涵盖高科技发展，只是聚焦于基础研究；该协议对知识产权保护有了更严格的界定等凸显政治正确性的话语。据Nature报道，续签的STA也不像既往协定那样涵盖大学与科研机构，而主要是涉及联邦机构和中国对等政府部门间的交流合作。

尽管如此，该协定的续签还是受到共和党人的极大阻挠。STA签署消息宣布前夕，包括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China）主席、密歇根州众议员穆莱纳尔（John R.Moolenaar）在内的14名共和党议员警告不要延长该协定，认为该协议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

那么，鉴于共和党控制了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并即将执掌白宫，是否可以认为，STA难以有效缓和中美科技合作下坠的态势呢？这也不见得。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下的中美合作

在分析STA对中美科技关系影响之前，还是有必要抛开协议，来看看中美科技合作的基本面在即将执政的特朗普政府中的情况。

我在此前的文章（《特朗普当选，会让中美科技合作断崖式下滑吗？》）中曾强调，首先，鉴于遏制中国科技发展早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共识，很难想象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这方面会有更多变本加厉的措施；其次，中美科技合作本身基于双方科学家的相互需求，还是有强大的韧性，从2018年以来屡经磨难，但到2023年，合著论文仅比2017年下降6.4%就说明了这一点。

但现在看来，当时的文章还是有点乐观，忽视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在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各州保守派力量会得到极大鼓舞，会做出很多联邦层面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事情。

意识到这一点，是因为我邀请一位佛罗里达州某公立大学的华人社科学者给我所在的苏州大学做一场在线报告被婉拒，对方说担心被校方得知遭到迫害。不久之后，得克萨斯州更是祭出州立系统员工禁止与中国合作，到中国出差都需要申请、到中国探亲都要报备的极端措施。

虽然美国最优秀的科研机构或者是私立，或者是联邦层面的公立机构，或者是蓝州（民主党控制的州）的州立机构（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但红州毕竟占多数，如果都要效仿得州、佛州，那确实对中美科技合作是一个重大的打击。

实际上，在佛罗里达州保守派的州长德桑蒂斯推动下，该州早已经出台了州立大学等州立系统不能雇佣包括中国在内的“敌对”国家公民作为员工的打压措施。

但在拜登政府时期，这些措施受到了包括该州华裔教授在内的多位科学家的司法挑战。因为众所周知，美国科研机构和大学大量雇佣来自中国的高质量博后开展科研，这一措施将给受其影响的科研机构带来巨大的压力。

随着特朗普上台，美国行政立法司法全部转向保守和孤立派势力，这样的官司能否打赢，甚至是否还有公立大学教授敢于发起这种司法挑战都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在这种情况下，STA就有了更大的意义，因为它在联邦层面界定了两国政府机构（尤其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中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合作和彼此的义务，可以继续保持与中国科研机构的联合资助项目，或者让获得联邦基金的科学家在与中国合作时不用那么畏手畏脚。在得州、佛州等州立机构会采取极端政策的情况下，STA所界定的联邦层面的两国合作安排，当然是一种缓冲。

那么，特朗普上台后，这些联邦层面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合作项目会终止吗？这要看STA是否被废除。在特朗普本人以缺乏可预测性而见长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确实难以做出准确预测。

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国内政治政策议程的调整势必波及中美科技合作。比如特朗普和共和党政府不认可气候变化，那么目前中美两国合作的这一大亮点就势必会受到影响。突发重大疾病等领域也会受到影响，因为美国保守派政府的总体趋势是从国际义务上后退，自然在应对全球重大疾病或粮食安全等公共议题的国际合作的投入上也会弱化。

也就是说，STA对中美两国科技合作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但这种作用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并且两国的科研合作与其说受到美方的专门打压，不如说更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和政策议程的影响。

中国的对冲举措

可能有人会指出，中国科技发展已经日新月异，而我们最需要的技术又被卡脖子，所以中美科技合作是否下降不值得担忧。

这话不是全无道理，但对于基础科研来讲，中美科技合作大幅下降仍然会对中国科学带来负面影响。与高科技攻关不同，大多数基础科学研究是分散进行，需要众多研究者的灵光呈现、彼此之间的火花碰撞，以及科研数据的交流和科研结果的相互验证。而美国作为世界科技最领先、杰出科学家数量最多和引领性科学思想最集中的国家，它的缺席无疑会对中国基础科研的突破性进展构成影响。

实际上，随着中国科研条件的日益改善，中国科学家已经越来越不需要在硬件和经费上依靠美国科学家，但两国仍然在政治打压的情况下维系着尽管有所下降但数量仍然庞大的论文合著，这说明两国科学家在理论、思想、数据和论文撰写层面的交流仍然是频繁的。而对冲政治和政策对中美合作的冲击，实际上也恰恰存在于这个方面。

也就是说，尽管政治影响势必波及两国科技合作的政策包括联合资助项目，但只要联邦层面不出台禁止中美合作的政策（在基础研究领域，这种可能性极低），那么中国科学家就应该积极开展不涉及或相对少涉及经费的中美合作，确保这种合作在不会给合作者带来麻烦的情况下保持显著的科研产出。

这并非仅仅是为了民间外交而合作，而是正常科学交流的体现，因为如上所说，与美方的合作仍然会让中国科学家在理论、思想、研究策略上受益显著。而对于美国科学家而言，只有不断有显著的产出，才会让他们不会因为整体氛围不佳而在两国合作上停步不前。

另一方面，中国则应该努力成为更多国际科研合作、国际大科学项目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些多国合作项目不仅会方便中美科学家的交流，更会因为中国牵头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科学解决方案而促进中国的国际科学领导力。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其他发达国家没有像美国一样采取诸如“中国行动”来干扰两国科研合作，但在科研中去中国化的趋势并非局限在美国。因而中国牵头推动更多国际科技合作也会带来普遍的收益。

但需要强调的是，中国推动国际科研合作，不应该是为了合作而合作，为了项目而项目，更应该是科学家们科研的自然延伸。否则，可能在若干大项目为其首席科学家赢得大量经费的同时，它们的国际科研合作成果中也不乏他国科学家友情署名的论文与其他科研产出。

中国国内科研政策的调整也可以间接促进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国际合作。减少阶段性的考评压力，弱化单纯用引用等指标来给机构排名（机构自然会把这样的指标转到个体科学家身上），同样会促进国际合作。因为在你追我赶投身热点领域努力快速生产高引论文的氛围中，通过国际学术合作而“孵化”更有开创性也因而更长线的研究，其优先级自然就会被降低。在这个意义上，推动或至少尽量维系包括中美在内的国际科研合作，本身也会提升中国科研的质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返朴 （ID：fanpu2019），作者：贾鹤鹏（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