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撰文：文又京，监制：苏惟楚、李晨，审核：丁若水（独立执业心理咨询师），陈怡含、杜雪涵对本文亦有贡献，原文标题：《学生给学生做咨询，能解决高校心理问题吗？》，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朋辈咨询，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为了应对增长的校园心理咨询需求，这种重在“倾诉”和“处理情绪”的形式应运而生。
提到朋辈咨询，许多大学生的第一反应是不信任。“专业和共情能力不足”“会泄露自己的秘密”“因为同学身份感到尴尬”等等，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疑虑。
把非专业的学生培养成能给陌生人做咨询、能应对自杀危机的朋辈咨询师，需要多长时间的训练？他们和心理咨询老师有什么不同？
学生咨询学生
高中时，老师喜欢说：“等你们上了大学就解放了。”
但商芃的大学生活却不尽如人意。他好像总是被各种各样的烦恼缠住，每一天都比前一天更疲惫、更辛苦。他想和朋友说说，却怕被人说矫情。也想过要不要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但预约早就排到几周以后。
直到某一天，情绪堆积到了一个无法忍耐的阈值。他来到校园里的“朋辈咨询室”—— 这个他路过数次、却因为各种顾虑而没有进去的房间，现在近在咫尺。他推门进入，里面有一张沙发。正对着的桌子后坐着位年轻的咨询师，和他一样大，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商芃讲了很久，一股脑把最近的烦恼全倒了出来。等他终于停下，咨询师看着他的眼睛，认真地说：“听你说了这么多，我觉得你真的好辛苦。”一瞬间，他竟然鼻子一酸，哭了出来。
这一天，“朋辈咨询”这个陌生的概念，第一次进入商芃的生活。
朋辈咨询是西方教育体系的舶来品，译自英文“Peer Counselling”。1960 年代中期至 1988 年，15 至 19 岁的美国青少年自杀率翻了两倍。为了应对增长的校园心理咨询需求，这种“让学生为学生做咨询”的形式应运而生。
如果一个人有情绪问题，但又不想或约不到正式的心理咨询，希望先在安全保密的空间里，对同龄人倾诉一下，就可以选择朋辈咨询。一些学校会设置特定的房间，让来访者面对面交流，也有的学校是以电话、语音或文字进行。
虽然同为一所学校的学生，咨询师会确保自己与来访者互不相识。你不能知道 ta 的身份，但可以信赖的是，ta 的确有为你做咨询的能力。
通常来说，成为一名正规的朋辈咨询师，要先经过面试筛选，然后接受数十至上百小时的培训，着重训练倾听、共情、转介的能力。从日常生活的情绪问题，到性焦虑、抑郁症、进食障碍、丧亲，再到自伤、自杀的危机干预，朋辈咨询师都有所准备。
21 岁的车冉去年刚从广东一所高校毕业，在校期间，她协助心理老师做过 20 多次朋辈心理辅导，其中有四、五例是危机情况，需要立刻进行干预，甚至送往医院救治。
有的学生正在实施自杀，拍了照片传给她；也有的激动起来，拿起剪刀对着车冉。“这种时候，一般的学生已经慌了。但我自己也经历过危机时刻，我想伸手拉住他们，就看他们愿不愿意把手给我。”
经验丰富如车冉，她仍反复向我确认两个问题：我们讨论的“朋辈”是指谁？“朋辈咨询”具体又是何种形式？
她的疑惑，恰恰反映了朋辈咨询在中国内地的发展现状。这个语焉不详的新概念，还没有明确的形制，常常会与“朋辈辅导”、“朋辈互助”混为一谈。
有学者总结朋辈咨询的特性：重在培养个人的适应能力、不进行价值干涉、被动等待来访者的到来。这三点极具西方文化的特色，注定了它在我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消化过程。
朋辈咨询进入中国内地，差不多是本世纪初的事情。从知网的论文检索结果来看，2003 年起，才有人零星地探讨起它的本土化可能。
比起朋辈咨询，内地学生更熟悉的词是“心理委员”，每班选一个人出来担任这个职位。设置的初衷是希望校园心理健康体系的触角深入班级，早发现、早汇报，但这个职位在许多情况下形同虚设。
一位来自湖南的大学生表示：“我们学校的心理委员只负责上传下达，发发问卷，并没有实际作用。”
一位研究者在其 2008 年的论文中提出：“在心理委员的设置思路上，应该变管理为服务，汲取朋辈咨询的理念。”但十来年过去了，大部分高校对朋辈咨询的探索仍在初期。
一位高校心理老师认为，是这个译名让一些学校的领导望而却步。“‘朋辈’这两个字，听起来特别不专业。其实不是，它是个准专业的东西。”
另一些学校虽然愿意尝试，却缺少筛选、培训、激励、跟踪的全流程，摸着石头过河，不成气候。
2021 年 7 月，教育部文件要求高校按不低于 1:4000 的师生比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职老师，但这个比例仍然偏低，大约是美国的 1/3。
应对高校心理问题，朋辈咨询会是一条可能的出路吗？
拒绝它的理由
为什么有些学生不愿意来朋辈咨询？
陈芸在南京一所高校读硕士。2021 年春天，她的同系好友跳楼身亡。当她红着眼圈下了校车，一位也在这站下车的同学凑过来和她搭话。“那个同学用非常活泼开朗的语气问我：‘小姐姐，你为什么哭了呀？我听说今天有一个人跳了下去，你们认识吗？’”
在那几天里，这样的对话屡次发生，几乎耗尽了她的精力。甚至连初中同学也来盘问她：“你那个同学跳楼，是不是被老师压榨了？是不是选错了专业？”
在这种环境里，陈芸很难相信，自己能从所谓“朋辈”身上获得支持。
不是没有渴盼。她希望有一个“像容器一样”的朋辈来听自己倾诉痛苦，这个人“要真诚善良，不要试图把自己投射进来”。“但能做到这个定义的人太少了，”陈芸对此并不抱希望，“而且，我也不想要别人变得不快乐，他们又不欠我的。”
一份在西南某高校展开的调查问卷显示，只有 47% 的学生知道朋辈心理辅导这种咨询方式的存在，有 50% 以上的学生表示不清楚它的效果是好是坏。
而在拒绝它的原因中，34% 的学生选了“朋辈的知识和能力不足”，是最多的一项。紧随其后的是“担心秘密被朋辈泄露”和“朋辈太过熟悉，感到尴尬”，分别占比 27% 和 24.4%。
即使是在设置有独立、保密的朋辈咨询室的学校，学生也可能被病耻感绊住脚步。一位人大的同学说，她每次经过朋辈咨询室，都会犹豫这次要不要进去，就这样子走了好几个来回。“如果我进了这个小屋，被认识的同学看到了，会不会别人觉得我有什么问题呢？我要怎么去跟他们解释？”
在车冉的观察里，她身边的大多数同龄人对心理疾病一无所知，连基本的共情和保密都做不到，“甚至有些学生接受了科普后，还会拿心理疾病去开玩笑。”
同时，她也发现了朋辈咨询的另一处局限：“真正有情绪障碍的孩子，可能反倒不愿意跟同龄人过多沟通。他们只会说一些不相关的，而把自己真正想倾诉的东西埋藏起来。”
2021 年毕业季，车冉去隔壁宿舍找朋友玩。朋友的床上围了一圈厚厚的遮光帘，丝毫看不出生活气息，只漏出一丝台灯的光线。凭着做朋辈咨询的经验，车冉立刻捕捉到了异常信号，她问旁边人，“她多久没有下过床了？”对方说，“好几天了。”
车冉赶紧拉开帐篷，把朋友拽了出来，才知道她已经一个月没有出过宿舍，也不上课，就只是躺在床上发愣。朋友告诉车冉，自己其实对抑郁情绪有所觉察，但不知道可以去找谁求助。
车冉说，“你可以找舍友和老师啊。”朋友漠然地回答，“我不想。”
某种命运的交叠仿佛击中了车冉，她猛地想起自己的发小。那时距离发小自杀身亡已有数月。“两个案例是如此相像，大家都认识那么久、那么熟悉”，但她们从没有主动向车冉吐露只字片语。
“生病的孩子不想找人倾诉”，这是车冉从实践中得出的看法，不一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但如果追溯这一看法形成的前因，或许又要回到大学生对同龄人的群体印象中去。
“缺乏共情”“不专业”“秘密外泄”“拿心理疾病开玩笑”，正是这些因素让一些学生难以向朋辈开口求助。这之后，车冉产生了一个疑问：从这样的土壤中，真的可以诞生出能帮助同学的“朋辈咨询师”吗？
一个项目的开始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的教授周莉，她会很肯定地告诉你：可以。
人大朋辈小屋。图源：“RUC朋辈小屋”公众号
这里是人大朋辈心理中心下设的咨询小屋，2021 年是它的第十个年头。周莉是这一项目的主管老师，也是学校里《朋辈心理咨询技巧》课的讲师。
2010 年春天，周莉所属的学生处举办了一场见面会，其中邀请了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校友来推广朋辈心理咨询的形式。“她中文、英文叽里呱啦的，我们听得半懂不懂，也没想到会有下文。”
几个月后，在一次工作会议上，当时的学生处副处长提起斯坦福的朋辈咨询项目，询问大家的意见。轮到周莉，她说：“我也没太听明白，但应该不错吧，毕竟是斯坦福的。”就因为这句话，她被任命为第一次工作坊的负责人，自此开启了与朋辈咨询的十年缘分。
在第一次工作坊上，当练习到“情绪处理”模块时，周莉参与了互动，扮演来访者。扮演咨询师的人问她：“上次你焦虑的时候，做了什么事情来调整你的情绪？”
她回答：“我吃了点好吃的。”对方又问：“那么，吃东西是怎么让你好起来的？”周莉就忍不住想到那些香喷喷、还冒着热气的美食画面，“一下子发现，自己的注意力从焦虑情绪上转移走了”。
她开始觉得这个来自美国的新模式，是真的有效果的。
斯坦福模式中，处理情绪的“ICAD”四步法。图源：RUC朋辈小屋公众号
工作坊结束前，有个学生走过来对她说：“周老师，我觉得这个真挺好，如果人大也有一个就好了。”周莉想，“又有学生提议，又有现成资料，不如就把这门课报上去。”
从 2010 年最初接触到斯坦福模式，到同年秋天举办工作坊、2011 年开春就开设选修课，朋辈心理咨询在人大的推进非常顺利，这得益于自上而下的力量。
当时力推这个项目的，是刚上任两年的学生处处长张晓京。在周莉口中，她是一位愿意借鉴海外经验，并进行本土化尝试的老师，“她很愿意让学生参与到教育中来。那时候，在她手上负责的学生项目中，朋辈咨询一直是受到青睐的那个。”
周莉认为，有力的行政领导，能为项目运行提供资源和保障。“斯坦福的教授能来我们学校四次，还给学生上暑课，这都和晓京老师分不开。她去推动学校层面，争取到了资金和机会。”
搞朋辈咨询最好还要有场地，那时，心理咨询中心已经没有空房间了，“晓京老师就去和学生宿舍那边沟通”，腾了两间出来，用作咨询室，这就是后来的朋辈小屋。
上面的领导能看到项目的价值，愿意在学生心理健康上发力，下面的老师和学生也得有能力、有热情去执行，要接得住。
当时人大在为评“双一流”努力，搞了不少针对干部和老师的海外研学项目，整个学校都在一种开放、国际化的氛围中。与周莉一起执行落地的还有一位 23 岁的同事，是人大国际关系的本科生，刚从美国读完心理学硕士回来，既有专业能力和国际视野，又特别能和学生打成一片。
学生们的热情也高，“他们最开始还帮忙翻译教材，甚至去校长面前推广这个事情。”自上而下的机会和资源，自下而上的需求与反馈，这条上下联通的管道，帮助朋辈咨询在人大站稳了脚跟。
如何成为朋辈咨询师
周莉执教的朋辈心理咨询技巧课是小班教学，一个班 30 人左右。第一期的学生大多来自心理系和心理中心内部，他们的好评扩散出去，吸引了许多其他院系的学生来修读。
项目运行到第三年的时候，已经在校园内小有名气。2012 年春季招新时，有将近 150 个学生来报名。钟璇那时候在中文系读大三，已经过了正常报名的年级。为了加入项目，她节节不落地来教室旁听，“对老师软磨硬泡”。周莉被她的热情打动，通过了她的面试，让她加入到项目中来。
每周，钟璇要上 3 小时的核心课程，做 2 小时模拟咨询练习。此外，还有 3 小时用来参加“sec”—— 一个没有老师的练习时段，学生们需要自己开展活动，复习课堂中的知识，或讨论遇到的问题。
课堂上，最先学的就是伦理八“戒”：不要评判，不要给个人建议，不要问以“为什么”开头的问题，不要为另一个人的问题负责任，不要解释；要共情，关注此时此地，先处理情绪。
图源：RUC朋辈小屋公众号
如何讨论情绪，对学生来说，是第一个难题。因为很多人的成长环境中缺乏这样的教育。
刚开始学的时候，钟璇怎么说都生硬，总有一股“译制腔”。于是，她跑去朋辈小屋，缠着不同的咨询师聊天，观察他们的问法。“有的咨询师问的就比较自然，比如‘可以跟我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吗’，但有的就很程式化。”
周莉也发现了问题，她说：“学生们学完八‘戒’，一下子变得不会说话了，完全不能张嘴，一张嘴就违反一条戒律。”“比方说，本来你听到一个人说学习很焦虑、很卷，可能就会说‘不要卷了，你放松’，或者‘我也很焦虑’，去跟人家比惨。但学完八‘戒’，这些都不能说了。”
课上经常有学生提问，神情疑惑：“老师，对方说的东西我已经都知道了，我不知道还要问什么。”
周莉苦笑：“这是新手咨询师的典型问题，说明学生的注意力还在自己身上，总是在关注‘我问得够不够好’、‘我能不能不犯错’，而忘记给对方创造足够的倾诉空间。”
改变是潜移默化的。练习了几个月以后，钟璇发觉自己的思维模式发生了变化，日常社交也受到影响。“把这种不评判的方式带入日常对话以后，我听到了更多朋友的分享。”
以“朋友分手”为例，她向我演示了变化的具体体现：“以前我可能有自己的立场，会说‘分手是对的，你们不适合长期在一起’之类的话。但学了朋辈咨询之后，就会更关注对方的情绪状态，问一些类似‘你来跟我说一说分手这件事’‘它对你有什么影响’‘你现在是什么感受’的问题。”
在 128 个小时的学习和练习之后，钟璇终于通过考核，正式成为一名朋辈咨询师，这意味着更辛苦也更有成就感的工作要到来了。每周，她要去朋辈小屋值班 6 到 8 小时，“很累，但确实是能得到反馈，觉得可以帮助到来访者。”
在人大读本科的黄英很早就知道朋辈小屋的存在，去咨询的念头闪了好几次，但真正进去是很久以后了。“当时困扰我的是情感问题，我总觉得这个事情很细腻，给朋友讲会有点尴尬，还是想找个咨询师去诉说。”
当她坐在沙发上，咨询师把“免打扰”的木牌挂在门外，关上门，四周安静下来时，安全感逐渐包裹住黄英。
黄英注意到，咨询师的表情随着她的叙述而变化，甚至能关注到她自己都没有在意的细节，不断引导她挖掘自己的情绪。“平常和朋友说事情，大家可能会时不时看一下手机。但在朋辈咨询中，对方是完全专注于我本身的。”就像是一条河道，她的情绪在其中自由地流淌、延伸。
“在来之前，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好像在这件事里做错了。但咨询师从头到尾都没有评判我，她只是一直表示理解，我的愧疚感在最后其实是被消解了的。”
黄英还记得那个夏夜，走出朋辈小屋时的感觉，“晚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她步履轻快地去商店买了一份水果，很好吃。
困境：有解？无解？
来访者的情绪得到释放，作为“容器”的朋辈咨询师该向谁倾倒？
2021 年 10 月，大二学生韩周第一次来朋辈小屋上岗，就接到了一个危机案例。对方是被辅导员带来的，已经有了自杀倾向。
“他有点封闭自己，一直在逃避我的问题，我感觉全程都在原地踏步。”这种低气压并没有随着咨询结束而停止。对方离开后，韩周觉得异常沉重，她被一种“没能帮到对方”的挫败感笼罩住了。
韩周的情况并非个例。
现实中，提供心理援助的学生很有可能被无力感、挫败感，或是过度共情带来的替代性创伤缠住，这些都是需要纾解、调整的负面情绪。
一位有 3 年工作经验的朋辈咨询师表示，刚开始接待来访时，她自己的情绪状态本就不好，又免不了与来访者过度共情，被对方的负面情绪影响到。累上加累，“甚至很想把门关上，假装里面已经有人了”。
对此，周莉表示：“我鼓励学生们有情绪就来心理中心约咨询，也鼓励他们来督导会谈个人案例。”
每周一次的督导会，学生可以自愿报名参与，来分享自己的案例或旁听他人。
韩周也把这次事件对她的影响带到了督导会上，老师对她说：“我不相信你一点作用都没有，只要你坐在那里听来访者讲完了自己的故事，那你就是有帮助的。”这让韩周释然了许多，“瞬间就感觉，我没有那么大的责任要负，因为我确实尽力了。”
在人大对朋辈咨询师的培训体系中，也有对负面情绪的预防性练习。比如，培训内容中专门有一个“self care（自我关爱）”的模块，会教学生识别情绪耗竭与替代性创伤。上岗之前，每周的演练咨询，也能让学生们对未来的压力有所准备。
除了负面情绪，做咨询的学生还可能暴露在其他伤害之下，比如骚扰。
最早的人大朋辈小屋是和电话热线一起开放的，但据一名参与过项目的学生透露，“有时会有人打进电话，带着骚扰的意味，要求找女咨询师，之后我们就把电话渠道取消了。”
这样的情况偶尔也发生在线下。这名学生说：“我们有一个咨询点设在男生宿舍楼里，一些男生看到是女咨询师值班，会有要联系方式的情况。”
2013 年，钟璇和其他几名老师、学生一起去斯坦福大学交流学习，她发现，斯坦福的朋辈中心对各种咨询状况都有很清晰的政策和条例。“比如，如果有人打电话来骚扰，这个号码就会被列入黑名单，下次打电话就不会再响了。”而这对于当时的人大来说还是个棘手的问题。
“他们发展得比较久，制度相对完善，学生的自主性也更大，而我们还处于比较初期的摸索阶段。”钟璇说。
另外，如何面对危机也是朋辈咨询师要面临的问题。这些自己也还是孩子的咨询师们，该怎样把握保密和转介的界限？
在周莉教授的核心课程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关于危机的处理和干预。学生们会学到“QPR技术”，也就是“询问-劝说-转介”的三部曲。
周莉说，学生们做了一张表，里面分低、中、高三个等级，标明了不同的应对措施。如果朋辈咨询师捕捉到值得警惕的信号，或许是对方面临的事情难以解决，而且状态非常沮丧，或者是对方表达过觉得“活着没有意义”，求生欲不是很强，又或者长时间的睡眠状态不好，等等。
在不同等级的情况下，会采取不同的措施，可能会劝说对方预约更专业的心理咨询，但始终不会打破保密的原则。
但在其他一些高校里，即使是由老师进行的专业心理咨询，也不具备这样一套明确的体系。有些时候，心理老师按规定上报，但对接的行政老师保密意识不足，也可能会导致有害的结果。
在车冉所在的学校，她在成为朋辈咨询师之前，曾经受到双相情感障碍的折磨。大一的一个晚上，她尝试自杀未遂后，学校在没有和她本人沟通的情况下，给她的高中老师、同学打了一圈电话，把整件事都告诉他们，并说：“你们送来的学生心理有问题。”
车冉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应激性地丧失了对他人的信任，“一个人看病、拿药，不想和任何人透露我的病情。”
车冉拍下的宿舍走廊，她曾经在尽头的窗户尝试自杀。图源：受访者提供
在完全保密的倾诉空间和学生的人身安全之间，似乎难以两全其美。这在许多高校的心理咨询中，仍然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水波
过去的十年里，人大朋辈小屋接待了 2000 多名来访者。咨询者来去匆匆，我们难以追溯他们的感受，但从逐年攀升的访客数来看，它的影响力确实在扩大。
更触手可得的，是朋辈咨询师们的正面反馈。许多人都提到了“自我疗愈”这一点，他们经历了可观的变化。
一位患有焦虑症的女孩，不再会在手抖、心跳过快时惊慌失措，而会用朋辈课上学到的方法给自己做一套咨询，厘清困扰自己的情绪，然后慢慢地，试着与它共处。
另一位同学曾经历过极度消耗的亲密关系。从前，每当抑郁症的恋人提起自杀念头时，她只能绝望地说，“那我也去死好不好？”那时候，她连在朋辈咨询课上学到“自杀干预”都会忍不住地哭。
而现在，她坐在话筒的另一端，娓娓地讲自己如何全神倾听一个来访者的丧亲经历、如何从对方的话语中感到生死命题那细腻动人的纹理。
她把写过的感想读给我听：“不要害怕讨论死亡，不要害怕回忆创伤。当我们说出的话被另一个人听见，就增加了一份对自己的认识和与这个世界的联系。”
周莉觉得，朋辈咨询的培养模式对受训者是非常有益的，“它本来不是要学生自我和解，却反而达到了这个效果。”
修课的学生不仅解剖自己，也变得更容易发现、理解身边人的情绪，他们把朋辈咨询中学到的技巧不自觉地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来。于是，又有更多人从这套模式里间接受益，水波就这样一圈圈推开。
周莉说：“有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转行去学了心理或咨询。”
钟璇就是其中的一员。毕业后，她去了美国，全职做心理咨询，现在一所大学的咨询中心当老师。她在朋辈咨询项目中认识了爱人，两人时常感慨，朋辈项目为他们打下的基础有多么扎实，“那些倾听技巧、咨询伦理，后来再也没遇到这么具体的练习机会了”。
留在自己原专业的人也没有停止传播涟漪。周莉说，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学生，至今仍坚持为客户做精神健康方面的转介与普及。
而在高校层面，朋辈咨询的水波也荡开了。
2021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鼓励开展朋辈帮扶。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可以发现各大高校都在陆续展开这种形式的实验，从上海到克拉玛依，从哈尔滨到海口。
周莉乐见这种风向，但也指出：“首先，学校的行政支持很重要；其次是借鉴经验，事半功倍；第三，是要尊重专业规律去推进。”
想在高校推行一个项目，人、钱、观念、体系，从上至下，缺一不可。回到最初提到的问题，朋辈咨询中的“朋辈”到底是指谁？
一位参与过项目的同学这样回答，“通过专业训练，能够理解我情绪的人，就是朋辈。”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商芃、陈芸、车冉、黄英、韩周、钟璇均为化名。）
参考文献
胡远超 & 朱建征. (2008). 朋辈咨询在中国高校的本土化模式探析. 社科纵横(08), 153-155.
刘阳 & 罗攀. (2020). 大学生朋辈心理辅导调查及现状分析. 校园心理(04), 328-329.
周莉 & 雷雳. (2016). 美国朋辈心理咨询模式及其对我国的启示——以美国斯坦福大学为例. 教育理论与实践(15), 51-53.
周莉 & 曾茂霞. (2019). 借鉴心理访谈技术开展朋辈辅导的实践——以中国人民大学为例. 北京教育（德育）(Z1), 133-13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偶尔治愈（ID：to-cure-sometimes），撰文：文又京，监制：苏惟楚、李晨，审核：丁若水（独立执业心理咨询师），陈怡含、杜雪涵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