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行业研习 （ID：hangyeyanxi），作者：周诗琳（华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编辑：Susu，原文标题：《周诗琳丨这个世界的贫困》，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普遍性问题，贫困的存在时常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带去一种撕裂感，那么贫困该用什么来定义？是饱腹之食、蔽体之衣？还是社会机遇、贫困文化？抑或是其他的要素？
诚然，一定程度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但却不应该放任贫困任其发展。因为贫困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之一，陷入贫困的人们是社会代价的牺牲者，以贫困为前提的许多资源极其容易被浪费，贫困之下的天赋、美貌、道德犹如稚子抱金过闹市。
贫困带来的一系列代价会让社会和深陷其中的个人遭受巨大的损失和伤害，贫困的魔咒更需要整个社会联手打破。
一、界定贫困
传统的贫困理论主要是从人的基本需求、收入和资产角度来定义贫困的，但是这种传统视角忽视了贫困中的许多问题，如权利问题，因而存在一定的缺陷。
阿马蒂亚·森指出，尽管在现阶段的研究中，人们开始将注意力从绝对贫困转变为相对贫困，为贫困分析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框架，但实际上，相对贫困研究也很不完善，只能作为绝对贫困研究的补充。除此以外，生物学方法因其保持了饥饿在贫困概念中的核心地位而不能被简单废除，贫困问题不等于不平等问题，尽管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阿马蒂亚·森提出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贫困问题，即从权力关系的意义上，将贫困视为对个人权利剥夺的结果。贫困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应该从社会、伦理的角度看待，贫困的背后是能力低下和对社会权利的剥夺。
迪尼托指出，界定贫困是一个政治行为。她列举了六种将贫困概念化的方法：
1、将贫困视为匮乏，食品、住房和服装等需求得不到满足；
2、把贫困界定为在收入分配上的不平等；
3、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解释贫困，认为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的经济生产力底下，他们没有人力资本能够让他们在自由市场中出售给雇佣者；
4、把贫困的根源归因于贫困文化，这种文化最大的特征就是传递性，它可以从人的幼年贯彻人的一生、从上一辈遗传至下一辈、从环境传递给个人；
5、将贫困界定为统治阶级的一种剥削形式；
6、从社会制度和结构的角度去考虑贫困问题。
这六种贫困界定的方法，都从不同的角度认识贫困问题，看到了贫困的不同侧面。
那么到底谁是穷人呢？查尔斯认为贫困一般集中在特定的人群，单亲家庭容易陷入贫困，尤其是当这个家庭是由女性当家的时候，没有劳动能力的儿童、老年人、残疾人比年富力强的成年人更容易陷入贫困。除此以外，大家庭、有色人种、较低的教育水平和就业水平、贫困地区的人们，是我们应当关注的对象。
二、耻辱柱上的穷人
社会福利曾经代表着繁荣、健康、爱心和社会尊重等含义，但新教伦理和自由放任的经济观念的出现严重抑制了社会政策的作用，这一观念将贫困视为个人道德上的缺陷，认为社会服务会对社会有所损害。
“自由放任”是由法国重农学派政治经济学家所创，以亚当·斯密的思想为代表，认为国家之所以繁荣，并非由于政府控制，而是容许货品自由生产和交换的结果。因此，他们更加追求一个更自发、自然、共济和自由的社会，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规模越小越好，人民的自由越大越好，社会政策只应该担任剩余的角色，国家应该成为有限作为的“守夜人”。
贫困的个人接受福利援助的行为被打上耻辱的烙印，救济金也一度成为危害社会道德的毒药，家庭破裂、犯罪和吸毒等社会问题是它带来的后果。1834年《济贫法》修订的目的就是将人们赶去工作或者驱赶至习艺所，而进入习艺所的人们面临着恶劣的生存环境，他们的人格尊严也遭受着极大的侮辱。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自由放任的思想都能够找到它的信徒。1935年美国《社会保障法》确立的项目之一，即失依儿童家庭援助计划（AFDC），由于人们对这个计划制造了许多价值判断，它和它的接受者从20世纪50和60年代开始，就被广泛地打上了耻辱的烙印。
比如：大多数福利儿童是“非法的”；福利给生非法孩子的妇女带来利润；钱给的多，受助者就会花在酗酒和吸毒上；大多数受助者都是骗子......
给穷人的福利是如此清楚透明，严格控制支出的基础上带有很大的侮辱性，贫穷被看作是可耻的、不光彩的。用蒂特马斯的话来说就是：它是耻辱化的社会过程，享用公共服务的人是自我坦白的失败者，就是政府的科层组织也被视为下等、耻辱化形式的高压统治。在这样一种社会情形下，社会福利申请者和经办职员也会互相强化对方的耻辱性态度，而福利制度便成为自由主义的替罪羔羊。
三、贫困文化
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贫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体现出代际继承的特征，一些学者认为这可以从贫困文化中找到答案。人类学家刘易斯在对世界各地的贫困区域进行研究以后认为，人穷是因为他们有突出的文化或生活风格。
贫困文化产生于高度阶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里，且出现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剥夺以后。这种经济剥夺导致了绝望和失意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这种文化一旦形成就会有延续的惯性，限制各种机会，妨碍人们摆脱贫困，因此导致穷人很难从贫困的泥沼中挣脱出来。
但也有学者反对这种观点，伊利诺·里库克认为，贫困文化不是穷人持续贫困的原因，而是贫困的结果，正是由于贫困，穷人才被迫放弃了中产阶级的态度和价值，比如积累财富和投资习惯，因为实际上这些价值观和他们的生活本就无多大关系。
所以，不管是作为原因还是结果，贫困文化就像是一个套在穷人身上的魔咒，不仅让穷人自身陷入这样一种贫困的循环当中，还很有可能成为为数不多的留给下一代的“遗产”之一。
四、贫困年幼化的高昂代价
那么，继承了上一代“贫困遗产”的儿童们又要面临什么样的议题呢？
在讨论贫困年幼化之前，我们不得不提到贫困女性化。学者Sidel指出，传统核心家庭的弱化，以女性为家长的家庭急剧增多，明显歧视女性工作者的双性劳动市场的持续存在，追求将其接受者维持在贫困线以下的福利系统等原因，导致了女性和儿童贫困数量的增加。
在现有的贫困家庭中，由于单亲母亲家庭占据了大多数，其结果就是比例非常高的儿童生活在这样的贫困家庭之中。此外在美国，贫困在各种种族族裔和少数族群儿童中甚至更加严重，白人家庭和少数族群家庭之间的经济差距日益拉大。儿童及其（单亲）家庭构成了无家可归家庭的大部分，由于儿童和妇女的弱势地位，他们甚至难以被发现和归档进管理系统。
除了这些家庭以外，还有许多儿童独自居住，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离家出走者和弃儿，离开了糟糕的家庭以后，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堕入吸毒、犯罪和卖淫的未来，当他们长大成人，孕育的下一代很可能又走上父母辈的同一条道路，这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
抛开个人，贫困年幼化也同样会让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首先在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任何一个国家都对自己的人民负有责任。成千上万的儿童身处贫困之中，被排斥在保障系统之外，面临着生存的威胁，哪怕他们长大成人，拥有工作意愿和劳动能力也依然重复着贫穷的魔咒，这是和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和道德相冲突的。
其次，因为贫困而失去的国家税收，为应对贫困而开展的各类社会项目，贫困引发的社会问题同样会让国家遭受经济方面的损失。
最后，贫穷会浪费人类的潜能，这对儿童和他们未来即将要为社会做出的贡献来说，成本尤其高昂。因此，不管是为了社会责任和道德还是国家经济，抑或是个人发展，找出针对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案势在必行。
五、再分配
蒂特马斯指出，社会变迁的代价是贫困和剥夺。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社会变迁——特别是经济和工艺变迁的背面是动态破坏。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社会成本常常与日俱增，而社会成本的连锁反应也是无边无际的。
那么这些变迁的负面效应应该由谁来买单呢？答案是穷人。而各种贫困（情感的贫困、感觉的贫困、语言的贫困等）加起来会成为社会遗传的贫困以及穷人心理上自我维持的贫困。
因此，如果社会想要组织和改变贫穷的社会遗传历程，就得投入更多的社会资源，也就是说社会政策不能仅仅被简单看作是边际的补偿或安慰，而需要产生更大的再分配效应，同时还需要以较大比例的速率前进，要赶超国民收入或者人均社会资源的增长速率，否则穷人的处境会越来越无公平可言。
蒂特马斯探讨了法律和保障方面的再分配。在法律方面，本来主要依靠法院判决和赔偿进行再分配，但问题是法律的首要目的是让犯错的人承担社会损害的责任，哪怕肇事者可以被成功找到，他所造成的社会损害是否能够用纯粹的货币来衡量这个问题仍要打上一个问号，同时肇事者不一定有能力支付赔偿。
因此，如果以社会公正为衡量或目标，通过法律实施再分配显然不是办法，可见在社会领域内，法律的角色十分有限。而社会保障和私人保险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社会保障干涉了市场和政府原定的求偿模式，在社会个人和群体之间实现资源的再分配。私人保险则有两个模型，第一个是“个人化的精细模型”，构成了社会政策的剩余福利模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典型的“羊毛出在羊身上”型。另一个是团体保险，个人一旦加入团体，就成为“约定分摊团体”的成员，这也叫做风险汇集或公摊。实际上，不论是社会保障还是私营保险，都有再分配的意义。
归根结底，社会政策其实就是关于社会目的及其选择的问题，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乃至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扩大谁的自由和为之牺牲谁的自由，利己还是利他，都关乎价值选择。
社会需要做出选择，个人也需要。我们往往很难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更清楚地揭示需要社会正视的价值抉择，在社会政策的价值抉择中，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史不绝书的分配正义：按个人的需求而分配；按个人的价值而分配；按个人的功绩而分配；按个人的劳力而分配。
蒂特马斯加上了第五句：按我们的需要而分配。
六、社会发展观
社会变迁的正面是繁荣和发展，贫困、苦难则充斥了它的背面，米奇利和蒂特马斯一样，都很关注这个二元割裂的现象，他将经济发展没有带来相应程度的社会进步的现象称为扭曲发展。
扭曲发展的状况不仅存在于工业化国家，在第三世界国家也比比皆是。在这些社会里，巨富和赤贫共存，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天平严重倾斜，公共服务匮乏不已，失业率一骑绝尘。不仅如此，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口被社会边缘化，对妇女的压迫极其严重，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严重失去平衡。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个人、社区、政府等社会主体协同参与的重要性，全球性社会需求只有通过直接针对福利问题的务实政策和项目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而社会发展正是这样一个能促进人类福利的途径，既能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也能解决扭曲发展的问题。它提供了一个综合性宏观视角，其关注的焦点是社区与社会，强调的是有计划的干预，提倡的是动态的、以变化为导向的方法，能包容多种因素，顾及全民的利益，最重要的是能使社会性干预手段和经济发展努力达成协调。
那么究竟该如何实现社会发展呢？米奇利讨论了三种主要的发展战略：个人实施的社会发展、社区实施的社会发展、政府实施的社会发展。
个人实施的社会发展战略基于西方个人意识形态，认为个人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才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而这种战略具体措施有：一是营造企业文化，促进社会进步；二是为贫困的人提倡小型企业，通过小型企业的发展为穷人提供参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机会；三是通过提高个人作用促进社会福利，治疗个人的功能失调，教授穷人成为有效经济运作者。
社区实施的社会发展战略则受到了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倡导在社区生活环境下促进人民福利，反对政府为发展负责的思想。具体措施有：一是社区发展战略，强调社区内的自决与自助原则；二是社区行动、参与和发展，反对国家主义，提倡通过觉悟启蒙来增强人们解决导致贫困和匮乏的不平等现象和压迫状况的动机；三是侧重于性别问题以及妇女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认为只有妇女充分参与到社会发展中，才能实现社会进步。
政府实施的社会发展战略立足于国家主义，认为只有通过政府、专门的政府机构、决策者、规划者和行政官员才能最好地促进社会发展。具体措施有：一是通过统一的规划促进社会进步，强调精心的社会规划达致经济社会的和谐；二是政府为发展制定各种具体的社会性目标，通过各种社会规划将资源导向人口，改善贫困等问题；三是基本需求途径，要求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用其现有的社会规划和人力服务方案来应对其最贫穷群体未得到满足的紧迫需求。四是可持续发展，推出既能促进人口的经济与社会福利又不会破坏环境的政策与方案。
但说到底，这几种战略都不能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快速和轻易地通向没有贫困、人人平等的乌托邦，我们依然会面临着许多社会发展的挑战，社会发展途径的实施、社会贫困和匮乏现象的真正改善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协同努力和促进全球对社会发展的采纳是未来努力的方向所在。
七、社会工作
几乎每一个受到过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人都知道帮助弱势群体是社会工作的天职。《全美社会工作者协会伦理准则》的前言写道：社会工作专业首要任务是提高人类的福祉，帮助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要求，特别关注那些弱势的、受压迫的以及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们的需要和权力的赋予。
社会工作者们为贫困而战的工作不仅在于为贫困群体提供直接的资源和服务，还在于增强服务的对象的社会功能，对抗环境中的权力缺失状态，使服务对象自己有能力能够走出困境、摆脱贫困，同时也着眼于环境的改善，从而实现个人与环境的良好交互状态。
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个人，还在于个人所处的环境，更与个人与环境的交互状态有关。社会工作既展现了输血，又展现了造血的过程。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单纯依靠输血，贫困问题无法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造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赋权体现了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观念。它从个人的角度出发，提升个人对抗环境压迫的能力，是一种创造性地获取和运用个人权利的过程，经由这一过程，个体得以控制自己的生活环境，实现个人目标以及提升人际关系和社会福祉。
赋权的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18世纪英国的睦邻友好互动组织，此后经由不断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通过对案主赋权，社会工作者可以把贫困者与其环境联结起来，获取贫困者所需的必要资源，使其逐步拥有能力控制自身的生活、获取所需资源、进行自我发展与自我抗争。
社会工作作为分蛋糕和传递蛋糕的专业，拥有一个多层次的工作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的实务路径：一对一基础上的微观个案工作、中观的家庭和小组工作、宏观的社区工作和社会行政，每个层次的实务工作都有拥有各自的工作模式来应对不同的工作任务。
对贫困的最终解答也从来不是在某一个层次或某一个领域就能做到的，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诊治过程，要充分运用好专业理论、方法，仔细衡量各种伦理和价值。
尽管社会工作者在面对贫困问题时大有作为，但还是面临着许多挑战。官僚机制的限制、行政事务的重压、不断变化的现实情况都需要我们以更好的方式和状态去应对，积极找寻突破的机会，适应现实的情况下坚守专业价值和理念。
深陷贫困中的人很容易丧失改善处境的动机。当长期的、一系列的失败导致服务对象的习得性无助时，社会工作者要充分发挥鼓舞人心的力量；当面临环境中的不公时，社会工作者要努力与不公正、压迫和歧视作斗争；当政府力量不足以回应陷入困境中人们的需求时，社会工作者应当站出来。
社会工作永远不能放弃陷入困境而无力自我救助的人。
八、小结
飞速进步的社会犹如一台贫困制造器，呼啸着前进的过程中为落在身后的人们留下了没有硝烟的战役。正如前文所说，贫困会让人挨饿受冻，会带来哀鸿遍野，会堵上穷人的嘴，它的传染性和破坏性会为人类的文明蒙上阴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能停止与贫困的战役。
许多人正为此而生，为他人之贫而摇旗呐喊，一线社工在基层为更多的个体贫困者奔走，而研究者则在政策层为更多的群体发声，政府的政治承诺让穷人的声音有了回应，所以会有赋权、社会发展观和各项福利制度等反贫成果。
发展从来不应该以社会中任何一部分人的利益和权利作为代价，没有谁是应当被抛弃的，无声也不代表无妨，因而正视现实，听懂穷人沉默里的独白，以笔为武器，指向不止贫困的社会问题，可能这就是读书和研究的意义吧。
近期阅读书目：
蒂特马斯《蒂特马斯社会政策十讲》
（美）米奇利《社会发展：社会福利视角下的发展观》
（美）查尔斯·H. 扎斯特罗《社会工作与社会福利导论》
（美）迪尼托《社会福利：政治与公共政策》
（英）BarbraTeater《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
（美）纽曼、（美）克罗伊格《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质性和定量方法的应用》
（美）Roberta G.Sands《精神健康社会工作》
（美）艾伦-米尔斯《儿童青少年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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