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众所周知，中国“工业第一城”有三座：上海、苏州、深圳。
三座城市各有优势和特色，也有各自在全国拔尖的数据指标，上海工业增加值多年保持第一，苏州和深圳则在争夺工业总产值的首位。也因此，坊间对谁是“塔尖”的讨论从未休止。
近段时间，三座城市共同将目光瞄向同一个产业——医药产业。
上海先行一步。《上海市加快打造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的若干政策措施》目前已对外发布，提出到2025年，上海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研发经济总体规模达到1000亿元以上。
本月初，苏州发布“生物医药十二条”，为生物医药企业提供包括基金、债券、信贷、融资、贴息等在内的一揽子金融政策。外界认为，苏州是国内首个出台生物医药产业方面专项金融政策的城市。
与发力较早的上海、苏州相比，后进者深圳同样雄心不浅。3天前，深圳医学科学院（筹）揭牌，号称要打造成立足深圳、引领湾区、辐射全国、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转化创新基地。
回顾过去数十年中国城市的生物医药发展历程，城市进退与行业起落相伴的特征格外明显。眼下，生物医药行业被认为再度进入“调整期”，谁又能在新一轮比拼中胜出？
我们不妨回顾三座城市过去的几次“交手”，以及在一些关键时间节点的选择，或许能找到有关未来变局的一些线索。
一、“进击”的苏州
工信部日前正式公布了4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在入围的五个生物医药产业相关的集群中，上海张江生物医药集群和苏州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集群，成为仅有的两个以单个城市入围的集群。
这不是上海和苏州两座城市的首次“交锋”。
2018年，两座城市就曾“擦肩”。当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规上工业产值首次对上海实现反超，并逐渐拉开差距。到去年，苏州该指标已首次突破2000亿元关口，达到2002亿元，上海则为1712亿元，两市差距进一步扩大至290亿元。
当时，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正步入发展的第二个十年。倒回到其设立之初，这个被简称为BioBAY的项目提上日程，正与上海密切相关。
资料显示，在苏州工业园发展的早期阶段，园区曾专门组建队伍到上海取经，张江已发展十余年的医药产业进入他们的视野。由于新生的苏州工业园仍然缺少支柱性的项目，借鉴张江的发展经验，生物医药就当仁不让站上“C位”。
从“拿来主义”起步，苏州是如何实现“后来居上”的？
在分析苏州过去10余年发展历程时，超前布局和持续投入是常常被提及的一个经验。有本地媒体报道，BioBAY诞生时，由于“招不来大树”，与张江“正面冲突”又无异于“以卵击石”，于是选择另辟蹊径，“从零开始”，瞄准生物高科技的初创公司或刚起步的公司，明确将园区重点发展行业范围锁定在药物开发、医疗器械和生物技术三个方向。
在当时，做出这个决策并不容易。生物医药产业、特别是新药研发行业，是典型的投入高、周期长、风险大的行业，产出回报的时间动辄以十年为单位。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杨建中在后来的采访中回忆，“当时的工委书记整天追问我，这些企业什么时候爆发”，而他则总以“十年”作答。
面对一个不知何时会来的行业“井喷期”，苏州做足了等待的准备。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资金的持续支持。2007年，苏州创业投资集团改组成立，就是如今的苏州元禾控股有限公司。根据当时的安排，只要人才项目能通过严密的专家评审，成为园区的领军项目，集团就马上跟进投资，做合伙人。数据显示，元禾控股对创业企业投资比例最高达70%，支持力度可见一斑。
另一个侧面是，在元禾控股成立的20年里，有16年经营现金流都是负数。
事实表明，苏州等到了属于它的“第十年”。2015年开始，国家层面一系列有利于创新药的政策不断出炉，提前布局的苏州加速接过资本和市场的“橄榄枝”。到2020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的营收、工业产值两项指标连续3年保持20%以上增速。
二、“回头”的上海
如果说苏州医药产业是在“等待”后最终迎来收获，那么早早发力的上海正不得不经历新一轮调整期。
规上工业总产值被苏州超越，并不能概括上海生物医药产业的全貌。将数据维度进一步扩大至产业规模，上海对苏州仍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生物医药产业规模达到7617亿元，在2020年首次突破6000亿元后再上一个千亿台阶。
与此相比，根据《苏州市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集群建设实施方案》，苏州为2023年定下的目标是，生物医药产业规模突破3300亿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苏州生物医药产业是在上海“大树”下不断成长的一株“碧螺春”，苏州选择的板块，一定程度上也是融入上海整体版图的一块“拼图”。有分析人士发现，苏州选择“新药生产”，恰好适配上海新药研发产业；而苏州聚焦创业企业，也与上海“溢出”效应有关。
反观上海，作为中国最早发力生物医药的产业园区，张江“开局”即是外资大项目先后的入驻——第一家落户的罗氏制药作为龙头带动，奈科明、美敦力、史克必成等企业不断前来。到2007年，Biobay刚开始起步，张江已进入调整发展策略的阶段，将招商引资思路从求“量”变为求“质”，提高准入门槛，将重点转向培育核心企业。
这一“转向”，恰好为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留下一线生机。
目前来看，在抓住“大企业”上，上海可以说是成功的。有统计显示，从生物医药上市公司企业数量来看，张江共31家，苏州工业园则为12家，两地生物医药上市企业2021年总营收分别为2519.08亿元和92.33亿元。相较之下，张江优势明显。
但“抓大放小”“重研发轻制造”的发展思路，也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汤蕴懿等人发现，上海正在逐渐失去对生物医药产业链的掌控力，一个原因正是上海产业升级阶段偏好总部经济、研发中心，加上规模化生产中土地、人力等成本不断攀升，导致本地创新成果往往在江苏、浙江等地转化，技术过早转移。
而创业企业“墙内开花墙外香”，还可能从根本上削弱上海创新能力。有分析指出，虽然大公司在成果转化和商业化方面优势明显，但发挥其创新活力少不了一个完整的生态之城。其中，既包括创新效率和执行力更强的创业企业，也包括制造企业、医疗机构等产业链下游环节。
2019年起，上海再次调整生物医药发展策略，“挽回”出走的制造业。张江先迈出第一步，集约产业用地、新增产业基地，而后，上海提出“张江研发+上海制造”，到2025年共计推出可用空间近2.6万亩，以满足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空间需求。
三、深圳“再出发”
上海再次“转向”，也释放出一种信号。
如汤蕴懿等人提及，自疫情发生以来，越来越多人认识到，生物医药产业具有典型的强抗周期特点，在抗击疫情的推动下，由生物技术引发的新一轮产业变革势必会提前到来，国家间、城市间的竞争将加剧。
已有生物医药制造企业向上海“回流”。据上海本地媒体报道，诞生自上海的君实生物，曾将产业化布局置于苏州，几年后，公司业务进一步扩张，又回到上海，在临港建立大规模生产基地。而据业内人士观察，代表高端制造的生物制药合同开发生产（CDMO）行业已开始在上海多点分布，进一步完成“上海研发+上海制造”的闭环。
而苏州同样不甘示弱。新发布的“生物医药十二条”，每一条均对准创业企业发展的各类难题，特别是加码金融扶持力度，无疑将巩固和扩大其在生物医药创新领域竞争力。
一个原因是城市间的竞争压力，一方面，“标兵”仍“遥遥领先”——数据显示，北京医药健康产业累计完成工业产值4153.9亿元，高于沪苏两市总和；另一方面，以深圳为代表的“追兵”同样“来势汹汹”。
与沪苏不同，深圳对生物医药产业已属再次“进军”。深圳本地研究者金心异曾梳理历史指出，尽管深圳早在上世纪末就注意到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性、并早早作出相关规划，但过去十余年中，生物医药产业一直“起起伏伏”，并没有像电子信息产业那样“扶摇直上”。
究其原因，深圳面临着与上海类似的难题，即综合成本高、工业用地不足等，又无法像苏州那样找到细分领域大手笔“输血”，导致深圳最终更倚重于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这也意味着，尽管同属于工业大市，深圳生物医药产业相较沪苏发展，更为不足。从几张榜单的排名中略见一二：
根据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的《2021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竞争力评价及分析报告》，苏州、北京和上海的园区分居前三位，深圳仅排名第九，低于成都、武汉的内陆城市；而根据赛迪顾问发布的《2022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百强榜》，上海则高于苏州，两园区分居第二、第四位，深圳仍然仅居于第七。
此次“再出发”，深圳能否实现弯道超车？
坊间一种观点认为，深圳要与长三角有所错位，选择“换赛道”实现赶超，而结合IT优势，推动IT+BT融合发展不失为一种思路。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副院长刘陈立曾举过一个例子，一家生物设备企业需要用到自动机械臂，周边询价需要165万元，而深圳公司报价只要5万元，就使其选择迁到了深圳。
而尽管生物医药产业对时间投入要求很高，但也不乏“后发优势”存在。
参照上海、苏州的发展，创新和产业的有效协同仍是最重要的环节。参照其发展经验，深圳可以避免再走弯路、找到破题之钥，新设立深圳医科院无疑是一个有效抓手——根据深圳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指出，新的医科院建设思路将是称为一个枢纽型科研机构，将政府政策、公众健康需求、科学家研究兴趣和产业需求衔接起来。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城市进化论 （ID：urban_evolution），作者：杨弃非